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2013年日本学界的明清史研究_小武海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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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庆 东 南靖 海记 》
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
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
特木勒
【期刊名称】《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年(卷),期】2009(000)001
【摘要】<正>明朝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①刘迎胜先生认为,明朝四夷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亚洲研究所有两项主要职能:翻译外国文书和培养翻译人才。
学界一般认为四夷馆成立于永乐五年(1407)。
所以,四夷馆与其所在的明朝政府一样,经历了迁都的过程。
2001年,笔者在《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发表论文《明暹罗馆设置考》,讨论万历初年明朝政府在其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的背景、过程以及馆内师生的情况。
②在谈及万历七年(1579)暹罗馆开馆问题时,拙文说暹罗馆的馆址是根据张居正的提议,选"在本馆(四夷馆)之西"建设的。
至于四夷馆的方位,笔者引徐学聚《国朝典汇》所记"置馆【总页数】2页(P174-175)
【作者】特木勒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8
【相关文献】
1.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 [J], 特木勒
2.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J], 乌云高娃;刘迎胜
3.明朝四位袁凯小考 [J], 袁明州
4.明朝迁都六百年:“永乐北迁”的历史回顾 [J], 夏维中
5.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学校——明朝四夷馆 [J], 张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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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译语》与东乡语词汇探讨
《华夷译语》与东乡语词汇探讨
《华夷译语》（Huayi YuYuy）是一部由陕西华夷两宋时期（14-17世纪的）的僧侣子鸿出版的经典翻译作品，全书总共77卷，着眼于记录和翻译东乡语词汇。
《华夷译语》收录了多种语种，其中重要的就是当时的东京地区语言，也就是东乡语。
它系统地记录了东乡语的语用，包括生活用语、习语、正式语言和文学用语等等。
书中收录了一些早已失传或不常使用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常常隐藏有古代语言中重要的内涵。
因此，《华夷译语》在保留东乡语词汇的同时，有助于世人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
《暹罗馆译语》所见古泰文的汉字对音及相关问题研究
［海外汉字研究］《暹罗馆译语》所见古泰文的汉字对音及相关问题研究**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各民族及'一带一路'邻国语言文字中汉字音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 （18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李晨雨郑伟【摘 要】《暹罗馆译语》是明清以来四夷馆、会同馆等官方机构所编《华夷译语》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反映的汉字对音材料可以作为明清汉语音韵、古泰文早期读音研究的重要参考。
本文 从版本源流、汉字对音所见音节结构特点、汉字对音所见汉语基础方言、相关史实钩稽等角度，对 《暹罗馆译语》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并介绍了本文作者的相关见解。
【关键词】华夷译语；暹罗馆译语；汉字对音；古泰文；汉语近代音【作者简介】李晨雨，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
郑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古文字与古文献、现 代汉语方言等。
（上海200241）引言明朝中央政府设立的负责教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联络、接待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及外国来 往使臣的专门机构，前者称为“四夷馆”，后者称为“会同馆”。
清顺治年间，四夷馆改为四译馆。
乾隆时，四译馆与会同馆合而为一，改为“会同四译馆”，职责不变。
四夷（译）馆下置蒙古、女 直、西番等馆，暹罗馆也在其列。
四夷（译）馆作为明清政府设立的一所专门培养语言翻译人才的学校，以教学为主，对教材的 编纂十分重视。
而接待外来觐见、朝贡人员的会同馆也会有一些简单的翻译手册。
这些机构出于教 授语言和日常翻译的需要，曾编写过一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或外国语的对译材料，后世统称为 《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是这类对译辞书的集合，《暹罗馆译语》是其中一种。
《华夷译语》甲、乙、丙、丁四种版本的区别在于，甲种本单指洪武时蒙汉对译的《华夷译 语》一种。
乙种本又称永乐本，一般都分为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指的是四夷（译）馆所编各馆 255中国文字研究•第三十辑“译语”，即汉语和诸番语对译词汇，来文是指四夷朝贡的“表文”。
“华夷译语”调查记
作者： 冯蒸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57-68页
主题词： 河西译语;华夷;会同馆;语言研究;明清两代;文化遗产;北京地区;四夷馆;长时间;图书馆
摘要： <正> '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官方编纂的若干种汉语('华')和非汉族语言('夷')的对译辞书的总称,是我国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们大多是明清两代的抄本,刻本甚少,流传不多。
解放以前,这些图书文物长期不被人们所重视,致使许多珍贵的文本流到海外。
而国内现存多少,它们的性质如何,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也无人问津。
