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碳排放交易问题研究述评

第35卷第9期2013年9月2013，35（9）：1828-1838Resources ScienceVol.35，No.9Sep.，2013收稿日期：2013-06-06；修订日期：2013-07-22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藤Copula GARCH 与时变Levy 过程的多重货币期权定价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研究”（编号：71171168）；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金融智能与金融服务创新研究团队”（编号：JBK120505）；2013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于Copula GARCH 与跳跃扩散过程的国际碳排放市场动态相依结构及投资组合风险度量”（编号：JBK1307036）。

作者简介：吴恒煜，男，广东雷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和金融经济学。

E-mail ：wuhengyu@文章编号：1007-7588（2013）09-1828-11国外碳排放交易问题研究述评吴恒煜，胡根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成都611130）摘要：学术界普遍认为，碳排放交易机制是碳排放减排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碳排放交易市场制度设计与碳金融市场方面。

市场的分配与运行效率是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关键，而碳金融市场产品及其衍生品的价格特征则是稳定碳排放市场、发展低碳经济、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因此，未来研究需在碳金融市场产品及其衍生品价格、碳金融市场与其它市场之间的关系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另外，碳金融市场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定价研究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这些研究，有利于建立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所，提升碳排放交易的效率，并充分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同时有利于充分优化配置碳资源，提升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

关键词：碳排放；低碳经济；EU ETS ；碳金融；EUA ；CER1引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是当今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机制：其一，行政控制机制，即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控制污染环境的限额配置；其二，贸易机制，即基于市场的排放交易机制以及税收政策。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发展路线下，碳排放交易市场得到蓬勃发展。

同时，碳金融衍生品也日新月异。

目前，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为主要新兴贸易市场之一。

发展低碳经济，是抢占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制高点的新路径。

因此，研究碳排放交易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市场手段更具有效率。

然而，运用经济学市场化理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性，不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基于市场的排放交易和税收措施是否更有效，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的焦点。

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碳排放交易体系制度的设计也成为研究的重点，而该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碳交易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

针对该制度的设计，其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①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分配效率；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

碳排放交易市场凭借其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以及日益凸显的金融属性，使碳产品在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效率方面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就使对碳金融产品的研究成为对碳交易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碳金融产品的价格是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核心要素。

因此，早期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碳金融产品价格的研究，就主要围绕碳金融产品与相关行业股票价格相关性研究以及碳金融产品价格的分布特征而展开。

然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碳金融产品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产品价格时常呈现较大的波动性，甚至出现跳跃现象，且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明显加大。

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迫切需要进行风险管理，以期对冲或转移市场风险，从而提高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这就催生了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碳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碳金融衍生产品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对其定价精确性的要求也就越来越2013年9月吴恒煜等：国外碳排放交易问题研究述评高。

当前，对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研究成为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

2碳排放交易市场研究2.1碳排放市场理论基础研究最早主张使用市场机制去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的是Dales [1]。

Dales 认为，用产权制度来消除污染问题是最优的选择。

产权理论，也就成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理论基础。

后来，Montgomery [2]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用严格的理论模型解释了用市场化方式来解决污染负外部性成本的有效性。

这一研究，提升了运用产权理论解决污染问题的应用价值。

Stavins [3]研究了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排污权交易，认为交易成本增加会减少排污权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与其他行业及其产品不同，温室气体减排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是跨国界的，因而用科斯产权理论试图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遇到了困难。

其难点在于，国家之间如何协调减排量，以使利益与成本达到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协调机制就是签发碳排放权许可证。

然而，这也会面临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碳排放许可证的数量。

在排污权可交易的条件下，确定碳排放许可证的价值也是一大难题。

Ben-Dor 等[4]指出，在有效的市场体制下碳排放许可证的价值应该与处理这些污染的最小边际成本相等。

但是，他们的研究模型存在一个缺陷，即忽略了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若碳排放许可证的价格很高，排放企业的成本将显著增加，就迫使这些企业减小碳排放。

