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苑英华》的分类体系

论《文苑英华》的分类体系
摘要：对于《文苑英华》的深度研究，比如，其中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模式价值；比如，其中的作家构成研究，作品源流研究，作品分类研究，分类体例研究，分类类目研究，等等，都还有很大的深层纵横研究空间。

对于文体分类体系的第一位类研究，如“歌行”，当下学界普遍认为是“歌”加“行”。

根据《艺文类聚》与《文苑英华》文体分类体系的实例，其结构意义应该是“×-歌-行”，而不是“×-歌行”。

《文苑英华》的分类体系，是类书的分类体系。

整个体系受《文选》、《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影响较大。

《文苑英华》还具有范本作用，通过第二位类分类的类目来实现。

《文苑英华》分类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位类设置、毁废不尽合理；由于以文体区分，常用文体与非常用文体及其收录的作品篇目严重失调，多寡悬殊；第三位类大量空缺，等等。

关键词：文苑英华；分类体系；文体；太平御览；艺文类聚
《文苑英华》一千卷，是承继《文选》之后的现存最早的卷帙最多的大型文学总集。

辑录作家、作品范围，上起南朝梁，下迄五代1。

我们用中国古代文学“两个代表”概念来解释，《文苑英华》辑录这一时段的巨大文字容量，作家两千余人，作品两万余篇，包容了大量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正是由于卷帙繁多，作家繁多，作品繁多，很多人对这个巨无霸感到畏惧，感觉无处下手。

正由于如此，针对《文苑英华》的常规研究，学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论文不多，专书专著前几年才有了一部2。

筚路蓝缕，总体来看，学界的努力，现有的成果，其深度研究似乎还远远不够。

比如，其中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模式价值；比如，其中的作家构成研究，作品源流研究，作品分类研究，分类体例研究，分类类目研究，等等，都还有很大的深层纵横研究空间。

这么厚重的一部巨著，有十部、二十部研究著作，并不算多。

本文拟研究《文苑英华》的分类体系。

一
《文苑英华》的分类体系，是类书的分类体系。

总集与类书都有“分门摭录”情况，体例最为接近。

总集“摭录”的篇幅较大，大多为全篇，少数为节取；类书正好相反，大多为“采摘”、“摘录”、“饾饤”，少数为全篇。

职此之故，二者往往发生混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个原则有较好的把握。

如《文苑英华》为总集，宋高似孙编《文苑英华钞》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一列入《子部·杂家类》，理由是：“是编乃采摘《文苑英华》中典雅字句可供文章之用者，仿洪迈《经子法语》之例……然摘录不具首尾，仅为词科饾饤之学尔。

”3
由于《四库全书》成于众手，尽管有总纂官校阅，抵牾龃龉之处，多所不免。

即如俞安期《启隽类函》而言，一百九零卷，与其《诗隽类函》同出一手，体例相同，书名亦类似。

而《四
1今本《文苑英华》有十数作家、二十篇左右作品上及魏及南朝宋、齐，当为后来续修、校订时羼入。

2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版。

库全书》一入《子部·类书类》，一入《集部·总集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三说此书：“首《职官考》五卷，次载笺、疏、表、启，分古体二卷，近体一百二卷。

近体又分二十九部，上自诸王、宰相，下逮丞、簿、教职，终以婚书及募缘、疏引，大旨皆为应俗设也。

安期自作凡例云：‘江陵秉政，凡笺启中得一二警语，立跻显要。

’可知当时所尚矣。

”4是分别部居，应俗而设的类书。

类似的还有明李国祥《古今濡削选章》，四十卷，亦是“当时所尚”的同类类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卷说：“是书选录四六书启，以官制为类。

每类之首，载《官制考》一篇。

所选上起六朝，下迄宋、明，而宋、明尤详，国祥及其弟鼎作亦附焉。

大抵为应酬而作，其体则总集，其实则类书也。

”5明明知道是类书，仍自相矛盾，自乱体例，归入总集。

编撰者的撰述目的或归类倾向，是类书或总集分类的主要依据。

这是“名从主人”原则在文献中的体现。

明俞安期撰《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八列入《子部·类书类》，谓“是书取皇古以迄唐代之诗，汇为一编。

自盛唐以前，删去者少；中晚以后，则多所刊削。

凡分三十六部，七百七十余类。

”6则其书类似总集。

至于分别部、类，类书、总集均有其例。

但此书“其凡例言：以材具为主，以掇拾为用。

故但分门摭录，间附以诗话小说。

又称焦竑之语，以为《艺文类聚》、《初学记》诸书所采，不载全文，因于长篇大什，皆加删削。

盖类书之体，非总集之例也。

”编撰者俞安期已经将此书定为类书，故依傍《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唐代重要类书。

