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姚明时代

后姚明时代：中国篮球的未来2007年NBA全明星赛期间，得到投票最多的运动员既不是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也不是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而是被誉为中国篮球英雄的姚明，他也是第一位在NBA获得成功的中国籍球员。

姚明在2002年以NBA状元秀的身份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

他在海外的成功给中国篮球带来了里程碑似的转折。

那么现在，有哪些因素正在影响中国篮球的未来？作为回应，企业如何定位自己？这又会对中国政府在体育事业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影响？长期以来，篮球在中国一直都倍受欢迎。

这项运动1981年起源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是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为了向全世界推广―强身派基督教‖而发明的。

次年，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的传教士带着―13条篮球规则‖来到中国天津。

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1935年，篮球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全民运动。

中国政府估计，目前中国约有3亿人打篮球，几乎等同于美国人口总数。

NBA 于2009年发表报告称，15至54岁年龄段的中国人中，有89%知道NBA，而对世界兵乓球锦标赛（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欧洲冠军杯联赛（European Champions League），甚至是世界杯足球赛（FIFA World Cup）知之甚少。

中国已经成为NBA最大的国际市场，NBA在中国的收入每年增长30%到40%。

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把体育视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正如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中，为了确保国家队有出色表现，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篮球方面，中国的首要目标是提升国家队的排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体育总局借助来自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和体育总局的资金，每五年都会更新一次―国家政策框架‖。

这一框架概括了中国政府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长期计划。

中国政府不仅将篮球视为一项娱乐活动，同时也将其视为一项对社会和商业都有影响的重要产业。

为了保护篮球这项增长快速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对私有企业在中国篮球产业中的活动有严格的限制。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逐渐允许耐克、李宁和NBA等企业在开发篮球市场、培养篮球人才等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这些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也是中国逐步私有化的重要指标。

奖励好成绩由于缺少培养球员所需的的商业激励，加之中国政府也无意与企业合作将篮球发展成一项体育运动，在中国经营的运动用品公司主要把焦点放在容易实现的目标上：例如零售和娱乐这样的次要业务。

耐克认准了中国是它的主要市场，而且广受欢迎的篮球又可以吸引中国众多的年轻人口（人数为世界第一），耐克迅速支持篮球在中国的发展，并在中国树立自己的品牌。

在1995年中国第一个职业篮球联盟中国篮球协会（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简称CBA）成立之初，耐克就出资250万美元为全部八支队伍在比赛前四年提供了全套服装赞助。

除了服装赞助和组织篮球营，耐克并没有为培养中国篮球人才做出其他贡献。

该公司的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大众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而不是提高中国篮球的水平。

自从姚明提升了篮球在中国的关注程度以来，耐克就不再需要依靠中国本土球星来宣传它的产品了，它已经成功地在中国消费者中间建立起了对其西式的众星云集的赞助投资方式的普遍认同。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鞋并不是姚明或易建联的球鞋，而是洛杉矶湖人队科比·布莱恩特的科比五代战靴（Kobe V）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凯文·加内特（Kevin Garnett）的凯文球鞋（Kevin）。

耐克中国的总经理魏翰霆（William Haitink）把耐克在中国的品牌知名度归功于耐克与一线球星的关系。

他表示：―我们无法撼动的运动营销策略的优势就在于那些只有耐克才有的球员，比如科比、勒布朗和乔丹。

‖耐克在中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活品牌，它不仅代表篮球，还代表着年轻、活力与风格。

据耐克中国的前销售主管陆海瑞（Terry Rhoads）说，运动鞋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已经成为考试成绩优秀的一种普遍的奖励。

因此，花更多时间在学习上的青少年买得起高端的耐克鞋，而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由于没有父母的经济支持，通常只买得起低端的产品。

李宁公司成立于1990年，是中国国内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

它的品牌发展策略与耐克相似。

在最近两年里，李宁与两次入选NBA全明星的拜伦·戴维斯（Baron Davis）和2010年NBA选秀大会榜眼埃文·特纳（Evan Turner）签约。

虽然不像耐克那样拥有众多一线明星，李宁提出的丰厚合约却在寻求代言的NBA经纪人中引起了轰动。

他们对李宁兴趣的提升，很有可能会帮助它在未来请到更知名的球星代言。

和耐克一样，李宁主要利用它的产品代言来增加零售业绩，而不是为了发展篮球运动。

但是中国运动用品公司似乎并不需要另一个姚明来提高销售额。

NBA在中国篮球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国际化以及3亿篮球人口的吸引力最终把NBA带到了中国。

NBA中国商业发展和营销伙伴副总裁杨东为（David Yang）说道：―现在，NBA节目在51个频道上播出，上赛季有10亿人观看，而在本赛季我们正要打破这个记录。

‖然而，NBA过去在中国并不这么受欢迎。

NBA总裁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免费提供NBA的篮球节目给垄断的国营电视台播放，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总部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中国与NBA的关系在过去20年中有了显著提升，从那时起，NBA的策略就是通过一系列表演赛、巡回赛和训练营来发展这项运动。

