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热不等于'中国软权力威胁'

汉语热不等于“中国软权力威胁”张志洲摘要：国际社会的汉语热、孔子学院的开设，被一些西方人称为“中国软权力威胁论”。

但是，一国语言的对外普及程度与该国的软权力并不存在对应的逻辑；中国文化的“和合”本质和传统，塑造了中国内敛和崇尚和平的性格，它会伴随中国的强大造福于国际社会，但绝不是威胁。

一、海外汉语热据有关报道：截止2005年，国外学习汉语的人已达3000万；参加“汉语托福”考试的人逐年增加，总数已有四、五十万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教学列为大学、中学甚至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考虑到国外汉语教学师资的缺乏和教材资源的不足，为了便于“老外”们学习汉语，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适时推出了“汉语桥”工程，拟2010年之前在世界上建立100所以教授汉语为主的孔子学院。

从2004年11月在韩国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起，到2006年春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大洲建起42所孔子学院，国际社会汉语热的“延烧”程度可见一斑。

当前的汉语热，既反映了世界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的兴趣，也表明了中国迅猛的发展给世界提供的机会良多。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满足国外汉语学习的“市场需求”，提供了一些“供给”。

然而，国际社会一些“有心人士”却着急地将汉语热及中国政府对海外汉语教学的推动与“中国威胁论”挂上钩，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软权力崛起的表证，并推出“中国软权力威胁论”。

二、中国软权力的崛起？作为“软权力”（soft power，或译为“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对中国软权力增长的“威胁性”可谓忧虑多多。

早在2005年11月18日，当美国布什总统正访问中国并将参加在韩国举行的APEC峰会时，约瑟夫·奈就认定下一个月将在马来西亚召开的、没有邀请美国参加的首届亚洲峰会，标志着美国在东亚地区软实力的衰落和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软实力的增长。

他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上发表文章《亚洲的诱惑力》（The Lure of Asia），一方面对中国和印度的软权力的增长满怀狐疑，另一方面又从民主政治、官僚体制、社会价值和外交政策等角度说明这些国家软权力的缺陷与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奈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美国，威权中国的吸引力因美国忧虑其成为未来的威胁而受到限制”，从而点出了他对中国软权力增长会成为美国之“未来的威胁”的内心担忧。

进而，奈于2005年12月29日，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撰文《中国软权力的崛起》，更加完整和全面地阐述了他眼中的中国软权力崛起的种种事实，呼吁美国政府重视中国软权力崛起对于美国在亚洲构成的潜在挑战，并采取措施加以制衡。

中国软权力崛起，是奈的判断。

这一判断基于怎样的事件？从奈所选的例子看，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不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说到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李安电影《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还从姚明在美国打球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来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的剧增，等等。

奈在文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已经在全球创办了26所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并将之作为中国软权力崛起的重要证据。

鉴于该文是奈的前一篇文章的续篇，所以，奈对中国软权力增长对于美国的“威胁”进一步加以阐发。

文中写得明白：中国的软权力增长是“以美国为代价的”，因此是一个美国要“急需关注”的问题；如果忽视中国的软权力增长将是“愚蠢”的；中美软实力的一消一长已给美国“亮起了红灯”。

对于奈关于中国软权力崛起的担忧，在美国不乏应者。

2006年2月17日，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软实力》，作者是华盛顿著名的智库人物之一乔舒亚·库尔兰茨克（Joshua Kurlantzick）。

文章惊呼，在亚洲，中国不仅在那些威权体制下的国家，而且在那些被认为是美国亲密朋友的自由社会，已经赢得本来只给予美国的赞誉和敬畏。

作者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可能的传播忧心不已，提醒美国当局：“当华盛顿的鹰派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时，另一种威胁已经出现”，“自从苏联垮台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在挑战美国的软实力”。

这篇文章的结论同样很惊人：“只要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就不会相容。

除非华盛顿赶快醒来，否则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尽力去迎合中国。

”那么，这些看来如此严重的结论，到底有多少现实事例支撑呢？作者的主要例证，相当单薄，包括：“新的汉语学校在东南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吸引了那些非华人学生”！在库尔兰茨克眼里，海外汉语学校的开办和汉语热的出现，就是中国软权力威胁美国的重要依据。

在这篇文章之后，作者又在2006年3月12日的泰国《曼谷邮报》发表《落入北京的势力范围》（Falling Into Beijing’s Orbit）一文，主要是论述中国软权力对柬埔寨的影响。

在论及中国软权力的影响方式时，文章着重提到中国资助柬埔寨建立汉语小学以及柬埔寨学生来中国继续中文教育。

在这里，作者再次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进展与中国软权力威胁相联系。

持类似观点的并不局限于美国的一些人， 早在2005年9月9日，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就发表了记者杰弗里·约克（Geoffrey York）的报道：《北京利用孔子来引领魅力攻势》。