从体例来看，其书亦是“分门摭录”，“掇拾为用”的类书。

对于《文苑英华》，也有是类书的说法。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既著录于子部类书类，又著录于集部总集类。

明胡应麟屡屡称《文苑英华》为类书：《诗薮》外编卷五称宋太宗诏李昉等辑“三大类书”。

7其《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宋初诸大类书，合之又可三千余卷。

”8又《少室山房集》卷一○四《读太平御览三书》说：“宋初辑三大类书，《御览》之庞赜，《英华》之芜冗，《广记》之怪诞，皆艺林所厌薄。

而不知其功于载籍者，不眇也。

非《御览》，西京以迄六代诸史乘煨烬矣；非《英华》，典午以迄三唐诸文赋烟埃矣；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

”9清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也说：“六朝诗文集，多采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集，多见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

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10将《文苑英华》与三部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并提。

之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一，是耳食之故，不假思索，不去看书；二是古人对类书的义界不太明晰，不仅将总集视为类书，亦有将政书、诗文评等视为类书者，拙稿《文学总集史稿》有详考；三，《文苑英华》按类编排，尤其是第二位类按主体区分（伦理区分）编排，这是类书的最普遍编排方式，很容易使人忽略第一位类而视为类书。

几年之前，论者指导2006级硕士论文，给研究生的命题作文是《<艺文类聚>所引“艺文”研究》。

《艺文类聚》的体例与《文苑英华》正好相反，这部书按主体区分（伦理区分）编排，第二位类是按文体编排。

《文苑英华》是类书式总集，而《艺文类聚》是总集式类书。

《艺文类聚》引文首尾相对完整，与其他类书的摘引、节取方法不同，所以，可以统计篇首。

我们只消看看《<艺文类聚>与<文选>共有文体引文信息表》，就一目了然：
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761页。

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763页。

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173页。

7[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207页.
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07页。

9[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所反馈的信息，比如文体的名目、引载的频度序列、引载的篇首等，与《文苑英华》基本相似。

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一部是总集式类书，一部是类书式总集。

二
文学总集对所录诗文的分类，按照分类的位类（或称级别、层面），有第一位类、第二位类、第三位类等。

相对来说，第一位类的名称，大都是荦荦大者，界面清晰，名称既定，区分容易。

大致有以下几种区分方式实例：
一，体类区分（文体区分），即根据文体性质来区分，内部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众体，如：赋、诗、骚、七、诏、令、教等，第二位类再按主体区分，以南朝梁萧统《文选》、宋李昉等《文苑英华》为代表；二是独立文体，如乐府等，以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为代表；二，作家区分（人物区分），即以作家时代顺序排列来区分，如：屈原、贾谊，李白、杜甫等，以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为代表；
三，主体区分（伦理区分），即以传统伦常排列为序来区分，如：天、地、人、事等；以唐许敬宗《文馆词林》（残本）、宋刘克庄《千家诗》为代表；
四，事类区分（主题区分），即根据事物内容来区分，如：登览、朝省、怀古、风土等，第二位类再按作家区分，大多用于独体总集，以元方回《瀛奎律髓》为代表；
五，时段区分（朝代区分），即根据朝代来区分，如：古逸、汉诗、魏诗、晋诗等，周文、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等；以清沈德潜《古诗源》、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为代表。

此外，还有风格区分等。

各种区分方式之间，容有交叉现象。

《艺文类聚》卷五六引晋虞挚《文章流别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所以，只要有两级以上分类区分的方式出现，主体区分（伦理区分）总会出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较注意总集的分类，有归纳性的说明。

如卷一八九《元诗体要》提要说：
各体之前，皆有《小序》，仿方回《瀛奎律髓》之例，其中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

其以体分者，选体别于五言古、吟、叹、怨、引之类，别于乐府；长短句别于杂古体，未免治丝而棼。

其以题分者，香奁、无题、咏物，既各为类，则行役、边塞、赠答诸门，将不胜载，更不免于挂漏。

11
所谓“以体分”者，即“文体区分”；“以题分”者，即“主题区分”。

又卷一八七孙绍远《声画集》提要说：
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诗。

凡分二十六门：古贤、故事、佛像、神仙、仙女、鬼神、人物、美人、蛮夷、赠写真者、风云雪月、州郡山川、四时、山水、林木、竹、梅、窠石、花卉、屋舍、《器用、屏扇、畜兽、翎毛、虫鱼、观画、题画、画壁、杂画。

