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论析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5月May.，2012《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论析郭咔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8）摘要：《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文化工业”为其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促使了总体性社会的形成，从而彰显了《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的独特意蕴。

大众文化批判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完成了意识形态化，并呈现出多种功能，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

囿于精英主义立场和文化保守主义视角，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文化工业；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5-0009-05《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逻辑构成，基本上延续了自葛兰西开始的“文化转向”，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深刻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重要成员。

大众文化批判围绕“文化工业”这一核心概念，在功能论上就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批判，从而揭示了人的新的物化境遇。

研究《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批判的核心概念《启蒙辩证法》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时代条件和宏观视角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而其空间环境和具体诱因则是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宣传和美国的文化统治，这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典型的发生学语境。

在此背景下，“文化工业”成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逻辑构成中的核心概念，“文化工业”不仅彰显了其批判的独特意蕴，更进一步揭示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现实后果。

第一，“文化工业”彰显了《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的独特意蕴。

大众文化兴起的早期主要是一种广场文化，服务于社会的中下阶层，正如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文化的“大传统”（主要在学校）和“小传统”（主要在乡村生活中）说，早期的大众文化因此就是指乡村文化和民间文化。

但霍阿的大众文化概念异质于通常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而特指资本主义社会新科技革命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而以广播、电视、报纸等为载体、以服务大众之名而受资本家操纵的大众文化，因此他们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界定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被描述为与新的再生产技术一起出现的大众艺术，以及垄断组织的娱乐工业组成的制度性组合”［1］64。

阿多诺后来就《启蒙辩证法》正式出版时用“文化工业”代替该书草稿中的大众文化概念进行了解释，“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

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2］。

由此可见，霍阿在《启蒙辩证法》中使用“文化工业”有两个表达：一方面，旨在说明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的特定时代和语境，他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当时已经异化的大众文化，是名实分离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使用“文化工业”代替“大众文化”只是一种批判策收稿日期：2012-04-28作者简介：郭咔咔（1986—），男，蒙古族，河南镇平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学。

略，是为了更深层地说明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虚假性，以启迪大众，提升大众的警惕性和防范性。

可见，霍阿“文化工业”概念的实质还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特别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的批判。

第二，“文化工业”集中体现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

霍阿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以大众文化的形态出场，大众文化也呈现出商品化、标准化、平面化及强迫性四大特征。

其一，“文化工业”使大众文化成为“公平的交易”，大众文化不断商品化、技术化。

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文化与资本的逻辑和市场原则相结合，表明文化不仅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向经济和生产领域滑动；文化成为商品，表明了资本的逻辑对于大众的双重控制，即不仅仅局限于大众政治生活层面的统治，而且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渗透。

其二，“量化原则”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原则，即文化商品的标准化。

文化商品在科学技术作用下，标准化的生产带来了更多利润，从而不断实现量化生产。

大众文化的量化原则，造成了文化商品的雷同性和同质化，文化的高雅与低俗的区分消失了，人们的文化欣赏能力相对下降到同一水平；量化原则同时也造就了人们装饰的同一性和生活的同一性，使大众的日常生活格式化。

其三，在文化工业下，大众文化也呈现出平面化的特征。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表明文化艺术领域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致使文化“震惊”效果的消解、文化艺术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差异的式微、艺术品“灵韵”和独创性的消失。

同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混乱”僭越了传统艺术品真实风格与伪造风格的区别而造就了“风格统一体”，文化的图式化使其外在的目的性超越其内在目的性，艺术的自律原则被他律原则所取代，最终使大众文化丧失了否定性力量，进入没有任何情感表达的“荒漠”和“零度”。

其四，在“文化工业”下，“娱乐知识化”表明了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娱乐性。

“娱乐知识化”实际上有着双重意象：文化娱乐化与娱乐文化化，轻松艺术不断排斥严肃艺术的空间，文化与娱乐活动深层结合，从而成为一种消费文化。

娱乐的本质并不是让大众体验真切的休闲和幸福，而是使大众“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3］123。