当一部分企业的实际排放额度小于规定的排放额度时，就具有了排放的比较优势，那么企业就会将剩余的排放额度转卖给那些需要的企业。

然而，博弈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Egteren 等[5]从博弈论角度分析排污权交易，认为在成本高于边际罚金情况下会出现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尽管运用产权理论解决污染问题的理论文献较多，但在研究市场不确定性时，对碳排放许可证价格方面的研究文献却相对较少。

Schennach [6]首次运用基于随机过程的连续时间序列模型对碳排放许可证价格进行了实证分析。

尽管研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解决不确定性的最优方案，但却获得了新的结论，即如果有新息（innovation ）出现，许可证价格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评估，从而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2.2碳排放市场中的争议2.2.1现有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减少全球碳排放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

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因而如何减少全球碳排放就成为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现有市场减排机制下，不同学者对碳市场减排机制的有效性持有不同的观点，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Crocker [7]将科斯产权理论应用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可行性研究。

他认为，与很多的产品不同，排放的温室气体能够引起跨国界的外部效应。

那么，在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实施减排的协调机制，从而使不同国家都能够达到利益与成本的均衡点。

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产生，学术界对碳排放市场减排机制就存在一个争论，即现有市场减排机制能否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还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针对现有机制有效性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际贸易是否能有助于碳减排，即贸易机制的有效性；第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如何在碳减排量上进行博弈，即限额机制的有效性。

就贸易机制方面，不同学者对国际贸易能否保护环境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国际贸易从总体上有损于环境保护。

Copeland 等[8]首次运用南北贸易模型来分析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由于发展层次不同，不同国家之间的环境标准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就有利于发达国家环境的保护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

Chichilnisky 等[9]通过理论分析认为，由于不同国家在贸易结构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同，全球自由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改善其环境，即通过国际贸易来减少碳排放，从而保护环境；但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而国际贸易就对环境产生了负效应。

另一些学者认为，国际贸易从总体上有利于环境保护。

Grossman 等[10]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模型，并分别分析了技术、结构以及规模3个影响因素的不同效应。

在此1829第35卷第9期资源科学基础上，Antweiler 等[11]利用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自由贸易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正的技术效应要大于负的规模效应，并认为，国际贸易在总体上有助于环境保护。

Oberndorfer 等[12]认为，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虽然能够增强欧洲竞争力，但该机制并不是为了促进欧洲经济增长而制定的，而是为了减少欧洲二氧化碳的排放。

通过这一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欧洲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确在二氧化碳减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其它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Niels 等[13]就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德国相关企业运行效率和就业率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

他们发现，在该机制第一阶段，欧盟碳排放配额对德国相关企业的与运行效率和就业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就限额机制方面，不同国家在承担碳排放责任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并提出了不同角度来划分责任。

发达国家强调，生产能够直接导致碳的排放，所以应该从生产角度来进行划分；然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从消费角度进行划分，因为生产的产品最终要进行流通并消费。

Schelling [14]认为，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成本和代价要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是不公平的，而那些面临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因此，他主张发达国家在碳减排方面应承担更多的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等以帮助其减排，从而实现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

Ferng [15]也认为，碳排放的责任应归咎于产生污染内在的驱动因素而非直接的碳排放主体，即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Oberndorfer 等[12]通过分析不同的途径以评估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对欧洲成本及竞争力上的影响。

他们发现，欧洲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欧洲成本及竞争力影响不大，但要小于《京都议定书》提及的管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无论从何种角度划分碳排放责任，各国都在进行“责任转移”，即“碳排放转移”。

2008年，欧盟委员会提出“碳泄露”这一概念，就印证了这一观点。

Reinaud [16]指出，碳泄漏（carbon leakage ）是指由于一国（或地区）实施减排政策而导致的该国（或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现象。

“碳泄漏”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其规模上仍存在不少争议。

Zetterberg 等[17]认为，基于产出的免费分配方式能够有效解决碳泄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