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暴力背后官场生态：根源在选人用人体制

软硬暴力背后官场生态：根源在选人用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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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16期
4月6日，陕西宁陕县太山庙镇政府工作人员小解和李某因为打架而“双双出名”了。

中国官场是一个文火慢炖的场域，讲究话语谨慎、行事得体。

但在这几年，中国官场上的“武斗”渐渐多起来。

如何面对同僚迎面挥来的拳头，逐渐成为少数官员开始琢磨的事情。

很难防住“十八般武器”
一名处级干部表示，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或许无法避免，彼此暗暗较劲也是常有的事，有时一语不合也会发生冲突。

像湖南祁东县科技局党组成员肖文命砸局长用的是烟灰缸；广东湛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庞康稳的“武器”是座位牌、矿泉水瓶。

“更惨”的是江苏滨海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吉皓，他激怒该局副局长陈步良后，被踹至股骨粉碎性骨折。

现场有他的五六名同事，包括局长与另一名副局长，愣是无人敢上前。

直至局长等人离开，才有人将吉皓送到医院。

大部分官员打架事件曝光后，只要没有法律规定的故意伤害的动机和后果，组织上大多希望双方握手言和。

最令人震惊的，是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他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交代其杀害情妇事实，可谓“官场硬暴力”的极致。

无独有偶，原佛山高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梁瑞强为了扳倒高明区委书记马亮照，指使人在国内两家知名的论坛网页上，出现多篇不同标题但内容几乎一样的攻击马亮照的帖子。

帖子称，在马亮照任职期间，“授意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巧立名目征收貨柜入场费，设区直机关小钱柜，侵占账户资金。

”为了扳倒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手法之恶劣堪称“官场软暴力”的典范。

相比之下，最可悲的是举报他人后，自己也落马的官员。

宜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赵飞曾实名举报上级魏常平，最终，魏常平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但赵飞也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降为副县级非领导职务。

公安系统里的另一位副局长谢龙生和赵飞的命运有几分相似。

早在2012年9月，时任英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谢龙生和政委朱应忠就曾在网上实名发帖举报上级——英德市公安局局长郑北泉，称郑北泉充当一贩吸毒团伙的保护伞，利用手中职权干扰谢龙生和朱应忠办案，还多次放出狠话威胁干警。

当年11月，郑北泉就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当地纪委立
案检查，之后被判处徒刑8年。

但讽刺的是，在郑被纪委立案调查一个月后，刚刚从北京回来的谢龙生也被纪委带走调查，据悉，谢龙生是被要求协助调查“8·27”英德爆炸案。

由此看来，想要实名举报，自己“干净”才最重要。

官场畸形生态孕育暴力土壤
令人不解的是官员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理应比社会普通民众道德水平、政治觉悟更高一些，人格更健全一些，法治意识、宗旨意识更浓一些，不至于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然而这样的事偏偏发生了，而且频频发生。

我们是否能把它仅仅归结为官员的个人道德问题，抑或法治意识淡漠？
古人云：“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

官场生态恶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是：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改革具有生死攸关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换句话说，要改变官场畸形生态蔓延的状况，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

论及官场生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权力”或“公共权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古今中外官场人物的常态，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官场生态文明不文明、正常不正常，主要不是体现在官员个体对权力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体现在如何获得权力和权力行使的目的上。

在政治文明的条件下，权力的获得是通过“社会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或民主的形式实现的，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在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运行的。

这就是说，在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在权力透明化的情况下，官场生态一般不会恶化，在获得权力时，大家可以按照原则和程序公平竞争，大家都是“透明人”，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手段“恶性竞争”。

毋庸置疑，我国近几年之所以频出官场暴力事件，根本原因还是“如何获得权力”及“权力行使的目的”没有刚性的制度制约，为一些目的不纯、不老实、不正派的人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使选人用人不正之风蔓延，买官卖官重现，几成顽症，破坏了官场正常生态，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了党和政府威信。

剥去权力的“附加值”
官场生态恶化、暴力频发这一现实说明，我们在选人用人体制机制科学化、民主化、客观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也就是说，在“如何获得职位权力”上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目前，我们虽然在选人用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选官、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选人”，“一把手”在选人中权力过大又没有制约的状况。

官场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公共权力变成了个别人手中的“私器”，形成社会上所谓的“官二代”现象。

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一把手在选人用人官场中“欺上瞒下”、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明目张胆地歪曲中央的用人政策，冠冕堂皇地借选拔“年轻干部”“后备干部”之名塞进“私人关系”，
并美其名曰“推进改革”，乃至于买官卖官，群众敢怒不敢言。

搞散了群众的精气神，搞坏了组织团结和组织生态，进而搞乱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官场氛围，不老实、不正派成为升迁捷径，以至于酿出为了升官使用暴力的事件来。

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根本的还是要在选人用人中真正落实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特别是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一把手选任中的民主。

同时，为了使公共权力行使能真正体现公共利益，体现为了人民的目的，必须下决心从关键制度环节上遏制特权和腐败的蔓延。

真正让个人的职位权力和政府机构权力摊在阳光下。

使权力从“神龛”走向人间，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之变成一个“职业岗位”，这个岗位的唯一特殊性就是更多的辛苦、更多的奉献，那些觊觎权力而又目的不纯的不老实人就会自觉走开。

我们知道，权力运行不公开透明，很可能就变成了寻租的工具，变成可以私下交易的“商品”。

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社会治理真理。

权力不公开透明，文明社会公共权力的目的和性质也就发生了质变，变成了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敌人。

古人云：“心以利倾，智以势惛”。

如果一个人有权有势，而且腐败的“利润”很高，成本很低，那么，一些人就是杀头也要干，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出现为了升迁杀人的暴力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暴力的出现，是官场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

各种资料显示，官员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

可以说，尽快遏制官场腐败是消除官场暴力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