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几个问题《政治生活》、《科学社会主义》特邀审读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沙健孙《政治生活》教材的开篇部分说：“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的，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由此可见，正确地分析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我们讲好《政治生活》是特别重要的。

下面，我想就我国人民政权的创建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等问题谈一点看法，供教师参考。

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不辞千辛万苦，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的真理。

因为当时的中国只面临着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

所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他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十分虔诚的。

毛泽东说过，在当时，学了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

⑵康有为就曾乐观地预言：以中国之广土众民，又有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可资借鉴，必定“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多，但成效却甚少。

太平天国革命遭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洪秀全本人殉难，《资政新篇》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无从实行。

戊戌变法，有如昙花一现，仅只百日，即告失败。

光绪皇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

除了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以外，所有的革新措施都一风吹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依然存在，“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而已。

孙中山本人就沉痛地说过，清朝被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盛，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这场革命也流产了。

这就是说，先进的中国人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为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和革命所进行的斗争，统统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

这个基本的事实，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方案的有效性的极大怀疑。

这种怀疑论，成了人们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的推动力量，为人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土壤。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这个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它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这个革命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视野，使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也还是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

一种方案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一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物或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他们主张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反复的检验。

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由于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连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们，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也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承认了共产党建国方案的正确；只有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

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受它们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

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它们在中国的这类殖民主义利益将会随之丧失，而且它们还将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这是它们所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⑶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阶级。

它没有能力领导人民为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它们所经营的，主要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很不充分。

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于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软弱的地位，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不表现出软弱的态度。

它一方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它由于对外国垄断资本有相当的依赖性而不敢彻底反帝，由于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密切而不敢彻底反封建，它尤其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

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中的多数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

他们企图通过“改良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纯粹是一种幻想。

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极其狭窄，由于自身的残暴和贪婪，是极度脱离人民，因而也就是十分虚弱的。

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

它根本不可能对人民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

由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五项决议之后胜利闭幕。

按照政协协议，中央政权将实行议会制、内阁制(这种体制比较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中央应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省长民选，省可制定省宪，这为解放区政权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保障。

按照这个协议去做，也将会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设若干有利的条件。

但是，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

相反，在政协会后不到10个月，它就将政协协议彻底撕毁了。

这样一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也终于丧失。

中国人民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人民革命的路，走人民民主专政的路，走经由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从8月份开始，他们纷纷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建立新政协、筹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55人联合发表政治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⑷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和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的确立，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一般被称做人民民主制度。

就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来说，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政党制度来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国家结构形式来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在这种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种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进行选择的结果。

这种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它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它保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

与以往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而是保护广大人民的机关。

正因为如此，与旧政治制度比较，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我们必须坚持这种基本制度。

既然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和改革的。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

它的一些具体制度和一些制度的具体环节上还存在着若干缺陷和弊端。

例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便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