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障碍分析及其路径选择_万虹

DOI:10.13793/ki.42-1020/c.2006.05.012２００６年９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Ｓｅｐ．，２００６第３３卷第５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３Ｎｏ．５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障碍分析及其路径选择万虹（湖北大学研究生处，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２）［摘要］政务信息公开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行为诉求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根本要求。

针对我国政务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障碍性因素，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无疑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政务信息公开；障碍性因素；路径选择［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７９９（２００６）０５－０５７１－０３一、政务信息公开：我国行政改革的诉求政务信息公开是指“政府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公开与社会成员利益相关的所有信息，并允许公众通过查询、阅览、复制、摘录、收听、观看、下载等形式充分利用政府所掌握的信息的行为与制度。

也就是说，政府信息公开包括行为和制度两个层面，行为以制度为依据”［１］。

政务信息公开是保证社会公众权利和政府高效行政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大众化的政府没有大众化的信息或给予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那么它不过是一出闹剧或一出悲剧的序幕或二者皆是。

而在传统政府的运行过程中，官僚制组织对内为了加强其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对外为了维持其组织边界，总是有意无意地封锁信息。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社会公众往往难以了解政府运行状况，或者由于这种了解所需的高额成本而只能对此保持“理性的无知”。

信息封闭不仅包括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封闭，同时还包括政府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与组织之间的信息封闭，这已成为我国政府正常运转的掣肘。

第一，信息封闭导致权力异化。

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成员为了避免因彼此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无谓消耗，基于某种契约而进行的自身权力的部分让渡。

众所周知，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基础之上的，以此规定着政府与公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必须以增进公共福利，维护公共利益为其最基本的价值选择，而社会公众对权力运行状态的监督是最有力的监督。

因为这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剥夺了社会公众的权利而将其置于社会与政治的边缘，因此公共权力往往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其运行也就缺乏了来自本原意义上的制约，公共权力的异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信息封闭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而要保证我国社会公众参与管理的政治权利，首先必须保证其知情权。

知情权与参与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基本政治权利，成为了现代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

而传统政府组织的信息封闭却在事实上剥夺了社会公众的这种知晓的权利，也就由此在事实上剥夺了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因此，我国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是以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的知情权为基础的，保障公众知情权已经成为了我国各级政府的基本义务。

第三，信息封闭影响政府决策的科学有效性。

“政府管理的驱动力是权力，政府管理的过程就是权力与信息的有机结合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信息封闭使得传统政府组织必须独自处理和应对更多的信息，而缺乏外在的参与和支持。

现代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贝尔滨研究认为，“人对事物作出反应的时间与所关注的事物的数量成指数关系，也就是说，人每次只能专注于同一件事情，可供选择的范围越大，决策所［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２－３１［作者简介］万虹（１９６９－），女，上海人，湖北大学研究生处助理研究员。

５７２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３卷需要的时间越长”［１］。

官僚组织的高层组织作为组织生命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同样受到这种“单通道能力”的制约，而当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瞬息万变的信息使得信息流量往往超过了其所能有效处理的边界而形成信息超载时，必然出现或是延迟决策，或是根本不做决策的情况，而带来政策缺失或政策失效，而且即使此时决策者根据适时的心理体验而集中作出了决策也会由于无暇考虑所有的偶然事件与压力因素而难以确保其理性与合乎逻辑性。

同时，这种信息在封闭系统中的传递将带来信息失真而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组织作出决策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无疑是真实的信息，各个层次的人或利益集团都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对信息进行随意的修改和编辑，许多原本是假定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信息经过组织层级的传递往往变成了明晰的、最终的、确定的信息，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而影响到决策者对信息的甄别。

而在这些信息基础上作出的决策无疑难以保证其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这种权力与信息转换的时滞导致政府管理往往错过了公共事务处理的最佳时机。

