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加重犯罪责关系新论

结果加重犯罪责关系新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构造模式从内部来看，主观面属于平行性罪过，即基本犯的犯罪故意与加重犯的犯罪过失两者之间虽然有主次之分，但两者不仅在起因上各不相同，而且所指向的犯罪结果也不相同，相对独立；客观面呈现梯度质变关系，即基本犯侵害的法益与加重犯所侵害的法益是成正比的梯度关系。

从外部来看则属于想象竞合关系，即基本犯与加重犯在外观上属于想象竞合范畴。

正是由于其特殊而复杂的构造模式，刑法规范上才将其作为一种修正的犯罪形态予以特别规制，通过对其刑事归责原则的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中肯建议。

标签：结果加重犯；想象竞合犯；梯度质变关系；构造模式；归责原则结果加重犯的形态源于宗教法上的“自陷禁区”理论，之后，在其构造与归责问题上就先后出现了间接故意理论、故意与过失组合等观点，直到目前，仍然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

正如台湾地区刑法学者柯耀程所言，迄今所有诠释加重结果犯的见解，仍难尽如人意。

为了揭示长期困惑学界的迷思，本文着力对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模式与归责原则加以研讨。

一、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

根据以上概念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结果加重犯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拟制性即法定性，或日特别规定性。

没有法律的规定，就不能构成结果加重犯，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中处罚法定的要求，同时也是结果加重犯与其他罪数形态，如牵连犯、连续犯等不同之处所在。

当然，这里的法定性并不是总则性规定，只是分则中个别性规定。

因此，可将法定性视为结果加重犯的首要特征。

对法定性特征，中外学者一般持赞成态度，如有的指出：“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以刑法上有加重其刑之规定者为限，为各国刑法所共认。

虽因犯罪，致生一定结果，而刑法上并无加重其刑之规定，与结果加重犯无关。

”(二)法益梯度性指的是基本罪所侵害的法益与加重罪所侵害的法益是成正比的梯度关系。

有的称两者之间呈现出“升层关系”，笔者称之为“梯度质变关系”。

因为，不仅从基本罪到加重罪两者所侵害的法益升层了，且两者所侵害的法益在刑法上分别与不同的罪名相对应，更为重要的是，两种称谓所体现的立场与视角各不相同，前者是站在规范角度把整个结果加重犯视为一体所得出的结论，而笔者则是从事实的视角与解构的立场来认识这个问题的。

(三)单一行为性即从观念上来看，结果加重犯中尽管有基本罪结果与加重罪结果这两个结果，但就犯罪行为而言，则恒定为一，如论者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理论中，结果加重犯没有认为可以是南于两个以上的行为构成”。

(四)平行罪过性即结果加重犯中同时存在着基本罪罪过与加重罪罪过两个罪过，这两个罪过的地位有所不同，其中基本罪的罪过可被视为主要罪过，因为它才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原动力所在，而加重罪罪过具有一定的附随性，即其本身只是在主要罪过驱使下实施基本罪时所伴生的罪过。

这两个罪过不仅在起因上各不相同，而且两者所指向的犯罪结果也不相同，因而，各自构成独立的基本罪与加重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罪过均已“名花有主”，相互独立，又属于平行性罪过。

一般来讲，基本罪过应当属于故意，而加重结果的罪过则只能出于过失。

(五)一罪加重性或日修正一罪性，即尽管结果加重犯具有数罪的外观，但按照法律规定对其均以基本罪一罪定罪，同时规定较基本罪更重的法定刑。

这也是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性特征所决定的后续性特征。

结果加重犯的一罪特征在罪名中均有体现，即所有的结果加重犯，包括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在内，并没有另立罪名，其与基本罪的罪名是同一的。

同时，加重性特征均为法律明文所规定。

(六)对象同一性即基本罪与加重罪均指向同一犯罪对象，这是结果加重犯在犯罪对象上的明显特征。

以我国刑法中的具体罪名为例，不论是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抑或是强奸、抢劫致人死亡，其基本罪与加重罪的犯罪对象均具同一性。

(七)因果相当性即基本行为与重结果的发生应当具备相当的因果关系。

目前司法实践中所遵循的较低的因果关系的现状，值得反思。

下文论述到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模式属于特殊类型的想象竞合犯，而加重犯均为过失犯，尽管作为观念上的竞合犯罪，但是，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因果关系与认定独立犯罪的因果关系应当坚持同一个标准。

二、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模式(一)内部构造：平行性罪过与梯度质变关系1．基本罪罪过与加重罪罪过属于平行性罪过以故意伤害(致死)罪为例，由于本罪的基本犯以及危及生命的犯罪均属于典型的自然犯，所以，任何故意伤害罪的適格主体均能对故意伤害行为所附带给被害人生命造成的危险性有相当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在故意伤害的同时已经存在的，所以，此种情形中行为人同时具有对基本罪与加重罪的两个独立的罪过。

由于两个罪过内容不同，笔者称之为“平行性罪过”。

正如有学者所言：此等犯罪，本具有发生更大恶害的结果之高度可能性，亦即其基本行为中，含有发生重结果之高度危险性之犯罪。

此类犯罪之行为人，一般对结果之发生，至少并非偶然。

由伤而死之结果，纵行为人不欲其发生，但在经验上仍属盖然的结合。

从刑事立法成例来看，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十七条明文规定：“因犯罪致发生一定之结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规定者，如行为人不能预见其发生时，不适用之。

