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作者：黄新华李凯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01期摘要：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增进了对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不足。

换言之，交易成本政治学提高了对于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

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厘清二者之间的共识与差异，有助于辨析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政治学；共识与差异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03-07公共选择理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

就研究对象而言，公共选择无异于政治科学：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管理体制等。

交易成本政治学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延伸，它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领域一样都存在交易行为，可以在交易框架中分析政治问题”。

借助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政治过程的“黑箱”，并检验其内部机制的实际运转情况。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大大地增进了对于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

一、共识1秉承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是经济学的。

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概念工具以及逻辑分析法”本质上都渊源于经济科学。

奥德舒克因此指出，“自《同意的计算》一书出现后，政治学学者开始觉得有必要熟悉无差异曲线、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弹性、市场均衡、效率、公共品与私人品、消费者剩余等概念”。

借助这些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公共选择理论探究了寻租行为、政党竞争、政府失灵和官僚行为等政治现象，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学派(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虽然各个学派的具体主张存在某些分歧，但是每一个学派都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解释宪政、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交易成本政治学在沿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和概念的同时，直接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来研究政治问题。

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交易”概念最早由康芒斯提出。

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应用在经济分析中。

威廉姆森拓展了交易成本分析，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并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包括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包括适应性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构及营运成本、约束成本)，从而使交易成本在揭示经济市场的本质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由于“任何一种关系，不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只要它表现为，或者可以表述为签约的问题，就都能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概念做出评价”。

交易成本政治学由此“把交易成本分析推广到政治交换中”。

政治交易成本指的是政治领域中进行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导致了政治交易成本的产生。

(1)由于政治领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政治代理人拥有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只要政治代理人是信息优势者，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而政治代理人的本性中又包含着自私自利的成分，那么，理性的政治代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

这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政治交易成本的产生。

(2)机会主义“是指个人谨慎地运用有关交易对象特殊的信息以及自身偏好与意愿，对自我利益的追求”。

“更一般地，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全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意图的误导、歪曲、掩饰、混淆或制造其他混乱等精心算计的蓄意行为”。

机会主义加大了政治组织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形成交易成本。

(3)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

在政治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经济领域的资产专用性导致的交易成本。

“由于害怕政治威胁(政策的变化)，专用性资产的经济投资可能停滞不前；那些拥有专用性资产(在一定区域内或产业内)的政治家和他们具有经济专用性投资的核心支持者会密谋以使政策陷入闭锁状态”。

2认可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的存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者都代表着由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的合作”。

因此，在经济市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政治市场。

政治市场是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时，与其他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发生关系的场所。

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与经济市场中的参与者一样，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也是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为基础的，没有理由认为公民在投票箱跟前的行为和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区别。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制度就像市场制度，政府就是企业，政治家就是企业家，选民就是消费者，选举制度就是交换制度，选票就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就是消费品。

因此，完全可以用经济市场的逻辑来分析政治市场的活动。

但是，在政治市场上，政治行为主体(政治家、选民、政党、官僚、利益集团等)对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并不要求一个个体的人牺牲其他个人以增强他自己的效用”，政治主体可以“通过提供某种直接有益于交易的另一方的产品或服务而促进其自己的利益”。

因为政治过程是一个交易过程，“只要集体行为的模型是以个人决策者为基本单位，并且只要这种集体行为基本上被认为反映了复杂交易或者一个相关群体的所有成员中间的协定，那么这样的行为或选择很容易被归人交易经济学的范围”。

因此，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治活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在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都互有收获”。

“集体行动的个体参与者肯定认识到，要求采取集体行动的活动有其时间序列，而且同样肯定的是，他将受到激励而与他的同伴一起从事相互有利的‘交易’或者与他们‘妥协”。

只不过政治交易与经济交易相比，二者在“直接参与者的数量”，交易的内容上存在着差异。

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的阐述，在政治学中“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的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

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创始人诺斯在《政治交易成本理论》中，就直接运用了政治市场的概念，并利用选民和立法者之间的关系模拟了政治市场中交易行为，刻画了政治市场“不完全信息、主观模型和高昂的交易成本”的特征，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的概念，迪克西特进而指出，政治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交易成本政治学成立的前提，政治交易成本是导致政治问题复杂化的原因所在。

但是，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运行的规则也不同，虽然政治过程和经济领域一样都存在交易行为。

交易成本政治学阐明了政治交易的特点：一是政治交易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

政治交易所投资的资产本身不具市场流通性，一旦终止交易，投资于交易的资产成本难以回收或转换使用用途。

二是政治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有限理性，政治交易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完全事先预测交易的风险，加上交易过程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政治交易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高昂的谈判成本、履约成本和监督成本。

三是政治交易的频率较低。

交易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次数。

如果交易双方经常进行交易，那么，双方就会想办法建立一个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但若交易是很少发生的，那么，就不容易建立这样的治理结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

政治交易频率较低，因为政治交易具有专属性或异质性，信息与资源无法流通，使得交易对象减少造成政治市场被少数人把持，导致政治市场运作失灵。

3重视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勒帕日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最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之一，是对政府失灵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解释。

人们可以把这些解释概括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西方民主政体是一种“过时的”政治技术的俘虏，该政治技术的逻辑使得现代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只有利于特权公民阶层，即官僚阶层。

这使“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国家权力总是要求更大的国家权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认为，现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市场制度的破产，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所以，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或政府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心情，“正是这种悲观的心情，激起这一领域研究者的积极态度——对如何改造令人不满意的现行政治制度的思考”。

公共选择理论由此揭示了制度(规则)的重要性，并“使人们对政治决策过程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当人们看到一项政策没有带来预期结果时，不要立即去寻找一项‘更好’的政策手段，最好还是首先审查一下使人们选中该项政策的制度原因，并优先考虑一下改善公共选择制度之效率的方式”。

因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坏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有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惟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追随者实际上是以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而知名，这种研究考察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和行为的根本制度”。

交易成本政治学同样强调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由于“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经济领域，而且，政治交易存在着复杂程度上的不均衡，有些交易因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进一步提高了政治交易成本。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须设计一套制度安排来满足跨空间和时间的交易”。

“规则和制度应该而且确实应该为服务于这一目的而发展”。

因此，交易成本政治学从本质上说是研究制度问题的。

“制度通过为政治的社会和经济的交换提供背景结构，从而降低不确定性”。

交易成本政治学探讨了一系列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1)承诺。

承诺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

可信承诺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承诺要具有可信性，它必须事前十分清晰并可观测，事后不可逆转”。

(2)激励。

政治市场上“之所以对代理人问题总是处理不好，其原因就是激励不足”。

必须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控制政治代理人的行为偏差。

(3)透明度。

透明度“是一种制度，它包含了若干程序，经由这些程序可以确信，政府的行为是以公开、公正的方式行使的”。

透明度越大，信息就越精确，也越具有对称性，因此能减少交易成本。

(4)授权。

授权反映了所有政府的特征，为解决复杂的多样性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办法。

(5)信誉。

“信誉是社会系统赖以运行的主要润滑剂”。

信誉也是降低政治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因为信誉降低了政治过程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