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政治与技术文化_凯尔纳资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评析

27・国外哲学研究思潮・技术政治与技术文化———凯尔纳资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评析颜　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4)[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8-0072-05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是当代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媒体理论家和左派学者,近年在学界颇具影响力,尤其是他提出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

[1]凯尔纳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将技术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社会,综合考察其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

他坚信,技术的影响力早已溢出马克思所探讨的经济领域,而逐渐渗入政治、文化领域,这就是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和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

以此为出发点,他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资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

一　技术文化及其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所有的人类文化必然含有对技术的思考。

然而,直到20世纪人们才真正开始反思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文化”概念的提出更是近年学界的事件。

在《后现代历险》一书中,凯尔纳对技术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他看来,技术文化现象是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它的产生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文化不再由宗教、社会习俗、伦理原则等因素决定,而是由科学和技术决定;(2)面对面式的、具体的家庭和邻里关系被数字化或电子化的虚拟交流方式所取代;(3)由各种不同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变化的驱动力,一切固定的社会关系被技术所推翻。

[2]可以看出,凯尔纳主要是从技术变革的角度阐释技术文化现象的,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三点概括为一点:即技术日益“摆脱”经济,成为影响文化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凯尔纳的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想象马克思那个时代会有技术文化现象,因为技术文化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的产物。

凯尔纳在这里并没有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视角,只不过把语境置于“技术资本主义”中罢了。

更进一步,他对技术文化的特征做了四点概括:第一,技术日益通过机器渗入日常生活,干预并改变人们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日益沉浸在一片商品的海洋中,今天,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家庭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加依赖于技术,人们的每一项活动都被技术深深地影响着,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技术社会”之中。

[3]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凯尔纳并不认为技术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至少目前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出现。

尽管对技术文化的适用范围做了这样一种限定,他还是相信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不断扩展,相同的技术、观念、媒体和影像将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也就是说,世界将沿着趋同化的方向发展。

凯尔纳的这一论断已经被部分证实,当前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大城市难道不是都拥有相近的高层建筑群、拥挤的交通状况、商品文化样式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吗?第二,随着社会自动化趋势的不断升级,原来由人类去做的工作现在完全由机器来执行。

目前,机器替代人力的现象在发达国家较为普遍,但这里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当这些自动化技术系统运转正常时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方便和利益,然而,一旦它们失控,后果则不堪设想,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计算机领域的Y2K 事件。

记得当时有专家称,Y2K 问题将会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面将涉及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医药卫生、治安、供水、供气等诸多方面。

尽管最后证明Y2K 问题的实际影响很小,但它却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科技的过分依赖。

凯尔纳指出,技术的自动化具有双面效应,“当劳动自动化过程给工人带来更多休闲时间并创造更多自由时,它也使个体日益依赖于机器,从而导致异化的加剧”,[4]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相信自动化将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种解放劳动时间的力量,弄不好,它反而会增加工人的负担,扩大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必须承认,凯尔纳的这些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他还是误解了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自动化的消极面,只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其积极面罢了。

第三,技术文化以技术意识(techno -consci ousness )的领导权为特征。

领导权(hege mony )有时也译作霸权,是葛兰西创立的一个重要术语,通过一定的分析,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方面,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领导权,一个是政治领导权,另一个是文化领导权。

按照这一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就不再是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而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系统,夺取文化领导权。

凯尔纳这里借用领导权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技术文化的技术意识层面,即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其基木涵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相当。

他指出,在技术意识的统治下,一切对智慧和知识的追求都被职业成功的强烈渴望取代了,学生们选择专业的标准主要是看它能否给自已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于是,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受到鄙视,商业、会计、计算机、工程学等学科成为人们追捧的热门。

与葛兰西一样,凯尔纳主张人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技术精英和技术政客手中夺回技术意识的领导权。

第四,技术文化及经商业和技术中介了的虚拟社区代替了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虚拟社区和赛伯文化(cyberculture )。