12
此为“主题区分”。

又卷一九一《风林类选小诗》提要说：
是编皆录五言绝句，始于汉、魏，终于晚唐。

分三十八体：曰直致、曰情义、曰工致、曰清新、曰高逸、曰富丽、曰艳冶、曰凄凉、曰衰暮、曰旷达、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润、曰沉著、曰边塞、曰宫怨、曰闺情、曰客况、曰离别、曰悲愁、曰异乡、曰感旧、曰寤想、曰寄赠、曰慨叹、曰消遣、曰讽谏、曰颂善、曰戏嘲、曰怀古、曰景物、曰风土、曰时事、曰乐府、曰风人、曰问答、曰摘句。

而附录闺阁、仙鬼诗于末，实三十九门。

分类颇为琐屑。

13此则间杂风格、主题、文体等区分方式，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分类颇为琐屑”。

1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714页。

1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697页。

对于《文苑英华》的分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说：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

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烦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

14
三
古代对于文体的最早诠释，是三国魏文帝，其《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此后晋挚虞《文章流别志论》、陆机《文赋》等推而广之，到刘勰《文心雕龙》，达到顶点，再后，便是一路下坡。

细密有加，只是变理论为说明。

理论衰老，是由于实践的强壮。

中国社会文化，历来重视“样范”、“模板”、“榜样”，不重视理论及理论建树。

诗、词、曲、文，都有范文，《诗律》、《香山词谱》、《文章规范》、《古文观止》等等都是。

实际上，一部好的选本，就是各种诗、文体制的样本，杜甫《宗武生日》有“熟精《文选》理”之句，宋代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

但是，对于象《文苑英华》这样的特大型总集，不会有人想到它也有范本的作用。

《文苑英华》的范本作用，通过第二位类分类的类目来实现。

我们来看看《<文苑英华>书、启分类表》：
从上表，可知“书”的适用对象有“南省”、“北省”。

查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一个未收；又查我们的《汉语大词典》，“南省”唐代指尚书省；“北省”也指尚书省。

引《北齐书·宋游道传》：“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

’”唐李群玉《送秦炼师归岑公山》诗：“北省谏书藏旧草，南宫郎署握新兰。

”按，释文依据当有出处。

《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十年载此事，胡三省注：“御史台谓之南台，尚书省谓之北省。

杜佑曰：御史台在宫阙西南，故名南台；尚书省在北，故曰北省。

”但不管如何，南省、北省都是尚书省，肯定有问题。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问：“唐人称中书门下为北省，尚书为南省，见于《文苑英华》。

但三省并列，何以有南、北之分？”曰：“予于此，蓄疑已久。

近读宋次道《长安志》云：西内太极殿东廊，有左延明门，西廊有右延明门。

门下省在左延明门东南，中书省在右延明门西南。

东内宣政殿前，东廊曰日华门，东有门下省；西廊曰月华门，西有中书省。

是门下、中书两省。

东西相对。

而皆在宫城内也。

城之南为皇城，则台、省、寺、卫，皆在焉。

尚书省在承天门街之东面，弟四横街之北。

以方位言之，尚书省在两省之南明矣。

”15
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书”、“启”的使用功能和适用范围。

比如“启”，有七卷是“投知”，可以用于“投知”。

有一次主持一场学术研讨，有一位学者谈到李商隐的一篇启，用的词是“干谒”。

李商隐是唐代写“启”最多、最好的作家，他应该不会将“启”去“干谒”，杜甫有“独耻事干谒”之句，那是会令人感到可耻的。

当时我建议那位学者去看看《文苑英华》的分类。

这是2010年10月的事。

“启”和“书”都可以对上“谏诤”。

《古文观止》卷四有李斯《谏逐客书》，卷六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司马相如《上书谏猎》等。

我们将《文苑英华》相关的类目集中在一起，发现有六种文体用于对帝王的“谏”：
《文苑英华》的示范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
上文所述，《文选》与《文苑英华》基本属于同一区分方式。

二书编例相同，均为“部系类分”；而《文苑英华》亦“悉宗《选》例”。

《文苑英华》卷首载明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苑》之集，始于梁，部系类分，悉宗《选》例。

”《苑》指《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选》指《文选》，三十卷，皆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撰，见《隋书·经籍志四》。

