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秘书回忆:决定枪毙宋德贵时我捅了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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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秘书回忆:决定枪毙宋德贵时我捅了乱子.txt只要你要,只要我有,你还外边转什么阿老实在我身边待着就行了。 听我的就是,问那么多干嘛,我在你身边,你还走错路!跟着我!不能给你幸福是我的错,但谁让你不幸福,我TMD去砍了他 罗瑞卿秘书回忆:决定枪毙宋德贵时我捅了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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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罗瑞卿部长当秘书
罗瑞卿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人民公安工作的奠基人。从1949年至1959年整整十年间,他在公安部长的岗位上,呕心沥血,担当起“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重任,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怀念。
正在这段时期,我担任了他的政治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我思想上的教诲,工作上的指导,作风上的熏陶,使我终身获益,难以忘怀。
新中国建立之初,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全国还有大批残余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不甘心失败,在全国城乡到处进行疯狂破坏活动。许多紧急情况,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以文件电报电话各种形式,涌向新建立起来的公安部,摆到罗瑞卿部长的面前。他要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对策,向中央、国务院(当时是政务院)请示报告,向各地公安机关下达指示。加之罗瑞卿受命公安部长的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来公安部队成立,又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管的事多,会议也多。当然这十年中,罗瑞卿不管兼职再多,他始终坚持公安部长的岗位,主要抓的还是公安工作。但是,光是公安部的工作,就够他忙碌的了。
幸好公安部在成立之初,从五湖四海调来的人员组成的机构,还是很强的。为部长办公提供直接服务的办公厅,主任徐子荣,副主任刘复之、李国章也是很得力的(我开始担任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秘书处长,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开头第一年,罗瑞卿虽然公务繁忙,对办事机构的配合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随着斗争的开展,特别是中央“双十指示”(1950年10月10日)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公安部的工作就越来越紧张了,每天收到各地公安机关报来的文件电报也越来越多。办公厅为此,在调研室按地区分组,专人看各地来的文电,重要的,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看后送阅。尽管这样做了,还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和部长的要求,为此挨过罗部长几次批评。正在这个时候,罗部长在送阅的一份文件上又亲笔写了较长的也是分量
很重的批示:
王仲方同志转徐、刘、李:你们三位办公厅主任一位秘书处长,这样的事自己不动手,随便交给一位秘书,办了以后,你们又不严加审查修改,不管要得不要得,就一下推给我,实际上是你们指挥我办,好像你们是首长,我是你们的办公厅主任或者秘书一样。我对于这件事是不满意的。请你们以后不能再这样。我之所以要这样严格批评你们一次,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形,实在不止一次了,有好多次了,我早就提批评了。
徐子荣、刘复之、李国章和我看到这个批示,有些紧张。我们只好一面向部长检讨,一面想改进的途径。镇反运动发动后,来自中央和各地的文电确实很多,要求答复又很急。在一次研究小会上,徐子荣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办公厅派一位“大使”到罗部长身边帮助他处理文电可能会好一些。可是谁来当这位“大使”呢?物色来物色去,总找不到适当人选。
此时我考虑再三,给罗部长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增设一位政治秘书协助处理重要文电。我提出的最佳人选是刘复之同志,刘一定会帮助部长大大提高文电处理的效率。考虑到办公厅任务重,万一刘不能脱身,一时又找不到更适合的人,我就自告奋勇地提出,如果部长和办公厅同意,我愿意先来试着做做看,不行,再换更适合的人。罗看到这封信,放在案头,告诉秘书他有时间约我谈。过了不久,徐子荣主任找我,说罗部长提出,需要配备一位政治秘书,要调我去他身边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既然已经自告奋勇,也就义不容辞了。
1951年1月,我到南池子缎库胡同里1号罗部长宿舍向他报到。这是一个大院,已有几位秘书在办公。我的任务是协助罗部长看办公厅和各业务局送部门阅批的文件,情况不明或问题未说清楚的,先查明情况,提出拟处理的意见,送罗部长审示,再按批示起草答复文电稿,部长审阅签字后速同原件送办公厅和业务局办理。不需草拟答复的,即将罗部长批示原件退给送阅单位;按照罗部长的要求,协助办公厅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参与起草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决议稿,以及罗部长外出考察时起草考察报告;承担起草罗部长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杂志发表的公开文章;有时陪罗部长步行或乘电车去北京市几个派出所,了解民情及派出所工作情况。
罗部长为人开朗、豁达,但是对人对事要求极为严格。所以给罗部长当秘书,一般情况下风平浪静,但不是没有风险的,我就遇到过一次。
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
。因为基建倒卖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开公审大会执行。公布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这天天朗气清,罗瑞卿准备同家人一起带孩子去游公园,汽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在车旁等候上车。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作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他这时从楼上下来,准备带孩子去公园,他自己也稍微放松一下。见到我来找,一定有什么事,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变得极其严肃,简直冷若冰霜,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醒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明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多次,一致同意作了决定,已经批准的,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这时候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明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罗部长这时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经国务院批准,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反映,干扰了您,干扰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
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给罗瑞卿部长当了十年秘书,这对我是重要的学习和锻炼。十年间,我和罗部长经常在一起,工作上的接触,思想上的交流是很密切的。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师生、同志、朋友的友谊。不论我们在不在一起工作,不论他当了多大的官或者被罢了官,不论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磨难(我在“文革”中,因为曾经当过罗的政治秘书,被林彪亲自点名关押了六年之久),甚至不论他在世去世,这段友谊都是永远难以忘却的。
文/王仲方 摘《公安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