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托派的一点思考

陈独秀与托派的一点思考摘要：本文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及加入托派组织提供了一点看法，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提供了了一点看法。

关键词：陈独秀；托派；大革命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一个被连选五届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终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党，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

其中问题错综复杂，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他们的思想曾经陷入怎样的歧途，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错了，这一批批投入中国革命热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永远不可以被抹去。

关于陈独秀与托派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思想上予以认识才能在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才可能有所明白，所以我想从陈独秀的思想上先说，然后再分析大革命失败以及之后的种种导致他走向了托派。

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与人格魅力陈独秀出生于1979年，卒于1942年。

他的一生经历中国革命的几个重要关节点，而他从戊戌变法开始投入政治运动的热情铸就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诞生。

我不曾了解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怎样的潜质，我也不知道一个思想家所具备的要素。

但从陈独秀看来，奋斗是一个革命思想家所要具备的品质。

陈独秀最初是康梁派的支持者，二十世纪初几次东渡日本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巴黎和会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向劳工运动，再到后来受大革命失败影响走向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到最后的宣布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的这一生思想一直在变，从一个侧面反应当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哀，追逐于西方思想潮流反而是禁锢了自己。

陈独秀应该说走在那群知识分子的前头，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经历了中国风雨飘摇饱受压迫摧残的七十多年，但与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陈独秀从康梁派走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甚至走的更远。

从学习精神来说，陈独秀不停的批判与学习是值得提倡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这种精神特点却为他后来的人生境遇埋下了伏笔。

陈独秀的精神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不懈奋斗和始终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他最大的人格魅力。

陈独秀一生曾经有过四次蹲监狱的生活经历。

如果的大而化地讲，陈独秀的一生真可以说是“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独秀认为，“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不得不说陈独秀的这种乐观精神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他孤独寂寞的最后十五年，不得不说陈独秀的乐观是他精神当中的宝贵财富，也必须肯定的正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乐观精神才使党饱受挫折而愈挫愈强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而提到陈独秀人格魅力，坦荡就是不得不说的关键词，鲁迅曾经有过一段深刻的描述“假如把韬略比作意见仓库的话，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个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不得不感慨，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尔虞我诈权谋利诱充斥知识分子中的年代，能做到这样的坦荡是让人万分敬佩的。

二、从开除党看陈独秀思想其实理解陈独秀有些问题是很难搞清楚明白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真的很难理解当时他为什么表现的如此强硬，和党分开的如此决绝。

这个党一直是他的心血啊。

他曾经是如此的为建立共产党奔走，除却大革命失败，他也曾经也领导了党走向过辉煌，他也曾领导过轰轰烈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现在他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这真是他内心真实是想法吗？离开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离开这个他为之奉献心血汗水的党？他真的准备好了吗？我只能说这不应该也很难是他冷静思考的结果。

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大革命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其次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他长期对党的建议得不到采纳和理性的正确对待以及关于谁应该对大革命失败负责的问题上长期得不到他认为的公正对待导致他对这个党失去了信心，再加上事实上他和当时的党的话语权威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是越来越大并且已经是脱离了一个严谨讨论问题的状态了。

王明在1929年9月1日发表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中以极“左”的方式——打棍子、扣帽子对陈独秀进行了无情批判，一定程度上双方的矛盾已经是难以调和了并且经历过大革命之后陈独秀在党内可以亲近的人已经很少了。

晚年的陈独秀在面对请他到延安养老的建议时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当然我们也可能认为陈独秀内心并不是认为自己离开了共产党，在1929年9月，成立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个托派组织的时候，陈独秀将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且这个名称在1931年的上海的托派统一大会上得到了通过。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在陈独秀看来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事业，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陈独秀1933年4月20日写的《辩诉状》中，他慷慨陈词“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是的，我们怎么能够怀疑陈独秀的信念呢？他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陈独秀的诸多文章有一篇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那就是陈独秀1927年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一卷第五期的一篇题为《党国》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中陈独秀讽刺了报纸上关于“党国”的叫法，文章中写到“所谓‘党国’，不知道是指‘党与国’，还是说‘党的国’？若横暴之徒，硬说是‘党的国’，则北洋‘军国’既倒，任然没有‘民国’；若非国民党党员的老百姓，任然是无国之民或是党国顺民。