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查访和阅读,深感这份珍贵的遗产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保护和研究、利用,为此撰写了这份调查记。
中国外语发展历史
中国外语教学历史外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官方学校教育体系里，始于我国近代，已经有较长的历史。
明代初叶，随着明朝政府对外经贸活动的发展，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外语作为不同国家之间交流必不可少的语言载体，其需求越来越强烈。
1.明朝政府于是在1407年(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
这是我国正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所外文学校。
据《明史》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掌译书之事。
”入学考试“止考汉文数字或七言绝句，人馆后再学番文。
”开始学生只学“翻译杂事”一门普通课程，后来又增加了“译写来文”和“回答敕谕”两门新课程。
馆里的老师“多征自外国”。
从这些记载来看，这实际上是一所由官方掌管、外教执教、为明帝国对外交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官办学校。
2.到了清代，国家对外交往的需求日益紧迫。
清朝政府于1644年(顺治元年)在翰林院设置了“四译馆”，遴选一些翰林学士学习外语。
1727年，增加了“俄罗斯文馆”；1748年(乾隆十三年)，“四译馆”改名为“会同四译馆”。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割地求和，国力衰微，外侮加剧。
晚清重臣奕诉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深感学习外语与圈运兴衰紧密相关，便上奏折说，“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1862年(同治元年)，清朝政府以俄罗斯文馆为基础，设立了“经师同文馆”，下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等，托开了外语教学在我国扩大、发展的序幕。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朝政府颁布了《钦定中学堂章程》，将外语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列为中学堂的主要教学课程。
3.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划》，次年颁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把英语为主的外语作为中学必修课程。
1922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统一规定，以英语作为中学外语教学的必修课程。
东亚译语考——兼论元明与朝鲜时代译语之演变
编辑。
在世界文化史上，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长期以来，东亚各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兼通双方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材。
“象胥”、“译”、“典客”、“舌人”、“译官”、“译语”、“通事”等，均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
同样，口译人员也普遍存在于东亚诸族中。
东亚诸族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也使用“译语”这一术语。
考诸文献“译语”这一术语，在东亚诸国史籍中含义有三，一是指充当翻译的口译人员；二是指翻译之事；三是指互译语言[1]。
唐代，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原学习，日本人习称遣唐使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渤海、新罗等东亚国家的职官制度深受唐制影响。
政府中亦设有“译语”之职。
到了元明时期，随着编撰“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多种对译辞书的出现，“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互译之事和对译语汇这两种意义。
但同一时期的高丽则不同，据《高丽史》记载，在高丽“译语”仍指口译人员。
朝鲜王朝受明、清影响较深，也编撰了许多他国语和朝鲜谚文对译语汇。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考就东亚“译语”自唐宋、高丽时期主要指口译人员，到元明朝鲜时代，主要用来指他国语和本国语的对译语汇的演变过程。
一“译语”一词的由来“译语”作为口译官，在东亚诸国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渊源是十分重要的。
（一）《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
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
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
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
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
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
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鲍 卉内容提要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
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
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 访华纪行诗 日本学人 近代文明论〔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１０－０７ 近代欧洲文明裹挟着西方对于自身优越价值的认同及潜藏其后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意识的肯定，冲击了古代中国以有形的如政治“朝贡”等规则秩序及无形的广博富赡的文学文化思想构建起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华夷秩序”。
近代日本既惮畏西方船坚炮利的威慑，又鉴于东方文明的西风残照，亦恐其陷入殖民泥沼，遂发“文明开化”之令，以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为代表将学习欧洲文明作为目标。