此外，“快乐”意味着点头称是，这是娱乐的防范社会的作用，它像悲剧一样实现对大众的情感净化，完成对大众内心世界的彻底剥夺。

大众文化的四大特征表明，总体性社会是大众文化走向“文化工业”的必然逻辑。

第三，“文化工业”促使总体性社会的形成。

大众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逻辑实际上是资本的逻辑的体现，资本成为文化背后的“绝对的主人”，并向一切社会领域渗透，从而使大众文化发挥了其“夷平”的力量，“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物都联成一个整体”［3］108，社会中的宏观与微观、普遍与特殊被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都服从于同一套虚假程式：即所谓文化工业的总体性”［3］122。

大众文化不断坠入启蒙辩证法的逻辑陷阱中，随着大众性与文化性的双重丧失，大众文化不断与统治共谋，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同一性社会的文化霸权，以大众“同意”的形式实现资本主义的软性强制，从而表明大众面临的新的物化境遇。

从总体上看，大众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实际上是由其功能决定的，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大众文化批判由此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批判进入到功能学层面，彰显了其批判的深刻性。

二、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的功能论向度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文化工业”形式“出场”的大众文化，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融合中彰显出其维护统治、统摄大众的强大功能，原因就在于其实现了意识形态化。

因此，大众文化批判的实质就在于其意识形态批判，这体现了大众文化批判的功能论向度。

第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本身内在的逻辑规定性。

首先，技术理性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前提。

技术理性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肯定主义的理性，它致使人们思维程式化。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对自然的控制走向对人的控制的技术理性，在资本的驱使下向文化领域渗透，使得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融合。

其次，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中介和载体。

电影、电视的出现和媒介时代的来临，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有利的媒介环境，科技革命的带动和传媒业的发展，为政治对于大众传媒的控制、从而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开辟了道路。

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如果说出版印刷可以带来宗教改革，那么，无线电广播则完全可以缔造他们的事业”［3］144。

再次，快乐机制的建立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方式。

晚期资本主义的快乐机制是由广告宣传、明星引导，再由影视有组织地不断重现生活的虚假幸福图景和肯定现状的娱乐活动而给大众带来的视听快感，大众文化也沦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

资本主义用“取乐代替了快乐”，霍阿认为，“笑声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权力的回声”，快乐机制的实质就是“把笑声当成了施加在幸福上的欺骗工具”［3］127。

正是由于快乐机制的虚假娱乐性，才使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大肆渗透，使大众在社会怂恿和主导的娱乐中走向不断认同和顺从。

第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完成意识形态化的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四大功能。

首先，大众文化具有肯定现实的维护功能。

《启蒙辩证法》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主导和掌控的文化，本质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163。

大众文化以大众性包裹了其本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大众文化作为实质上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试图消解大众对于社会各种不平等和差异的认识，从而让其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正如马尔库塞对于文化肯定性质的论断，大众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5］8。

其次，大众文化具有操纵功能，这体现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

大众文化把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以真理的影像呈现在公众面前，把大众文化的服务主体说成是大众性的，从而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操纵。

一方面，大众文化把自己化身为权威本身和既存秩序的先知，大众文化的“谎言并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3］133，从而不断再现资本主义的虚假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混同，将社会与自我混淆不分，将各种差异性调和在一起，塑造了资本主义与大众的利益共同体的假象，资产阶级得以“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利益”［4］54。

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现实有时采取非批判的批判性，即对现实制度的一些枝节上的不合理性进行指认，从而给人以一种批判的幻像，不断遮蔽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总之，大众文化的操纵功能就是“以歪曲的形式制造共同利益的幻觉，用普遍利益来掩盖既得利益与真实动机”［6］。

再次，大众文化具有教化功能。

大众文化教化的目标是，借助于大众文化这一意识形态的“谬误系统”，从总体上对大众进行管控，“把教化的阶级性用科学性、文化性和学术性巧妙地隐藏起来”［7］150，不断地向大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

卡通片里的唐老鸭，其实就是现实中的倒霉蛋，目的就是灌输资本主义的惩罚规则，“其隐含信息则是在宣扬一种统治者希望大众接受的意识形态”，最终“将大众置于现代的等级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之下”［8］126。

这种教化就是将人非人化，从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9］289。

最后，大众文化具有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