该文将中国在温哥华设立教授汉语的孔子学院一事，夸大为中国不懈地（relentless,此词也包含着冷酷、无情之义）向着全球超级大国努力的最新迹象。

文章认为，在争取人心的比赛中，中国已展开一场形象战，以支持其全球经济和政治抱负。

文章特别强调：“北京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经在世界各地开设了27个孔子学院，其用来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年度预算达到2亿美元。

”并且话中有话地写道：“它有一个听起来没有危害的名字：孔子学院。

但是这代表了中国海外战略的一种急剧变化。

”从中可见，该文虽以中国的“魅力攻势”为题，其内容却充溢着“中国软权力威胁”的判断。

三、“和合”的中国文化与“威胁”无关本文并不否认，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软权力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是事实。

但这并不等于就可能简单地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与中国软权力的增长划上等号。

即使退一步讲，汉语热意味着中国文化软权力的提升，也并不能就此将中国文化软权力的增长认定为“软权力威胁”。

1、汉语热等于中国软权力的增长吗？这里需要辨别的是，一国语言被作为外语学习的程度与该国的文化软权力到底有何关系？当人们习惯性地把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势语言与第一强国美国是英语国家的事实联系起来时，难免会想当然地认为一种语言作为外语被学习的程度是一国软权力的重要反映。

然而，人们却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英语越来越普及的二战后，作为英语之母语国家的英国，其国际地位不升反降：由战前的世界最强国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

历史地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英语国家的产生，是英国用剑与火进行殖民开拓的结果，而与英国的软权力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语言，首先是交流的工具，其次才是更深层的文化的载体。

如果说，一国的文化力是软权力的重要内容，但语言并不必然与文化软权力有关。

一方面，作为外语来学习一国语言，未必会导致对该国文化的认同，甚至可能恰恰相反，这就好像美国国务卿赖斯精通俄语，却对苏联不抱好感，因此对苏联的文化软权力也就没有认同。

另一方面，一国公民对另一国文化的爱好和认同，并不表示一定要学习后者的语言，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不会汉语，却对中国文化甚为崇仰。

再比如，今天的中国可谓“疯狂英语”的时代，但比之上个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学了英语的中国人对英美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反而由当初想当然的偏爱转向理性的审视，即在中国人的认同中，英美文化的软权力变弱了。

从上可见，一国语言被作为外语的普及程度，与该国文化软权力之间并不存在单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语言传播与一国软权力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

因此，从当前世界的汉语热就断定中国文化软权力的增长或崛起，这种逻辑至少是很可疑的。

何况，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汉语的危机”而担忧呢！2、如何看待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性质与权力的大小？不管是从国家汉办“汉语桥”工程的实施来看，还是从2005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来看，其突出的是商业性和服务性，而非中国政府更深层的文化战略意图。

再说，即使中国政府想借汉语热来提升中国文化软权力，它很难绕过这样的事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并不是你愈极力推广人家就愈认同你，这与物质性的硬权力不同，后者具体地存在那儿，你无可否认。

比如，美国曾向许多国家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结果反而激起对象国家的仇恨，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汉语热与中国文化软权力的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同向逻辑关系。

退一步说，即使汉语热带来了中国软权力的增长，也并非就是“威胁”。

国际关系学者往往重视权力的大小，而忽视了权力的性质，事实上权力的作用方式更主要地取决于权力的性质而非权力的大小。

纵观历史与现实，权力虽小而奉行强权、扩张政策的国家有无数，权力虽大而奉行和平、守成政策的国家也很多。

因此，并非权力越大就越有威胁性，权力大小与威胁性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关键要看权力的性质。

那么，中国的软权力具有“威胁”的性质吗？3、“和合”的中国文化与“威胁”无关任何一国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根源于其生产方式，而文化传统一旦定型，其文化的特征和性质就具有延续性。

当今世界的多样化文明形态，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也基于此。

一般而言，游牧文明的生产方式易于形成善于战争和扩张的性格，才会有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海洋文明重视贸易和商业权利的争夺，才会有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的殖民扩张；农业文明因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养成了内敛和崇尚和平的性格，中国则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国家。

作为建立于小农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基础上、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她的文化传统突出的是“和合”的性质。

一方面，“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另一方面，“以和为贵”，追求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与和平，在生活哲学上奉行中庸之道，在国家关系中崇尚“兼爱”与“非攻”，倡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文化传统还有仁、义、礼、智、信等一套系统的哲学。

至今为止，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原则，从“和平共处五原则”到“建设和谐世界”的提出，以及新中国外交之重视道义和责任，都反映了中国文化软权力的“和合”性质。

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复兴”而不是弱化的态势，从而使得中国文化软权力的“和合”性质得以继承和延续。

这样一种“温文尔雅”的文化软权力的增强，怎么就“威胁”这个世界了呢？对于今天这个由争夺权力和利益的西方外交哲学主导的世界来说，中国文化软权力的增长，不但不会是对他国他民族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