在东西方文明交织转变进程中，作为文化场域中的知识分子承担了理论传播和普及的“媒介”作用，他们将高深的理论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渗透于文学创作的“常识”之中，①“将属于这个阶层的特殊价值观普遍化”。
②汉诗作为日人言志缘情的经典方式传之千年有余，近代日本访华学人以走访、考察、旅行等形式创作了诸多行记及汉诗形式的纪行诗，使未能访华的日人读之“则足不出户庭，而得知其各地之形势情状”，③并展现出其在“文化故国”与“政治异乡”身份困境中的方向抉择，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近代欧洲文明的追随，并在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历程中逐步确立自我主体性，试图达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重组幻想。
然而，激进的自我定位和极端膨胀的民族主义最终使其走向自我毁灭。
中国与日本的华夷之辩与东亚近代史
坏了多少图书。
四就是对汉族人才的牢笼和钳制，官缺分满汉，满主要担任较为高级的职务，满汉同
级的满高于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邹容在《革命军》一书对此有深刻分析：“满洲人
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
在维新派的手中，这些“反动书籍”被当作了“反白”的“黄种种族革命”的精神源泉，
维新派把“满洲全族”比做保守的德川幕府，期望光绪帝能为明治天皇，而自比勤王之师
。
“黄种种族革命”在当时的东亚，是一种潮流。大黄种主义或曰大亚洲主义，在中、日
、朝三国都有很多的信徒。据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
，收拾以上各党派（指造反的哥老会、白莲教等）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
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期望日本成为这个能凝
聚中国人心的“非凡之士”。
同年，他在《对华迩言》中再次分析道：“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
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在认为欧洲必然会对中
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满清入主后，并未对满汉矛盾的消除做有效的努力，反而对中国本部十八省实行一种
殖民式的统治，钱穆先生称之为“部族政治”。主要的有:
一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禁止满汉通婚，甚至在国中设立许多禁区，禁止汉人入内，
吁日本当局要尽快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
以孙文为代表的“反满革命”与以康梁等为首的“黄种革命”，纠缠交织在一起，令
百年来中国因明学的研究概况
百年来中国因明学的研究概况姚南强提要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复又分为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二支，并分别东渐至日本、朝鲜、蒙古，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
只是在宋元以後，因明典籍逐渐佚亡，在汉地几成绝学。
近代以来，随著佛教在中国的复兴，因明研究亦随之复苏，当代中国成为印度因明、汉传因明、藏传因明这三大学术传统的共生点。
本文对这百年来的中国因明研究作了较系统的回顾，从因明典籍的译介、注疏，因明义理的研述，因明的比较逻辑研究，以及对国际因明研究成果的译介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的介绍和评价。
其间既包容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内容，又综合了内地和台湾、香港的最新研究动态对因明义理的研究，近代的中国学者主要是以从佛理和逻辑两大角度进行的。
就研究层次而言，又可分为三种，力图比较完整地展现本世纪中我国因明研究的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同时也清楚地分析了不足之处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
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
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
藏传因明侧重於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
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随著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天主是陈那的高足，《入论》是对《理门论》思想的概括和发展，在叙述上也更为集中和通俗，唐疏多达十几家，故《入论》历来是汉传因明研究的重点。
近代以来，僧俗学者又纷纷为其作注，计有十余种、元以後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了日本。
二十世纪初，随著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苏，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研究的第二个春天。
仔细分析起来，这百年来，中国因明又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发展过程。
1896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大疏》，并加以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因明开始复苏的标志。
「五四」以後至三、四十年代，汉地的因明研习逐步形成高潮，涌现出欧阳竟无、太虚、吕、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陈大齐、虞愚等一批大师，各类著述多达几十种。
记我国最早的汉日互译教参——寄语
记我国最早的汉日互译教参——寄语
任萍
【期刊名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32)001
【摘要】明代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研究日本的热潮,出版了许多研究日本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大都收录了日语词条--寄语,成为我国早期研究日本及学习日语的重要参考资料.明代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培养翻译人员的中央机构,四夷馆使用的教材<华夷译语>中的寄语与明人研究日本的著作中的寄语相比,具有音译准确,词意丰富等特点.
