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散论_贺雪峰

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散论＊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摘　要］　本文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最新观察。

作者接续《新乡土中国》相关论题，结合进入２１世纪农村社会的变化，讨论了新时期农村社会性质若干问题。

这些讨论既有对乡村社会的认识，也有对乡村社会性质的概括。

这些讨论可以深化学界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键词］　乡村社会；半熟人社会；乡土中国；农村社会学［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１１０（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７２－０７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的巨变是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第二个层面的巨变是农村基本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包括传统宗族结构，家庭结构等等。

这些基本结构的变化与当前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有关，农民进城，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变得开放，农民收入来源也多元化了，从而使得农村社会的传统结构更加难以维系；三是农民价值之变，之前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开始发生变化。

因为农村社会的以上三变就使得农村社会性质有了新的特征。

一、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及其理论意义在１９９０年代观察村委会选举，发现行政村与自然村有很大差异。

自然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所对应的是生产队，３０～５０户。

生产队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基础性结构，是生产、生活和人情共同体。

因此，生产队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生产队演变成村民小组，村民小组规模不大，在生产、生活和人情方面的互助很普遍，就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

与村民小组不同，村委会一般建在行政村，行政村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演变而来，一个行政村，２００～３００户，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人，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就超出了熟人社会的范围，在村委会选举中就出现了信息的不对称，由此形成了半熟人社会的模样。

［１］［ｐ．１－３］但是，熟人社会并非仅仅是信息对称，在费老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有公认一致的规矩，以至于语言沟通都变得不必要了。

这种信息全对称以外的公认一致的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

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释义系统和规范系统，由其形塑的农民的行为逻辑，我称为乡土逻辑，这种乡土逻辑的重要特点是中庸、平和、不出头，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不认死理、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人云亦公，大家都这样做，自己就这么做了。

丧失地方性共识的熟人社会或许仍然是信息全对称的，但农民行为逻辑却会演变成荆门农民讲的“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

这话的意思是，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尤其是农田灌溉时，有人想搭便车，不愿出钱出力，因为他了解还有人比他更需要灌溉且更担心灌溉不上粮食无收成的严重后果，这些更需要灌溉的或更胆小怕被饿死的人出钱、出力提供了诸如灌溉一类公共品，不怕饿死的人就搭便车免费获得了公共品。

这样一来，村庄中公益心高的农户或胆小怕被饿死的农户就成为每次公益行动中其他村民期待的对象，这些人在每一次公益行动中都被期待出钱出力，其他人则从中受益。

这些出钱、出力者要么利益受损要么受益最少，他们很快就成为村庄边缘人，因此首先成为“被饿死的人”，他们无力再来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４５卷第３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４５Ｎｏ．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作者简介］贺雪峰（１９６８—），男，湖北荆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供给公共品，那些不怕饿死的人也最终无便车可搭，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公共品无法供给，所有人的利益受损，所有人都因为没有灌溉粮食无收成而“饿死”。

也就是说，在缺少公认规范，离开乡土逻辑的情况下，信息全对称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算计他人，结果是人人利益受损，社会基本秩序无法维系。

在当前中国一些农村，村庄信息仍然全对称，但地方性共识却已经瓦解或陷入变动中，新的共识尚未定型，乡土逻辑也在蜕变。

熟人社会的含义已有变化。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已经发生分化。

尤其是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村庄以外，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解体，村庄边界日渐模糊，村庄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和异质性的增加。

过去习以为常甚至无需语言沟通的地方规矩解体，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兴趣、品味、秉性、需求都出现了差异，村民过去无拘束的交往减少了，村民越来越难以接受之前熟人社会中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

不仅在规范上，而且在信息沟通上面，村庄也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的逻辑。

这样一种行为逻辑，即构成半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既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的中间状态。

吴重庆将当前农村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２］所谓无主体，一是农村中青年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不在村里，村庄主体丧失；二是农村社会已经丧失过去的自主性，变成了城市社会的依附者。

吴重庆对村庄主体的强调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他在较为实体的层面理解农村“主体”，他认为，随着中青年农民这个社会主体周期性进城和返乡，村庄相应地周期性呈现出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熟人社会丧失主体的深层内涵还包括农民对村庄失去主体感。

