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纪要

学术活动纪要（2002年第9期，总第 9 期）学术研讨会：硅谷的经验与教训2002年12月硅谷的经验与教训2002年11月30日上午，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关于“美国硅谷的经验与教训”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邀请美国加里佛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研究员张俊富博士作主题发言。

张博士在研讨会上简要介绍了硅谷的历史和现状，创新型的企业家所起的作用，风险投资、其他辅助行业和当地大学的作用，政府对硅谷的政策和法规以及我们从硅谷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

梁治平所长参加并主持了讨论。

与会人员还有国务院信息办、证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有关人士。

以下是本次讨论会的纪要。

张俊富博士在发言中首先强调，中国有很强的发展自己的硅谷的雄心，很想移植美国硅谷的成功模式，其实，美国硅谷经验中有许多是被我们忽视的，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

硅谷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很多人把1938年惠普公司的诞生看作硅谷的起点。

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在现在称为“硅谷”的地方，聚集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生产电子产品的公司，它们最大的客户是美国政府。

到今天，那一代的公司只有惠普和另外几家不太有名的还在运营。

40年代到50年代末，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相继发明，但并非诞生于加州。

是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的舍克利 (William Shockley) 把半导体技术带到了硅谷，成立了一家生产半导体产品的公司。

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里变成了以生产芯片等半导体产品为主的地方，“硅谷”的名词才正式诞生。

1976年苹果电脑公司诞生后，硅谷的生产结构又发生了一次转型，开始进入以生产微机、工作站及配套产品为主的时代。

到90年代，互联网发展起来，硅谷又成为网络技术产品的基地。

总之，硅谷不是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硅谷所代表的创新能力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而是有很长时间的积累，才形成了一种深厚的鼓励创新的文化和制度。

硅谷并不是一帆风顺，一直辉煌，而是时有波折，经过了几次大起大落。

70年代末，硅谷处于低谷，交通堵塞，房价高昂，日本的半导体工业咄咄逼人。

有位著名学者作出了“硅谷将要死亡”的结论。

但是，硅谷很快走出了低谷。

强大的再造能力、创新能力的一个表现是硅谷企业的高淘汰率。

1982年的硅谷前四十名的大公司今天有一半已经关闭了，仍位居前四十名的只有四家了。

2002年硅谷的前四十名大公司有一多半在1982年还未诞生。

如果一个地区长时间总是老面孔站在前头，只能表明这个地方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

低谷并不可怕，只要有创新的能力和精神，低谷同时意味着又一次的新生。

创新者和创新的文化土壤企业家最善于创新。

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在国内讨论很多了。

有人认为，大公司的创新能力也很好，其实恰恰相反。

大公司不容易创新，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创新。

大公司的成功会产生一种惯性，使之很难成为新一轮创新的领头者，有时反而阻碍创新。

苹果电脑的设计者是惠普公司的雇员，当这位雇员将这个发明呈给上司时，根本没有受到重视，而是被视为一个玩具，断定不会有任何市场前景。

于是，这位雇员离开了惠普自创公司，这才有了苹果电脑公司的诞生，揭开了硅谷新时代的一页。

创新靠人而不是靠物。

硅谷没有摩天大楼，没有明显的园区。

硅谷的很多传奇的创业故事发生在仓库、家里的车库等地方，而不是在高楼大厦中。

物质档次的高低与创新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设几个园区，建几栋大楼就能搞出一个硅谷来。

最善于创新的人是企业家，如何让这样的人大量涌现呢？文化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鼓励创办自己的企业，勇于向大公司挑战，欢迎新事物，容忍失败的文化是最利于创新的环境。

不能容忍失败，不敢失败，不能失败的环境必然缺乏创新能力。

在硅谷，每年都有几千家新公司注册成立。

很多小企业只有一两个人，雇员是创业者自己。

能发展到有五名雇员的公司只剩六、七百家。

能拿到风险投资的公司就更少了，在硅谷的鼎盛时期也只有二、三百家。

获得风险投资的公司也最多只有20%的公司能上市。

每年硅谷都有许许多多公司很快就消失了。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淘汰过程，但是并没有影响硅谷创业者的热情。

如果不是在一个很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创业热情是不可想象的。

在硅谷，失败者反而更能得到风险投资家的青睐，这里的人们更欣赏“不言失败，从头再来”的创业者。

创新能力的强弱与风险投资呈正相关性，而风险投资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高新科技企业从注册到获得第一笔风险资金所需要的时间可以反映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

这个时间全美平均为16个月，而硅谷为11个月。

波士顿地区发展高科技的历史比硅谷更长，曾经一度领先于硅谷，是硅谷追赶的的竞争对手。

但是，波士顿地区获得风险投资的时间比硅谷长。

舍克辛尼尔认为这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波士顿地区的文化相对保守。

一些离开波士顿去硅谷创业的人说，波士顿地区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家，只有银行家。

银行家的风格非常保守、谨慎，要想从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资助很不容易。

而在硅谷，也许一顿饭的工夫，在闲聊中就能说服一个风险投资家。

加州的一个文化传统是：欣然接纳一切新事物，不管多么奇特多么不可思议。

无论多么奇怪的点子，也许是看不到任何前景的点子都可能打动硅谷的风险投资家。

硅谷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叛徒文化。

硅谷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八个叛徒”的故事，讲的是在硅谷的第一家生产民用半导体产品的公司中，有八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因不满于其老板的粗暴管理，离开了该公司并创立了菲尔乔尔德(Fairchild)公司。