第四，信息封闭导致管理中的条块分割。

传统组织中的信息封闭也易于形成部门与地区之间的专业主义，形成彼此之间的“信息隔离”，专业主义原本是指在一个团体内部中所拥有与共享的技术与知识，而在传统政府组织的专业化过程中，这种专业主义却得到了极端程度地加强甚至一直扩展到纯理性权威，其潜台词就是“我们知道的比你多，所以要按我们说的去做”，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在管理过程中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在管理过程中的整合，而最终形成了政府管理过程中的条块分割。

在我国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过程中，沟通与公开具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并彰显着公平、公正、公开以及参与的政治意涵。

二、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障碍性因素分析政务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改革的行为诉求与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需要，虽然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信息流向单一，信息滞后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在广度和深度上大打折扣，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部门利益驱动。

地方组织以及各个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在“行政权力中心”的思想的驱动下，往往抵制这种信息公开机制。

因为掌握信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掌握权力，而权力则意味着利益，对权力的过分贪恋形成了许多部门与组织中的政府官员对信息“权”的垄断。

而政务信息的公开则将其置于了政府运行的“金鱼缸”中，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由此受到了严格的、全方位的监督。

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弃手中掌管的社会信息资源的垄断权。

他们总是倾向于消极应对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要求，往往将重要的、关键的信息封闭起来而将一些过时的、无关紧要的信息公布于众，这使得我国政务信息的公开在很多地方陷入了严重的形式主义之中。

第二，政务信息公开缺乏制度规则的保障。

“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承认公民对国家拥有的信息有公开请求权，国家对这种信息公开的请求有回答义务的制度”，“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任何人都有权请求公开一切行政机关所拥有的信息，而不论与请求信息的利害关系或者信息的使用目的如何”［２］７４。

因此，政务信息公开需要相应配套的制度规则。

而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政务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目前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政务信息公开法或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法规，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以保证政务信息公开正常有序地展开。

第三，政务信息公开手段的滞后。

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公开手段对信息传输的速度以及这一手段在社会中深入各个层面的深度，现代社会中的网络与信息技术无疑是最有效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手段。

而在我国政府管理的实践中，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时代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政府工作人员往往把信息与网络技术归结于专业技术人员的领域，自己从心理上并不真正愿意拥有这些技术，因此，他们并不会真正去学习和应用这些技术而将其革命性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受到知识结构的制约，成为“网盲”、“机盲”，再加上政府网络缺乏优秀的专门人才，知识与技术的缺乏足够的支持，这使得政府上网形同虚设，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缺失了网络这一最有效的手段。

第５期万虹：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障碍分析及其路径选择５７３三、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路径选择第一，制定统一的政务信息公开法。

制定统一的政务信息公开法可以对政府在信息公开中的义务、功能以及信息公开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保证广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能够最大限度地共享信息资源。

美国于１９６６年制定，并经过１９７４、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三次修订形成的完整的《情报自由法》，保障了广大公众的知情权。

早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我国香港地区也修订通过了《公开资料守则》，其中界定了政府可以提供资料的范围、规定了公务员提资料的方法、政府对外提供信息的手续等内容，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二，建立和加强政务信息公开的法律监督机制。

在制定统一的政务信息公开法之后，更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其实施，因此需要加强法律监督机制。

通过执法监督，检查政府机关是否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制度规范，向社会公开了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尤其应当注意加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情况的信息公开问题的监督检查。

对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精神，予以坚决纠正，对于故意违法的行政主体的负责人和当事人，应当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章则制度的规定，加以查处，从法律上切实保证广大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第三，构建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平台，塑造电子化的政府。

现代社会中，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为各个层次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由于其交流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无中介性而成为了政务信息传递与共享的必然选择，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所塑造的电子化政府形成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传播模式，为之提供了信息共享与一体化的有效手段。

因此，我国政府信息的公开需要大力发展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并以此为支撑政务信息共享与交流技术平台，实现了政务信息采集、加工以及政府决策的系统化、网络化与集成化。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递与共享的成本。

四、简短结论政务信息的公开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改革的行为诉求，成为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需要在对我国政务信息公开所存在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塑造一个开放、透明的政务信息公开机制，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而这种塑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政府的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以及行政理念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变革，需要在对新时代中政府的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进行考量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与政府运行需要以及社会公众需求相适应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