《古今诗苑英华》今不传，但此书与《文选》皆出一人之手，其编纂体例宜应相同。

《文选》选录作品文体种类，分为三十九类：赋、诗、骚、七、诏、令、教、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

《文苑英华》选录作品文体种类，分为三十八类，分别为：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制、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

二者收列的文体，完全相同者有（以《文选》所列为序）：赋、诗、策、表、启、笺、书、檄、序、赞、论、连珠、箴、铭、行状等；
二者之间名异实同（各组文体，《文选》在前，《文苑英华》在后）：诏，中书制诰、翰林制诰、制；移书，移文；弹事，弹文等；
二者之间分合不同，或二而合一、三而合一，或一分为二（各组文体，《文选》在前，《文苑英华》在后）：诔、碑文，诔碑；墓志，志、墓表；哀、吊文、祭文，祭文；
二者之间完全不同者有（《文选》十三类在前，《文苑英华》十三类在后）：骚、七、令、教、上书、奏记、难、对问、设论、辞、符命、史论、史述赞；歌行、杂文、策问、判、状、露布、疏、议、喻对、传、记、谥哀册文、谥议。

之所以有完全不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所说：“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

”相反，还应该加上一句话：“文体日减，非新目所能有也。

”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苑英华》受《艺文类聚》的影响。

我们看一个事实：《艺文类聚》收列文体六十种，但《文选》有，而《艺文类聚》没有的文体有：骚、册、上书、弹事、对问、设论、辞、符命、史述赞、七、连珠。

这几种文体，除了弹事、连珠，《文苑英华》也没有在第一位类中设置这些文体。

当然，这里面还有录文的上限问题。

比如这些文体大多是汉晋时期的文体、作品，而《文苑英华》录文的上限是南朝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
三五《艺文类聚》提要说：
然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

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

亦所谓残膏剩馥，沾溉百代者矣。

16
其实，无论是“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还是“文体日减，非新目所能有也”，这两句话并不准确。

比如《文选》与《文苑英华》各列首位的“骚”与“歌行”，前者并非后世所“减”，后者亦并非后世所“增”，或者说，“骚”在唐代也有，而“歌行”在汉代就有，只是选家各自厚此薄彼，故在各自的文体体系中，显得格外凸出。

“歌行”之名，始见于汉代；此后，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有拟作，是为文人“拟乐府”。

南朝梁文学家、“永明体”主要作家沈约（441—513），撰《宋书·乐志三》，载有《周西》《短歌行》，武帝词六解；《秋风》《燕歌行》，文帝词七解；《仰瞻》《短歌行》，文帝词六解；《别日》《燕歌行》，文帝词六解；《对酒》《短歌行》，武帝词六解；《为乐》《满歌行》，古词四解；《王者布大化》《櫂歌行》，明帝词五解；《乐志四》有五篇《鼙舞歌行》、二篇《铎舞歌行》、《杯盘舞歌行》、《公莫巾舞歌行》等。

《宋书·乐志》所载，皆为乐府诗，是“史志”形式的《乐府诗集》。

受到《宋书·乐志》的影响，稍后，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立《乐府》，将乐府诗从诗歌中分离、别裁出来；同时，又别立《辨骚》，楚辞亦成为另类；与刘勰处于同一时期的昭明太子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在“赋”、“诗”两类文体之后，另立“骚”类。

我们知道，“赋”、“诗”两类，不仅是文体，在西汉后期，更是图书目录的名称，刘向《别录》首创图书分类，其子刘歆又进一步编成《七略》，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

到了东汉前期，班固撰《汉书》，专创《艺文志》，全盘接受刘氏父子目录理论，以“史志”形式确定“诗”、“赋”地位。

而萧统将“赋”列于“诗”之前，将自己选录的第一篇作品中的第一句话“赋者，古诗之流”17作了彻底的颠覆；而另立“骚”类，是将遭班固否定的《离骚》作了最大的彰显。

18
《文选》于“歌行”，视而不见。

而在《文苑英华》第一位类体系之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歌行”是独立设置的一种文体，而且，其排列仅仅次于“赋”、“诗”。

《文苑英华》此举，是受到《艺文类聚》文体分类体系的影响。

《艺文类聚》的第一位类是“部”，按主体区分为四十六部，第二位类“类”仍按主体区分为七百二十七类，第三位类则按文体区分排列，共涉及六十种文体，有相关文体的作品，则征引开列；无相关作品，则予空缺。

