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现代诠释分析.doc

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现代诠释分析-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工业化大发展和物质生活大繁荣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等一系列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各地经济建设强烈要求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面临漫天雾霆和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因素，国家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要求人们必须逐渐养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因而，对墨子节用思想的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又节用思想是墨子经济思想中治理国家贫困的基本主张，庄子与荀子对此都有认同与褒扬。司马谈说:要日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讲，墨家贵俭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节用思想是墨子经济思想的理论起点，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节用思想重新评估与转化，力求用现代诠释学考虑其价值诉求，以便对墨子节用思想进行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

一、研究概况

首先，学界前贤对墨子节用思想的研究成果与权威阐释有颇多论点，以《十家论墨》为例。第一类是梁启超《墨子学案》(1921)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用经济学原字economy训话节用以统摄节葬和非乐，认为墨子经济学公例一讲消费，即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公例二讲生产，即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公例三讲劳力本位，即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公例四要分劳，即各从

事其所能公例五得贵时，即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公例六看人口，即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公例七讲分配，即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其实利主义范围太窄，而只顾积极的实利，无视消极的实利，强调义务生活，而缺乏趣味生活。第二类是王桐龄蠕墨之异同(1923)第八章结论认为墨家之经济学说是计较生利分利两者之多寡，经济观念以劳力为独一无二之生产要素，主张增加人口，讲求卫生，爱惜时日，经济政策多从积极方面着想。伍非百《墨子大义述》(1933)绪论说奢者多欲，不节其欲则费。费则天下有受其不足者，故节用生焉，用节葬反对厚葬,久服和非乐反对耳目纵乐、声色极好。方授楚《墨学源流》(1937)上卷第五章第四部分讲墨子之经济学说而立足物质生字胃，其方法在节用，而其目标则在利，把梁氏公例二至七归为生产方面，却把节葬,非乐和衣食住行等归为消费方面。第三类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5力墨子节葬不非殉部分，指出节用主张反对物殉浪费而赞成自意识,道义感人殉;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56)第五章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杜国库文集》论墨子指出节用和节葬，主张治国家贫穷，与非乐合为消极、时效的经济政策，原则是去无用之费严灵峰《墨子简编》(1968)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功利主义归为本、末二类非命、非乐、节用、节葬是治末的理论系统，除非命外都为功利主义一环，而基本原则是节俭，以此讲解节用四法、节葬二术、非乐主张。詹剑锋《墨子的哲学与科学》(1981)第四章墨子的政治学说也有涉及，但他主要阐述兼爱，尚同思想的统贯作用与历史意义。第四类是蔡尚思讲兼爱、非命主义化的经济思想打破亲疏、贫富不平等的余力相劳、余财相分和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认为其经济思想是加紧生产，节省消费，自动互助，归纳为生产、消费、分配三方

面，指出为圣之道在三相、贫富不均是乱因、经济决定道德和早婚多生育。

其次，考察新著。一是《墨学研究》，第三编第二章墨子的经济思想阐述生产观.消费观和认识的价值规律。墨子节用思想论述集中在消费观，其补充体恤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氏度消耗资源与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内容，并未展开它内蕴的价值诉求与外现的功能操作。二是《墨学与当代社会》，该书第八章节用节葬与当代消费观分三议题，即节用论、节葬论和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用内涵理解与前述大体相同，古者圣王节用在住、穿、吃、行方面做表率，从衣、食、住、行以及蓄私等方面揭露，当今之主奢靡，其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节葬论为其辩护没违背仁孝与圣王原则，儒墨论争要点针对厚葬久丧旧习，并从先秦前后类似说法、做法比较与现当代勤俭节约、铺张浪费现象分析，认为节制人的物质欲望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此著不如前贤分析透彻、系统、有力度，仅在现代学科认知的细化处理与社会发展的特色要求方面作了拓展，停留在经典阐释与现代故事中，未构建合理有效的操作系统与规划长期可行的措施方案。另据清华同方数据库查询，迄今发现相关巧篇，除去4篇重复，基本观点与前述无异，仅在理论细节操作上略有不同，补强了其现当代作用意识与意义诉求。

早期前贤开创性系统阐述与近期论著专业性补充说明，多从墨子节用思想的经济观与政治主张来了解其实际作为与意义诉求。为了进一步澄清其思想要素与总体要求，弥补对原文解读的认知障碍和缺陷，深入解析前贤理论方案而检讨其内涵认识迷误，有必要对墨子节用思想重新发掘、探讨。

二、重新认知

上述要点:梁启超的实利主义立场和经济学公例，分解其公例为消费、生产、劳力、分工、贵时、人口、分配，肯定节用思想对节葬和非乐思想的统摄，判析其消极、狭窄、不懂趣味。观点鲜明重实利，原则具体却标准不一，关系复杂却内涵局限。王桐龄等从经济学与节用论讲解其内涵与意义，认为其宗旨是节欲，方法是节用，目标是生利与分利，要素是劳力，立足物质生活考察其生产与消费内容。与梁氏不同之处在于用物质生活划拨生产与消费内涵，突出劳力要素作用和政策规划效力。郭沫若等人从政治哲学看，节用理念下节葬的人殉观违背人道做法非命放进节用、节葬、非乐系列思想重构，确立其原则标准、基本主张、方法方式、逻辑顺序和精神旨趣，在政治作为中肯定为消极、时效、功利的经济政策。主要从国家政治意旨而非经济诉求来阐释，部分涉及了认知局限与经济判断。蔡尚思在兼爱、非命的人文理念下彰显其经济思想，基本观点是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而增加合理分配内涵，确定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逻辑认知顺序。经济分析未超出梁氏划定的认知范围与内容，增补方授楚二分法成生产、消费、分配三方面，认知限于墨子政治主张与现代人文理念中，在文献整理与观念对接上做了系统工作。这可概括为二:一是梁启超引领的经济学观念的内涵分析与意义评估，突出生产、消费、分配的有效作为与合理规划，无商业流通环节。其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而非传统手工业生产和现代工业生产，消费侧重贵族生活消费而非平民生活消费与大众生活消费，分配付诸圣王之道的格外开恩，而非社会契约的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的系统保障。二是任继愈等政治哲学的理论判断与实际分析，按非命、非乐、节用、节葬逻辑认知顺序，明借或暗用兼爱、尚同的最高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