【总页数】4页(P30-33)
【作者】任萍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420;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65.9
【相关文献】
1.中国日语教育界的日汉—汉日互译偏误分析研究之管窥r——以《日语误译文分析》的偏误分析研究为例 [J], 李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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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知语言学视域下汉日隐喻互译 [J], 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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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日互译中文化的不可译性探析 [J], 郭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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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日本对中国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作者： 文以明
出版物刊名： 史学史研究
页码： 68-75页
主题词： 日本 中国史学史
摘要： 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近年有重大进展。
《史记》、《汉书》等经典史籍的研究仍是一大重点，并且有新的创见。
学者认为史学思想上的“华夷”的内涵，是随着历史与史学的发展而变迁的。
历史分期问题不但是历史的也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
有的学者提倡重视全局性、关键性重大历史课题之研究，发挥史学严肃的社会功能。
主张把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与全局上予以考察。
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1)
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1)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从12世纪20年代至15世纪中叶，至少行用了三百余年。
而在李氏朝鲜，司译院女真学的少数学者可能直至16世纪仍在继续研习女真语文。
女真语言文字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明朝编纂的《女真译语》。
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以《女真译语》为研究对象的《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女真语文学的正式形成。
女真文字的金石墨迹资料，最早为人所知者是刻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元初周密《癸辛杂识》已提到此碑，明李濂《汴京遗迹志》也有著录，清嘉庆十年（1805年）问世的王昶《金石萃编》则首次刊布了此碑摹本。
自19世纪至20世纪末，在中国、朝鲜及今俄罗斯境内，陆续发现的各种女真字碑刻、摩崖、墨书题记、文书残页以及牌符、铜镜、官印铭文等等，总计已达30余件，这些新发现为女真语文研究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重要文字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
本文试图对迄今已知的女真语言文字资料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著录及解题，故名之曰“总目提要”。
内容分为“传世文献资料”和“金石墨迹资料”两个部分。
相信本文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对女真语文学、女真史和金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传世文献资料1）《女真译语》《女真译语》是明朝所编《华夷译语》中《女真馆杂字》和《女真馆来文》的合称。
《华夷译语》共有三种：（1）洪武《华夷译语》。
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奉敕编纂。
这种本子只有蒙古语，与女真语言文字无关。
（2）四夷馆《华夷译语》，中国学者多称永乐《华夷译语》。
明永乐五年（1407年）置四夷馆，四夷馆初设鞑靼、女真、西番、回回、百夷、高昌、西天、缅甸八馆，后于正统间增设八百（媳妇）馆，万历间增设暹罗馆，共计十馆。
各馆分别编辑本馆《译语》，用于对各少数民族及各国往来文书的翻译。
各馆《译语》大都由“杂字”和“来文”两个部分组成。
杂字专辑词汇，系该种文字与汉文对照，并以汉字注写读音；来文辑录当时进贡表文，与汉文对译。
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
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张美平
【期刊名称】《中国科技翻译》
【年(卷),期】2011()2
【摘要】明政府重视发展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海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
为了满足跨语沟通的需求,创办了教习译写番字的四夷馆,培养了一批从事对外交流与贸易的翻译人才。
从教师的聘用、译字生的招选以及外语教学来看,四夷馆的做法具有典型性。
【总页数】4页(P63-64)
【关键词】四夷馆;译字生;翻译教学
【作者】张美平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9
【相关文献】
1.“教习译写番字”四夷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J], 董春燕
2.明代四夷馆的设立与外语教学活动考辨 [J], 李红梅
3.我国最早翻译馆明四夷馆组织制度研究 [J], 周静
4.“教习译写番字”四夷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J], 董春燕;
5.明代四夷馆的设立与外语教学活动考辨 [J], 李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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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馆译语》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模式的一致关系
作者： 聂大昕[1]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53-59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3期
主题词： 语言接触;历史文献;华夷译语;外汉对音
摘要：《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是乾隆敕谕编纂的两种汉语和民族语、汉语和外语对照的"华夷译语".学界对两种译语有过一定关注,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二者内部关系尚不明朗.本文从外汉对音的角度出发,结合《川番译语》等"华夷译语",考察了《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注音汉字和注音字组的特征,发现二者在用字、对音层面的一致关系,并总结出两种译语的核心对音模式.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华夷译语"的语言及历史价值.。
明朝日语学习研究
【关键词】明朝；日语学习；研究【中图分类号】G64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0463（2020）17—0142—02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
明朝时期，由于勘合贸易、倭寇扰边等原因，明人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其中，明人对日语的学习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本文将对明人学习日语的原因、方法及成效做一个探讨，以期对当今日语教育有所启发。
一、明人学习日语的原因概括地讲，明人学习日语的原因分为官方原因和民间原因两种。
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通过朝贡和贸易来维持。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主动和日本取得联系，派遣使臣，颁布诏书，以期将日本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当中。
从这之后一直到嘉靖时期，都和日本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在交往过程中，需要有会日语的专业人才进行翻译工作。
明朝在开设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四夷馆时，认为四夷馆的作用是为了“应对九夷，壮观一统”［1］。
而当翻译人员学成后，有部分人则会被安排进市舶司工作，其目的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是要“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
由此可见，在明朝政府看来，进行官方日语教育，培养日语翻译人才，是为了实时了解日本的情况，保证朝贡和贸易顺利进行，更好地维护明朝“天朝上国”的地位和形象。