所涉文体如下：诗、赋、赞、表、歌、文、颂、铭、序、书、祭文、启、论、箴、碑、吟、叙、典引、述、诔、策文、章、哀策文、令、议、谥策、敕、笺、诏、行状、教、墓志、诫、说、解、疏、训、诰、答客难、叹、哀辞、志、讥、吊、乐府、古诗、传、奏、难、七、连珠、檄、移、引、咏、势、弈旨、弈势、寺碑、讴等。

与《艺文类聚》文体分类相比，由于时代接近的缘故，《文苑英华》与《文选》完全不同的某些文体，如歌行、疏、议、传、谥哀册文等，却在《艺文类聚》的文体分类体系里找到相同或对应的文体。

《艺文类聚》第三位类文体有“歌”，但只有三卷有“歌”，其分布是六十种文体中最少的几种文体之一：
卷数部名类目诗赋赞歌颂铭箴吟
卷1 天部上日√√√
卷8 水部上江水√√√
1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142页。

17《文选》卷一汉班固《两都赋序》。

[南朝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页。

18《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王逸章句引班固《离骚序》：“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

卷88 木部上柏√√
复核具体作品，卷一征引两篇：后汉李尤《九曲歌》、晋傅玄《日升歌咏》；卷八征引一篇：晋夏侯湛《江上泛歌》；卷八八征引三篇：《古歌》、《古艳歌》两篇。

当下学界对“歌行”作品诸如《短歌行》、《长歌行》、《怨歌行》、《燕歌行》、《艳歌行》等，普遍认为其结构意义在“行”，即“×歌之行”，而不是“歌”加“行”。

我们认为，根据《艺文类聚》与《文苑英华》文体分类体系的实例，其结构意义应该是“×-歌-行”，而不是“×-歌行”。

至于《文苑英华》不设置“骚”、“乐府”体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五
《文苑英华》三级位类，都有“杂”类。

通览“杂”类，给人一个明晰的感觉，就是所有“杂”类，实际已经成为“弃之可惜”的准“回收箱”。

每一个位类的“杂”，都是一笔糊涂账，是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累积和堆垛。

第一位类的“杂”，是“杂文”。

当代著名作家孙犁有《论杂文》一文说：
杂文这一名目，不见于《昭明文选》，也不见于《唐文粹》，却见于宋初编辑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用二十九卷的篇幅（卷351—379），选录了它所谓的杂文。

它又把杂文，按不同的性质，分为十五类。

即：问答、骚、帝道、明道、辨论、赠送、箴戒、谏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

其中明道、谏刺两项，又各附杂说。

这种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混乱的。

例如明道和辨论；箴戒和谏刺；纪述和纪事；杂说和杂制作，就很难区分，可以归并。

实际上，它所收罗的这些杂文，归并成三大类也就可以了。

这就是：说理，纪事（包括记人），讽谕（也就是寓言）。

所说适中肯綮，一针见血，虽是作家，目光之尖锐，胜过学者。

此外，分类的区分标准杂糅，不相一致。

如，“骚”是文体，“帝道”、“明道”属伦理，“辩论”、“赠送”等属行事；“杂制作”属于第二位类“杂”，两个“杂说”更是第三位类“杂”；“问答”作为类目，令人齿冷。

孙先生谈的是类别“归并”，我们顺势继续探讨“杂文”所属第二位类类目的“归并”与“分立”问题。

我们先谈谈“分立”问题。

《文苑英华》“杂文”卷三五一至卷三五三，为“问答”三卷，收录《七契》、《七励》、《七召》、《对蜀父老问》等，在《文选》，属于“七”、“对问”；又有《进学解》，属于“解”。

“七”体起自汉枚乘《七发》。

《七发》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文体角度，向两路发展：一路向散体大赋，一路向“七”体，《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卞景《七林》十卷，梁十二卷，一本三十卷，可谓蔚为大观。

散体大赋与七体均设为主、客问答形式，千篇一律。

但定名“问答”，殊为不类。

参照下文诸多五卷以下文体，第一位类设“七”体可也。

鉴于“七”体在后世已经衰竭，退一步，仿同类中“骚”体，作为第二位类亦可；但“问答”则断断不可。

“杂文”这一名目，最早见于《文心雕龙·杂文》。

刘勰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

及枚乘攡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对问》指《对楚王问》。

刘勰认为：“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这也有点我们所说的“回收箱”的感觉。

除此之外，还有“扬雄《解嘲》”，“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答讥》”，“蔡邕《释诲》”，“景纯《客傲》”，等等。

又有“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

《文心雕龙》文体论，自卷二《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卷三《铭箴》、《诔碑》、《哀吊》、《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