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人文精神

重提人文精神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上个世纪的九三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因为在那一年里面有一些青年学者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那之后，人文精神这几个字好像或明或暗地变成了一种警示，提醒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五光十色的诱惑当中走向灵魂的堕落。而今天，十年已经过去了，当年发起这场大讨论的青年学者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十年之后，重提人文精神，他们又会有着怎样的思考？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当年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晓明先生。

您好。

我们在请王先生跟我们演讲之前，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先生。

王晓明先生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79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先生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涉及了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等等。专著包括《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以及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熟悉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棘丛里的求索》、《无声的黄昏》、《太阴消失以后》、《高调与低调之间》等等。

今天呢，王先生，大家提起您这个名字，可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当年那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多人都评价说，当年那场讨论是从1993年6月您在《上海文学》写了那篇文章开始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年的那篇文章？

王晓明：那个文章其实跟华东师大的校园很有关系。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九十年代，华东师大有非常活跃的思想氛围，那个时候我们学生在一起——我当时已经毕业留校，跟学生在一起——经常是通宵达旦地聊天，谈些很有趣的事情，但也会谈到一些所谓文化啊、社会啊这些事情。有一次因为一个机会，《上海文学》希望大家来讨论当时的文学状况，我们有一批中文系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我，一起做了一个讨论，记录下来，就发表在这一年6月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当时起的题目就叫《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后来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有人就把这篇文章看成是这个讨论的一个起点。

主持人：由这篇文章而引发了后来那么持久、那么广泛的一场讨论，您写这篇文章、记录当时那个对话过程的时候想到了吗？

王晓明：当时是没有想到。当时不但是我一个人，华东师大那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大家都很不满，但是后来会引发那么大的一个讨论，的确当时是没有想到。

主持人：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个秘密，当时哪些话觉得说得特别过份、特别放肆的，结果没敢把它放在文字上，今天还是口头来给我们表述一下。

王晓明：最厉害的话还是对一些作家和电影的批评，因为你知道中文系的人说话一般比较损，比较厉害，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在今天也并不是太合适。

主持人：您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一下。

王晓明：当时主要的一个批评就是，我记得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就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整个文化的一个流氓化的过程的开始。这个是说得比较重。

主持人：那您认为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

王晓明：这要看怎么理解流氓这个词。记得鲁迅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流氓的变迁》，在他看来流氓——其实你要按字面意思来说的话，它并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但是鲁迅就分析了这个词怎样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流氓的概念——是一个完全不讲道义、完全不讲伦理、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负责任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讲今天的这个文化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讲，流氓化的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了鲁迅先生，您自己也曾经写过《鲁迅传》，能不能谈谈鲁迅先生对您的影响？

王晓明：像我这样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学者有一个很大的幸运，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当中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鲁迅这个作家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的思想很复杂，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想法是非常深的。因为深，所以你隔了很多年，甚至好像是活在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你还是会觉得他那些话就像是为今天说的一样。我个人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当中得到的收益，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绝望的抗战”。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奋斗，是不期望能够很快的胜利，甚至我不期望一定能够胜利。也就是说他是抱着一个对这个事情很悲观的看法，但是他就没有像他的弟弟周作人那样，因为对人生悲观了，最后就慢慢一步一步往一个很消极的地方走过去。鲁迅相反，他还是非常积极地往前走，他的这个绝望的抗战的思想，我想每一个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会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和它的价值，我也是这样。

主持人：除了关注文学，关注文化现象，我知道您还非常喜欢旅游，是吧？

王晓明：对。

主持人：为什么会喜欢旅游？

王晓明：人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会很闷气。

主持人：上海真的很闷吗？

王晓明：当然。

主持人：您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王晓明：对，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看着上海怎么样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是我还是觉得上海的生活很闷气，为什么呢？那么多的高楼，而且生活越来越紧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旅游一个好的地方在于，它让你看看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不同的好茶、美食，好东西多了。

主持人：好，下面呢请王晓明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重提人文精神》。

王晓明：主持人已经说了，在1993年跟1994年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场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这个讨论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从上海一直波及到全国。最初来参加讨论的当然是人文学者——学文学的、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后来其他行业的人也来了——我记得最后是一批经济学家也来参加讨论。我们当时的很多参加者都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编辑部收到了更多的信。讨论开始还是比较的心平气和，后来就变得分歧很激烈，文章里面口气也越来越尖锐，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平常关系本来还可以的朋友，结果讨论之后再见面的时候脸色就比较僵硬。这个讨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