”可能这篇文章不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我却认为它反映了陈独秀思想中最最重要的部分，他是为老百姓以及一切被压迫的人在革命，党应该只是为民族谋福利的工具而不应该是压迫人民的工具。

这样一个纯粹的人可能真的不在乎是否被开除出党，他在乎的是是否坚定的站在人民一边。

他的思想主张或许有错，但他拳拳爱国之心却真的是让人崇敬。

这就是陈独秀，他真的事实上被共产党开除了，他一生的悲剧纠缠在此之后达到了高峰，但他内心的坚定却一如既往。

三、大革命失败与投身托派有研究者指出：“当中共处于幼年时期，要领导1924到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

”（王学勤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页）其实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说，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所应负的责任是有限的。

首先在中共“五大”上，他虽然任然被选为总书记，但由于“在坚决反对北伐而北伐终于胜利的事实面前，陈独秀已经不能维持它的威望了。

”他事实上已经是没有实权了。

其次，也是最最重要的是，中共一直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

1923年至1927年该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考虑的十分周到。

陈独秀长期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工作，长期的无法施展其全部抱负，可在关键是时候却被推上了烽火浪尖，却成了“替罪羊”，心中的压抑与悲情是必然的，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最初的一年里，出于对党的忠诚，出于对无数革命同志牺牲的深切悲痛，也是对自己过去种种的深刻反思，他其实一直压抑反思，他也是事实上的承担了近乎全部的错误。

如果没有托洛斯基的出现，结果可能真的不一样。

在《郑超麟回忆录》中有记载，1925年的5月中旬或下旬，尹宽带了几份托洛斯基的文件，陈独秀曾经有过抵抗与怀疑，但最后他还是仅对个别保留意见，其余的全部接受了。

而这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其中原因我认为有这些：1、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不热衷权利，但他希望被理解，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而从大革命失败以来，他一直向中央表达意见，并且历史证明其中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真知，对当时盛行的左倾错误的批判也是很中肯的，但当时中央有些人甚至“当作笑话到处宣传”这让陈独秀很受伤，以至很长时间不再给中央写信。

2、在对待大革命失败问题上，陈独秀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公正的对待，先前的“八七会议”拒绝邀请陈独秀参加却对陈独秀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甚至人身攻击，在之后的“六大”上虽然对他的责任做出了公正结论，但陈独秀一直对共产国际诿过于人的做法深怀不满。

3、当时全党上下都在反对机会主义，而托洛斯基表现出更早的先知先觉，并且双方在大革命失败原因上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使得陈独秀有遇到知音的感觉于是对其推崇备至。

4、从整治前途来看，陈独秀一直渴望的革命理想已经于现实的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此时党内讨论又无法解决，陈独秀自然而然的选择转向一个新的组织想继续一展宏图。

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加入托派后，他长期处于组织团结托派成员，建立托派中央。

5、从思想层面上看，陈独秀错误的认为他与托洛斯基一拍即合，这从陈独秀初期的抵抗上可以看得出来，在这后他便开始一定程度上的曲解自己的意思去迎合托洛斯基的见解。

总的来说，陈独秀走向托派有其历史的巧合，但却不得不说的是也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时间郁郁不得志，长时间的压抑必然要有释放的舞台，而托洛斯基充当的可能更多是一个释放的媒介罢了，有学者研究指出，陈独秀的思想与托洛斯基其实有相当的是不可调和的，比如“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认为中国只能“工农专政”。

比如在对待农民问题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中虽有对农民的偏见与歧视之词，但仍然承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譬如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写道“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则不是对农民阶级充满了歧视和偏见，而且对农民阶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农民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

还有其他种种，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独秀所接受的托洛斯基更多的是报答托氏的知遇之恩，更多的解脱自己内心疾苦。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陈独秀走向托派可能是必然，但并不意味着的是他一定接受托派的思想，事实上他在后期也对托派的极左思想极为反感，也曾于1939年写信给托洛斯基讨论提到这个问题，这也证明陈独秀思想之独立。

四、陈独秀思想中的误区与闪光点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陈独秀问题的关键还是他对中国国情一定程度上的错误认识。

陈独秀出身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

祖父与父亲都是教书为业，而十八岁以后他有几乎是一直呆在城市里，与农民接触不够。

不能对农民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陈独秀于是坚持马克思的城市暴动理论，对农民产生了偏见，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甚至写道“没有城市工人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殊不知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阶级（富人与富商）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别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