虚拟社区也称Club,是一种与现实社区对应的网络社区,它包含的功能主要有公告栏、群组讨论、社区内通讯、社区成员列表、在线聊天、找工作等。

在虚拟社区中,人们可以民主、平等的交流,这就打破了现实社区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地理和种族意义上的物理近性,不再是文化同一性形成的充分条件。

在此基础上,一种计算机网络文化———赛伯文化悄然兴起了,该文化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它不受时空、身份等条件限制,可以促成人们毫无拘束的交流。

凯尔纳在肯定赛伯文化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瞥见了其负面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赛伯文化可能导致人与人真实交往的消失,“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社区被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取代了……大学的‘学生生活’消失在邮件和聊天室里”。

[5]可见,如果引导不当,赛伯文化将会导致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异化和新的主体认同危机。

作为左派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政治目标是实现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

这就决定了他对技术文化的分析不可能脱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

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出发,凯尔纳主张重塑技术文化,抵抗、剔除里面隐藏的意识形态消极因素,发掘乌托邦解放因素,有效抵抗资本、政府、技术、媒体奇观对人们的统治。

我们认为,在当前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凯尔纳的这种文化策略不失为一种“权宜之策”。

二　技术政治:赛伯空间与媒介政治技术除了渗入文化领域形成技术文化外,还渗入政治领域形成技术政治。

关于技术政治,凯尔纳有如下论述,“‘技术政治’意指政治被诸如通信媒体和互联网等技术所中介,这种互联网政治和为数众37技术政治与技术文化　47　《哲学动态》2008年第8期多的其他媒体政治包涵在一个广义的‘技术政治’概念下,它泛指一切与政治斗争有关的技术扩散”。

[6]尽管凯尔纳区分了“技术政治”的广义用法和狭义用法,但在具体论述时却侧重于它的狭义层面,即计算机、信息和媒体技术对政治的影响,“正如几十年前广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一样,当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正成为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7]具体说来,计算机和媒体技术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1赛伯空间作为新公共领域的出现公共领域(public s phere)是哈贝马斯1962年出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书中有一个模糊的定义:“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

[8]哈贝马斯当时并不打算把这一概念作为贯穿自己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范畴,由于论文遭到霍克海默的否定,他甚至在后来近30年的时间里对此概念只字不提,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时才重新启用。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概念却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风靡起来,凯尔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入该概念的。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早期形式向晚期形式的转变,全书围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展开论述,“我们的研究将呈现一幅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自由画面及其在福利国家中的逆转”。

[9]首先,哈贝马斯为我们描绘了18世纪文学俱乐部、沙龙、报纸与政治刊物、政治辩论与政治参与制度的兴起。

这是一幅早期现代性的正面画像:理性与合理性辩论在自由民主的公共领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个人可以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关怀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哈贝马斯十分强调政治参与对民主社会和个人实现的影响,在他看来,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人们影响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

接着他笔锋一转,开始描绘公共领域的衰落,19世纪末,随着国家和私人企业的介入,私人利益逐渐占据上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起来,最终,公共领域蜕变为统治领域。

与此对应,人们也逐渐蜕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也逐渐转为对个人利益的关注。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在当前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意见是被政治、经济和媒体界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的私人意见左右了公共意见,也就是说,传统的公共领域已经消失了。

凯尔纳高度评价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认为它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同时又认为里面存在三点缺陷:首先,哈贝马斯将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理想化了,这就有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嫌疑。

在凯尔纳看来,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不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公平和自由,它是以排斥特定人群的参与为前提的,如妇女和有色人种就不能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

显然,哈贝马斯这里犯了一个德国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浪漫主义:“留恋那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

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如天堂”,[10]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哈贝马斯。

其次,哈贝马斯只注意了白人男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忽视了非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有色人种的公共领域。

这就对当前的激进政治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它低估了其他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忽视了公共领域的多元性,不利于各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联合斗争,最终必将导致悲观主义。

最后,哈贝马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新技术(媒体、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等)的扩展,赛伯空间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总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大缺陷即没能为当前左派指出一条可靠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