这八个人就是著名的“八个叛徒”。

菲尔乔尔德公司对硅谷影响非常深远，为硅谷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从这里出来的许多人创办了新的公司，诞生了许多传奇式的故事。

“八个叛徒”中的两位后来又创办了INTEL公司，几十家大型芯片公司的创立者都是当年菲尔乔尔德公司的员工。

一个对硅谷和波士顿地区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硅谷的人员流动性很强，“叛徒”很多；波士顿地区的人员流动性很小，封闭性强，离开公司自己创业的人不多。

硅谷的高流动性促进了知识、信息资源的共享，传播和强化了鼓励创新的文化理念。

创新的点子往往在资深的从业人员中产生，他们在某一行业工作很久，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掌握着最新的知识信息，容易产生创新的点子。

这些有创新点子的人能否具备离开原企业，创办新公司的勇气，决定着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强弱。

可以说，“叛徒”文化是硅谷一种独特的文化。

许多人觉得文化的解释太形而上，不好把握，显得不够科学。

很多的研究在文化上止步了，其实是可以继续深入的。

根据哈耶克以及演化博弈论学者的观点，文化是不断演化的，演化依靠变异和选择来实现。

文化可以通过变异和选择实现更新，并不完全是外生的，只能被动接受，不可主动改造。

变异会自发产生，也可以由外界引入，比如近些年的“海归”们就带给国内很多新观念。

变异后的观念如果被传播，被很多人所选择，接受，就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演化。

中国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关于演化的例子。

创新的制度保障美国政府对硅谷没有特殊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硅谷的发展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政府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政府的作用并不是要为某个领域的发展作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

政府对硅谷的最大贡献是作为硅谷的最大客户之一和保障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

政府应该做的是努力消除阻碍竞争和创新的因素。

比如，美国政府从来不袒护大公司、明星公司，使许多小企业能脱颖而出。

硅谷很残酷的企业淘汰率能一直保持，政府没有对此进行干预。

残酷的淘汰率保持了硅谷强大的创新能力，如果硅谷的明星企业总是几个老面孔，很难想象有今天的硅谷。

市场的杀价、降价行为是一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政府应该保护，而不是禁止。

为适应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快速更新的需要，政府应该努力减少注册高科技公司的手续。

有研究显示，在高科技领域，公司注册成立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与创新能力的高低成反比。

时间越短，创新能力越强。

美国联邦制下，各州有一些特殊的制度。

在加州，法律不允许以任何形式限制任何人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职业选择完全自由。

今天是某个企业的员工，明天就可能是新企业的老板。

这样的制度保障了硅谷的高流动性，促进了新知识、新信息的流动与共享，有利于创新。

也许，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造就出一种“叛徒文化”。

而在波士顿地区，制度过于保护公司的商业机密，限制了公民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

在波士顿，法律支持企业与员工签订一个合同，该合同的主旨是要求员工离开公司后的若干年之内，不得从事与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工作。

这大大限制了知识信息的流动与共享，减少了创新的机率。

这也被认为是该地区让硅谷后来居上的一个原因。

创新的资金条件谈到硅谷、高科技，我们一定会和风险投资联系起来。

风险投资对于高科技的发展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技术、新产品的一个特点是不一定有明朗的赢利前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风险投资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史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6 0代是美国风险投资的兴盛期，当时，美国设立了几百家政府出资和管理的扶持小企业发展的投资公司，但是效率很低，效果很差，最终扶持成功的企业很少。

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陷入了低谷后，非政府的风险资本发展起来了，风险投资才取得很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天使”投资比一般的风险投资更重要。

天使投资主要由亲戚、朋友或熟人慷慨提供，不象风险投资那样功利化、商业化。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说明中国资本回报率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今日的中国却是外资大量流入，内资大量流出的奇怪现象。

天使资本一般是国内资本，中国的天使资本非常缺乏。

还有一种特殊的投资形式对硅谷贡献不少，这在国内一直被忽视。

硅谷的许多生物科技公司从一些大的制药企业获得了资助。

美国制药企业的利润很高，创新能力却不行，许多制药企业愿意每年投资几千万、几亿元用于资助小公司进行技术的创新，然后购买其专利技术，或者收购小公司。

大制药企业提供的资金是小的生物技术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其规模与风险投资相当。

风险投资不仅提供资金，还提供知识。

风险投资是企业家的教练，为创业者提供管理、法律、财务、公关等各方面的培训和服务。

风险投资一般会直接派人进入公司的董事会，为公司物色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对创新企业非常重要。

创新的点子能否成功，不但取决于点子的好坏，也取决于由谁来实施点子。

高科技企业往往不缺点子，而缺善于将点子变成行动的优秀职业经理人。

大学作为创新的摇篮没有非常优秀的技术或工程类高校的地方，不可能发展出一个象样的高科技产业区。

硅谷有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地区有麻省理工学院。

高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把实验室的发明创造转化到商业领域。

二、为高科技提供合格的职业人才。

高科技在不断升级，变化很快，高校可以及时培养一批批掌握了最新技术的学生输送给企业，免去企业人才升级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