而在民间，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明人对日语学习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一方面是为了和日本进行走私贸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朝沿海地区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2］，有志之士为了抗击倭寇，自发开始了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例如嘉靖年间的《日本考略》《筹海图编》，万历年间的《日本考》《日本一鉴》《日本风土记》《复国经略要编》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些有志之士认为明朝“承平日久，民不习见兵革，一闻警息，鲜不股栗，则以未知倭情故也。
兵贵知彼知我，夫所谓彼我者情也，知其情则知有，所以御之，可无惧倭矣”［3］，就是说明朝久不用兵，对日本了解不足，所以才会受到倭寇的侵扰，抗倭时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战胜敌人。
《暹罗馆译语》新考
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韩一瑾李英:《暹罗馆译语》新考《暹罗馆译语》新考韩一謹李英摘要：《暹罗馆译语》是明四夷馆所编《华夷译语》的一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汉暹对 照词典及公文合集。
《暹罗馆译语》成书于万历六年至七年间，主要编纂者为以通事身份 由暹返华的暹罗国官员握文源，其为操北方官话以外方言的中国人。
其中，《暹罗馆来文》源于真实朝贡表文，编纂者遵循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基本规律对其进行了文本改编与次 第编排。
《暹罗馆杂字》单音节词主要来源于其他馆译语，特别是与《女真馆译语》相似度 极高；每门类下紧接单音节词的部分双音节词是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的偏正式、主谓式词 或短语，位于《暹罗馆杂字》每门类之末的另一部分多音节词与暹罗特产、中暹两国交流关 系密切，这些特有词汇的主要来源是暹罗馆来文。
关键词：华夷译语；暹罗馆；辞书编纂；中泰交流史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2 —0153 —09作者简介：韩一瑾，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李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广东广州510275)四夷馆初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原有八馆，后于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 (1579)增设暹罗馆。
为使译学有传，永乐至万历年间四夷馆编有双语对照的语言学习类教材，其中 既有每馆所辖语言与汉语对译的分类词汇集（称为“杂字”），亦有二语对照的往来公文集（称为“来 文”），杂字与来文可合称为“X X馆译语”，十馆译语汇集在一起，统称作《华夷译语》“乙种本”，也作 “永乐本”或“四夷馆本”①。
暹罗馆自建馆之初，就着手于《暹罗馆译语》的编写工作。
现存世《暹罗馆译语》两卷，一曰《暹 罗馆杂字》，一曰《暹罗馆来文》。
《暹罗馆杂字》分为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等18门类，门类下每条词目由上至下依次罗列暹罗 语词条、汉语对译词、汉字译音三部分。
如开卷“天文门”第一条最上方为暹罗语词条“你”，中部为 汉语对译词“天”，词目末位是汉字“筏”，即暹罗语“斯”的汉字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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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
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
文字。
四夷馆在永乐五年（1407）初设时，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计为十馆。
\xa0\xa0《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教科书。
\xa0\xa0\xa0\xa0一、对四夷馆的研究
\xa0\xa0\xa0
\xa0\xa0\xa0日本学者研究有关明四夷馆的建置、沿革等方面的
很少。
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
\xa0\xa0\xa0日本学者关于四夷馆的研究，有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史林》，第十二卷，第四号，1927年）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关于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后来是否改属太常寺这一问题，作者依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
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记载之误”。
\xa0
\xa0\xa0\xa0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东洋学报》，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号合订本，1951年），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xa0\xa0\xa0吕维琪的《四译馆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的规章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明四夷馆的珍贵史料。
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史林》第十三卷第三号，1928年）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岡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对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以肯定。
\xa0\xa0\xa0\xa0二、对《华夷译语》的研究
\xa0\xa0\xa0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
《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
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
狭义的《华夷译语》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
\xa0\xa0《华夷译语》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
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
只有蒙古译语一种。
有蒙古语原文、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三种。
后来逐渐增改。
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清朝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抄本的内容有所不同。
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
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中国进贡表文。
会同馆本《华夷译语》是明末茅瑞徵所辑，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而且，缺少“来文”部分。
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华夷译语》为甲种本、永乐本《华夷译语》为乙种本、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为丙种本。
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同这种分类法。
\xa0\xa0\xa0日本学者关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早在幕府时代末年，近藤守重将试图对《华夷译语》进行研究。
在所著《安南纪略稿》（《近藤正斋全集》卷一，第86－93页。
）中，收入了有关丙种本《华夷译语》中“安南馆译语”的研究。
\xa0\xa0\xa0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
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众于世。
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xa0\xa0\xa0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交通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到《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
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
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了《<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
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
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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