”此即要求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必须有罪过的存在，否则不能让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2．基本罪与加重罪之间的呈现梯度质变关系所谓“梯度质变关系”，与“法益的梯度性”是同一含义。

质言之，基本罪与加重罪两者在事实上属于同类，在规范上则属异质。

如在故意伤害罪致死中，基本罪的伤害后果与过失致人死亡(加重罪)的死亡后果，从事实上来看，均属于生命健康权范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而在刑法规范上出于对生命健康权的周密保护，将故意伤害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单独作为两罪来规定，说明立法者是把两者视为独立的两罪。

不管刑法如何规定，健康权与生命权具有内在必然联系是不会改变的，两者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梯度质变关系，即凡是侵害健康权的行为必然包含着侵害生命权的危险性，当这种危险性转化为实害后果时，危害后果就由故意伤害转化为损害生命了，便有了结果加重犯存在的客观条件。

如同论者所言，结果加重犯，并非单纯故意犯与过失犯之竞合，其基本犯固有一定之限制，即重结定仍然以本罪(基本罪)定罪处刑的犯罪形态。

由此可知，在抢劫罪中，如果对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系出于故意的话，从常态的立法模式选择来看，应当采用比较成熟的转化犯模式，即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事实上，立法者出于对抢劫罪严厉的否定性评价的需要，径行对该罪设置了不低于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且采用了“非转化犯”的模式。

由此可见，抢劫罪的加重犯中一部分采用结果加重犯立法模式，一部采用非转化犯的立法模式，而后者则不属于结果加重犯，这就是混合的结果加重犯的基本构成。

同时，作为混合的结果加重犯的另一种立法模式，则表现为同时采用了基本的结果加重犯与转化犯相结合的模式，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中，致人重傷、死亡的情形，即为适例。

(二)我国结果加重犯的归责原则种类与应然状态结果加重犯的内外构造均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其归责原则的种类与状态。

1．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基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管采用何种立法模式以及如何组合罪名，都不能违背这项原则的要求。

我国对结果加重犯所采取的立法模式存在着相当的含混性，不利于罪责均衡在司法中的实现。

其实，国外亦早有学者质疑加重结果犯违反平等原则，因为结果加重犯之例可适用想象竞合犯处断。

适用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比起结果加重犯的量刑往往比较轻微，也因此结果加重犯被抨击为偏离竞合规则。

该观点指出了对结果加重犯采用统一立法可能存在着过分加重刑事责任的弊端。

也有学者指出，对于加重结果是基本犯罪的加重处罚条件还是加重结果犯的构成要件要素。

理论界一致倾向于后者，即认为加重结果不单纯是一个处罚问题，而且是一个罪质变化的问题，相对于基本犯罪而言，加重结果犯应是一个独立的新罪。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既然结果加重犯具有独立性，是一个“新罪”，我国并没有赋予其新罪的地位，而以基本罪来加以囊括，就难以做到罪责均衡。

2．以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为基准既然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模式源自想象竞合犯，因此，一般来讲，就应当以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为基准，即对于一般的结果加重犯的量刑只要达到了“从一重处”的效果，就实现了基本的公平。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现行刑法中被解释为结果加重犯的犯罪形态，有些可以回归想象竞合犯的适用，有些可以用转化犯的立法方式加以解决，有些可以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

3．以数罪并罚原则为补充既然对于想象竞合犯的处罚，以“从一重处”为原则，以数罪并罚为例外，那么，对于更加特殊的以想象竞合犯为原型的结果加重犯，在一定情况下以数罪并罚的强度。

来处罚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三)对我国立法规定的反思与建言1，限缩适用范围尽管结果加重犯的存在往往是必然的，如果在设计量刑时，不是过度违反充分评价的原理，则结果加重犯作为一种归责原理，的确能具有在法理上和刑事政策上“收拾残局”的价值，但是，根据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特征与构造模式，立法上规定应当体现补充性的特点，而不宜任意扩大适用范围。

正如论者所言：“惟刑法对于加重结果犯的规定，乃仅限缩在特定类型的基本行为，主要是针对行为足以侵害身体或者健康的基本行为作规范，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则不以结果加重犯的形态视之。

”2．明确加重罪过有关研究通过对417例故意伤害致死案例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故意伤害致死的主要死因为机械性损伤(占整个死因的97.4％)，而在机械性损伤中，引起死亡的损伤主要是钝器和锐器。

由此可知，一般人对自己故意伤害他人所导致的死亡结果在主观可能存在故意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如前所述，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罪罪过属于过失范畴，但目前的立法模式中给人以故意与过失兼而有之的假象，不符合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宗旨。

对此，已有论者指出：“消除对结果加重犯规定包含故意与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类型。

由于故意责任与过失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责任形式，将其以同一法定刑设置，按相同的刑事责任看待，与刑事责任理论相冲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

”笔者建议在刑法修订时，明确凡是“致人重伤、死亡”的，其主观上均为过失；对于主观上出于故意的，采取转化犯的立法模式，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对于混合的结果加重犯模式也是如此。

例如，对抢劫罪中故意致人重伤、死亡的，也按照转化犯的立法模式加以规制，这样做的结果还可对死刑罪名起到缩减的作用，把死罪尽量集中在“蓄意害命”的罪名上，可谓事半功倍。

3．澄清因果关系即在对加重罪的认定上应当采用相当的因果关系，而不能采用较低的因果关系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