由于中国政府不仅控制着电视播放，而且直接控制着中国的职业球队，NBA指引中国市场和政府的脚步只能缓慢而谨慎。

NBA和中国政府都希望篮球能在中国获得成功，但它们的各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把篮球视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而且，考虑到中国广大的被动观众，篮球也可以作为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的手段。

而NBA则想利用中国巨大的商机，来获得它在美国拥有的一系列与篮球相关的收益来源，包括电视广播、数字媒体、商品销售、活动与篮球比赛。

NBA一直以来都想在中国建立一个NBA的附属联盟。

NBA副总裁亚当·席尔瓦（Adam Silver）表示，NBA正在继续和CBA商议，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但是，这样的一个联盟就代表着与CBA的竞争，并且会挑战中国政府对中国篮球发展的控制权。

正如NBA中国首席执行官陈永正（Tim Chen）所说，―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NBA和CBA）都必须得有出色表现才能成功。

‖因此，NBA与CBA 的关系发展在目前主要还是围绕训练和球员发展计划进行，双方都在寻找机会增进与彼此的商业关系。

就目前来说，由于在中国发展一个NBA联盟的目标不可能实现，NBA在确保它的倡议与中国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扩展其中国业务的其他方面。

2008年1月，NBA建立其子公司NBA中国公司，实行本土经营，本土管理。

自此，NBA中国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以及赞助、推广、活动和一家场馆管理公司，积极地建立中国业务。

NBA中国现在占据了NBA海外业绩的一半，年收入估计在1.5亿美元到1.7亿美元之间。

从2008年起，销售业绩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员工人数已超过150人，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均设有办事处。

虽然NBA继续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力，中国的一些社会和政策问题却在限制篮球在中国的发展潜力。

现有的鉴别和挑选有潜力的运动员的过程限制了中国篮球人才的挖掘，只有政府预计个子将会特别高的孩子才能够得到培养。

除此以外，中国的教育大纲也把大规模开展体育类的课外活动排除在外。

最后，中国用以支持职业篮球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发达，这也是NBA中国冒险开拓场馆管理业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有的运动员挑选过程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

中国政府采用的是与前苏联类似的―终生‖模式，就是在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鉴别出有潜力的运动员，把他们送去专门的训练学校，他们的运动成绩与学习成绩同样重要。

这种模式意在利用中国在体育中的竞争优势——庞大的人口，以及由从小把体育当成一种事业的思想产生的高度控制。

这些专门的学校采用的是一种严格的以训练为主的方法。

许多中国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被稳定的政府部门工作以及孩子受到保障的医疗和教育所吸引，积极地让子女走上专业运动员的生涯。

但是，据现在在广州一所公立体育学院执教初级课程的一位前职业篮球运动员说，中国现在的训练和择员过程仍然不够。

一位匿名的教练表示，在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就鉴别人才的做法，并不足以预测孩子未来在篮球中的表现。

而且每年挑选的孩子当中有大约一半还是靠关系，并不是凭借才能入选。

因此，在这个体系中，这种依靠政府关系入选的孩子比例过多。

除了官方的体育教育系统之外，中国缺乏其他非官方的人才培养机会，这进一步限制了年轻球员的发展。

许多中国教练认为美国的球员发展网络——从美国青年篮球联盟到美国大学体育总会（简称NCAA）——培养出来的人才库要比中国的先进得多。

虽然一些教练表达出了对于效仿以学校为基础的西方体系的兴趣，但他们仍认为在可见的未来，政府会是主导中国篮球的主要力量。

最后，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只有一次机会来提升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中国的教育系统和以考试为主的大学入学机制过分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

小学生的时间表上排满了英语、高等数学和中国文学的课外辅导。

而体育，包括篮球在内，虽然人们普遍认同其能够强身健体，但与学业相比仍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学生的压力。

在中国文化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有限，孩子需要赡养父母。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下，中国孩子通常会在政府或企业寻求低风险的职业，而不是追求对篮球的激情。

陆海瑞认为这两个效应导致了在中国培养体育人才中遇到瓶颈。

教育系统中没有体育，孩子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竞争并培养―比赛智商‖，而―比赛智商‖是在专门的精准训练中无法学到的。

CBA的成立CBA以NBA为模型，是―有中国特色的篮球‖。

东莞烈豹篮球俱乐部（CBA南方赛区的一支篮球队）主教练和前中国国家队顾问布莱恩·古吉恩（Brian Goorjian）把这种不同的文化形容为―全心全职的专业精神‖，CBA的教练对于球队有完全的控制权。

两个联盟打球风格也有很大差异，CBA非常强调―练习成就完美‖的中投准度。

前《新闻周刊》记者和姚明传记作者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描述早期的CBA球员为―把打球作为一种艰巨责任的苏联时期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