这种主体感就是费老所说的农民与乡土的利益关联、情感眷恋和价值归属，主体感就是我们感，它触发了人们对村庄的责任与关切，可能与农民在不在村没有关系：有主体感时，远行千里依然心系故土，飞黄腾达要衣锦还乡回馈父老，最终还要叶落归根；丧失主体感后，即使身在村内心也在村外，村庄如何与己无关，自己得意失意也与村庄无关。

这是半熟人社会区别于熟人社会的又一重要内涵。

小结以上讨论，我以为，总体来讲，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乡村社区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这个半熟人社会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

第二，随着地方性共识的逐步丧失，村庄传统规范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行为，村庄中甚至出现了因为信息对称而来的搭便车，并因此加速了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丧失。

第三，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步丧失，越来越难以仅靠内部力量来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村庄越来越变成外在于村民的存在，二者的社会文化距离越来越远。

半熟人社会将是中国农村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现象，研究农村半熟人社会现象及其机制，是深化乡村治理研究和理解农村政策实践的重要方面。

“半熟人社会”的理论意义在于，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受“传统—现代”这个二元框架束缚，沿用欧洲现代化产生的进化论视角，将社会形态的演变设定为两种类型的替代，如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体—社会等等。

费老当年也接受了这个框架，认为乡土社会（礼俗社会）终将演变为城市社会（法理社会）。

这个框架既无法准确理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形态，或许也无法预判未来的农村社会形态，但研究者却依然沿用这个框架，他们要么认为当下农村依然是“乡土社会”，要么就是以“现代社会”衡量农村变迁经验，呼吁用现代社会的公共规则取代乡土规则、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培育公共伦理等等。

这不能不说是农村研究者的理论惰性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贫困。

“半熟人社会”这个概念为分析农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三维的框架，即“信息对称”、“地方性共识”、“行为逻辑”，前两者是社会性质的层面，后者则是微观行为的层面，信息对称和地方性共识状况塑造着农民的行为逻辑。

乡土熟人社会是信息全对称的，又有地方性共识约束，所以农民的行为逻辑表现出来就是乡土逻辑。

社会变迁中，信息对称程度在降低，即农民的熟悉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识也在剧烈变动中减弱甚至丧失了约束力，·３７·　第３期贺雪峰：　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散论农民的行动逻辑就表现得非常理性，这时的社会性质和农民行为逻辑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都无法解释的，是一个将长期存在因此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理论概括的社会形态。

社会变迁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我以为，农村社会将来不可能走向那个二元框架的另一端：法理社会（也就是陌生人社会），将来或许仍然是信息全对称的，新的地方性共识也已经形成并稳定下来，农民的行为逻辑也将不同于乡土逻辑和当下的过度理性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讲，“半熟人社会”既对当下农村社会形态及其变迁过程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而且对未来的农村社会形态可能也具有很强的理论预见性。

据此，“半熟人社会”当是理解中国农村的基本概念之一。

二、村庄社会关联与农民认同及行动单位“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它指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这是笔者过去对村庄社会关联的定义，也是现在的认识。

“村庄社会关联”这个概念与社会资本有相似之处，但社会资本侧重社会信任的测量，可以说是村民之间抽象关系的总和。

在具体关系的讨论中，“差序格局”是一个重要概念。

［３］［ｐ．２０－２５］费老说：“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他又说：中国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差序格局强调具体的特殊的关系，每个人的位置都有不同。

不过，在传统社会中，有两层关系尤其紧要，一是家庭，这是一个私的单位，是同居共财不分彼此的“小私”，二是宗族，这也是一个私的单位，是有强烈自己人认同的“大私”。

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权力难以直达乡村社会情况下，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公共事务，而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层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第一层是家庭，第二层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

费老讲的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论述，将差序格局看作了均质的实体，而忽视了差序格局各方事实上的非均质分布，其中家庭这个小私和“宗族—村庄”这个大私是传统乡村社会中尤其凸显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

现代性瓦解了或正在瓦解“大私”，留下诸多血缘联系的碎片，从而造成了村庄传统社会关联的区域差异。

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进入传统乡村社会的国家行政力量，首先是乡村行政组织，尤其是人民公社中的生产队建制。

生产队一般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起来，但与宗族不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建制，既是国家的行政建制，也主要对国家负责。

人民公社是相对于之前的“宗族—村庄”结构的公的力量。

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转化而来的行政村和村民组，就是国家在农村基层的代理人。

村组是“小公”，“小公”与“大私”在村庄层面重叠，但服从完全不同的行动逻辑。

“大私”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大私”的含义是自己人，是私人的，也就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