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历史地位演变轨迹探析

先秦儒学历史地位演变轨迹探析
作者：张腾
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02期
【摘要】儒家学说从初创至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的指导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学并称“显学”的儒学，并非名副相实。

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先秦儒学倡导的德治、仁政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霸政要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纷争局面使儒学无法独尊。

【关键词】春秋战国先秦儒学霸政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生活规范，从其初创至西汉武帝大一统集权政治“独尊儒术”后，不断吐故纳新，历经两千余年，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核心思想，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先秦儒学的初创
儒学的创立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楚人可以北上”。

①各种学术思想竞逐，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交流的载体—“士”阶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孔丘是儒学的奠基者。

孔子思想与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礼”。

孔子主张，统治者只要修身养性，实行仁政，就可“使民富之”、“使民归之”，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②这种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理想政治诉求导致先秦儒学成为形而上学的说教，不能被各诸侯国君所接纳，在动荡的乱世无法实施。

“礼”在古代社会和国家结构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下对上的服从，通过宣讲“秩序”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他认为这是“天下无道”，要使天下太平就要“为国以礼”，试图通过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被尊为“亚圣”的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孟子从性善论的观点出发，宣扬仁政和民本思想。

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要把这种人性固有的善性发扬光大并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且仁政要建立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基础上。

孟子大力倡导制民恒产、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③孟子的政治观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效法先王；二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王是否具有仁德。

这种纯粹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说教，在当时无法起到安邦治国的作用。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春秋战国时中国历史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大动荡时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随着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瓦解和礼乐制度的崩溃，西周王室日趋衰微，新兴地主阶级自身经济实力的膨胀导致其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以期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而不被消灭。

孔子及其信徒追求的是一种虚无飘渺、不切实际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实现要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

具体来说，就是要具备圣人的品质和优点，其本质是要挽救西周宗法等级制度，恢复西周的礼乐社会秩序。

因此，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差距太大，更不符合各国国君的政治利益，结果只能是受到冷遇。

孔孟极力倡扬“士人”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即“从道不从君”，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品格，主张以道德对抗君主的权势，这种不畏权势，以道德自重，以人格自尊的精神，在统治者看来就是桀骜不驯，它显然不符合强调九五之尊的君主的意愿。

至于君臣关系，孟子则将孔子所主张的相互尊重推向极致，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④。

孔孟的政治观一方面因其大肆宣扬圣王之道，倾向复古而使人有不合时宜之感，同时其主张完全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之上，也使人觉得难以变成现实，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宣扬的君臣关系与君主专制的理论精神相冲突，是对君主权力的“僭越”，这让各国统治者无法忍受，更不会接受其理论主张。

先秦儒学由理想状态向早期官学形态的蜕变
孔子及其追隨者向往的理想社会在充满战争、杀戮的乱世显得遥不可及。

面对礼崩乐坏、征战杀伐的残酷现实，儒学是要固守最初形而上学的说教，还是要勇敢地接受现实主动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解决了儒学面临的生存危机，避免了儒学在百家争鸣的激烈竞争中被边缘化。

为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霸政要求，荀子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学说，主张礼、法兼施，王霸并用。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⑤人性与礼义是相互违背的，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克制，势必导致争夺、犯上，而忠信、礼义等就会荡然无存。

因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用礼义法度和道德规范去约束、引导民众。

荀子在重视礼乐教化的同时，还强调刑罚在维护社会规范和稳定中的作用，主张“援法入礼”。

荀子改变了孟子“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不再单纯把仁义道德作为治国安邦的法宝。

因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仅凭君主的仁爱不能使纷争不断的社会走上和谐，更不可能在短时期使人们的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

因此，荀子为了迎合统治者，极力强调加强君王的权威，强化君王与臣下的等级差别，因为“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⑥。

这种强调等级差别，强化君王权威的理论，较之孟子的“与民同乐”，更易得到君王的欢心。

在个人立身处世上，荀子不再像孟子那样强调个人的尊严，强调个性的不受约束，强调道德对于权势的抗争，而是从严守等级制度出发，重视下对
上、卑对尊的服从，认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⑦。

这种强调严格遵守等级制度的主张，其目的就在于强化人们的等级意识，培养忠厚老实的顺民。

荀子的思想虽然仍以儒家为主体，但又吸收了法家的理论，借鉴了道家的精华和名家的长处，更吸收了黄老之学的某些要素，从而改变了孔孟儒学“唯我独尊”的做法，确立了开放的学派风格。

孔孟儒学到荀学的这种变化，昭示着儒学的政治实用性在逐步增强，标志着先秦儒学由理想状态向早期官学形态的转变。

对先秦儒学历史地位演变的两点认识
先秦儒学倡导的德治、仁政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霸政要求。

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时代，各诸侯国只有采取适合富国强兵和争霸战争需要的治国方略，才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而儒家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不符合残酷的斗争需要，因此只能遭到统治者的冷遇。

与儒家思想相反，法家思想更能在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的动荡社会里得到推行。

法家崇尚“耕战”以立国于四方，强调运用法、术、势以维护国家安定，其目的是要通过严刑酷法确立君主神圣的威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最终达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这显然与强调通过“内圣”而达到“外王”的早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

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触及到了通过僭越手段获得权力的“乱臣贼子”的软肋。

这种借助正名的形式来强化人们对于等级名分的认同心理，在权力更迭频繁的乱世是无法被新兴地主阶级接认可的。

这也是早期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到冷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纷争局面使儒学无法独尊。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旧的统治秩序被瓦解，新的统治秩序在逐步建立，这种统治秩序上出现的真空状态导致阶级结构的沉浮变化和重新组合。

原来在宗法制度下处于最底层的“士”阶层迅速崛起并发挥著重要的作用，竞相奔走于各诸侯国，宣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各派为了使各国国君采纳自己的主张，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政治主张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同时，各国为了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自保并立于不败之地，推行礼贤下士的开明政策，重视知识分子（“士”阶层）在安邦定国方面的作用，对各种学说思想和政治主张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儒学不可能成为“独尊”于各学派之上的显学。

（作者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讲师）
注释
①张践，马洪路，李树琦：《中国全史·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②《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页。

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杨伯峻、杨逢彬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7页。

④《孟子·离娄下》，杨伯峻、杨逢彬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36页。

⑤《荀子集解》（下），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4页。

⑥⑦《荀子集解》（上）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6页，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