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水平的高低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

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

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

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 城市化水平较低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

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近50%，发达地区国家为75%，发展中国家也在40%。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受到体制、政策与形势等的影响。

实践证明，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市场推动，而不在于政府的行政推动。

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场化”。

然而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育”。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要变“政府推动”为“市场推动”，要打开城门，让市场去调节，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

国际经验也说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推进器。

(二) 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在城市化发展上亦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从城市数目看，东部地区城市数目增长快。

2000年全国667个城市中，东、中、西部城市数分别为300个、247个和120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4.98%、37.03%和17.99%。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究其原因，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已经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平均增长0.28%，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0.4%。

[7]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45844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22%，22年中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成为中国城市化进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8]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根据学者测算，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低于工业化水平10～15个百分点。

[9]特别是中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比这一数据还大。

城市化滞后的结果不仅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的产生。

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四)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过剩，就业不足问题在一段较长时间仍将困扰着中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吸纳数量呈减少的态势。

与此同时，由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使企业中富裕职工显性化，城镇内部失业人口与待业人员日益增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任务十分严峻。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长幅度相对减缓，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根据预测,在未来20年中，将面临的挑战是每年如何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机会来完全吸纳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艰巨的难题。

[10]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原本薄弱的基础设施更显紧张。

据估算，进城务工农民的人数每年约在1亿人左右，仅上海、北京两市就超过600万人。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滥占耕地、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的现象，严重违背了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基本国情。

中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因其面临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在加剧。

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一)提高和完善大城市提高、完善大城市，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重要内容。

中国虽然疆土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发展大城市意义重大。

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中，应适当加快大城市的发展。

中外城市发展史证明，大城市有着难以替代的规模效益、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

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除了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外，大城市的高度发展，即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及其质量的需要。

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将大城市，特别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带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

通过这种高效率的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布局模式，在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运行和产业布局效率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创新活动。

[22]实践证明，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就业潜力巨大、对城市人口增长贡献率大、容纳农民的成本相对较低、比小城镇节约土地，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

这是大城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超前增长的主要原因。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小城镇，只是城市化的第一步。

如果没有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城市将长期停留于小而散、以传统产业为主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也将难以推进。

在世界任何国家，大城市都是国民经济的精华之所在，是支撑国家在世界地位的栋梁。

对于大城市的“膨胀病”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实际上，“膨胀病”和大城市并无必然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因素、管理等方面原因造成的。

因此，提高和完善大城市的积极功能，才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同时将发展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

要转移、压缩、放弃传统技术领域的生产，扩大先进产业与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培育大城市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带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

另一方面，调整小城镇布局，促进小城镇的适当集中，避免中国城市化重蹈工业化重复建设的覆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在中国的城镇体系中处于中间环节，起到了联系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中小城市点多面广，承上启下，联系广泛，规模适中，具有大城市的优点，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在住房、交通等方面不像大城市那么紧张，生产力水平及文化科技基础又比小城镇优越。

因此，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对缓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载力压力及促进小城镇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小城市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中小城市处于城市规模结构金字塔的中部，上联大城市，下联小城镇，人口、经济、空间三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少，是县域及县域以上的区域中心，具有大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小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占中国城市90%以上，而且也成为了吸纳城镇人口的主体；中小城市的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备，能够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已形成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中心；中小城市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地；中小城市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24]但是由于中小城市存在要素集聚能力较弱、建设资金相对短缺、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监管不力等特点，在现阶段需要加强监控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使中小城市，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促进区域城市化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与其腹地以及其他相关的城市、乡村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

因此，城市化的研究不能仅及于大城市本身，而必须十分地关注大城市所在的区域的社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研究城市化只以大城市和乡村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现象，从而使城市化发展及其效能上升到区域社会发展的高度。

[25]城市的集聚效应不仅在于城市的规模，更重要的在于城市的区域联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集聚和扩散的双向运动即推动了大城市地域的迅速扩张，与周围小城镇连成一体，形成所谓大都市区。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又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区(或称为巨大都市带)，并且在欧洲和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虽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都市区化的低潮，但是大都市区化依然是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

[26]大都市区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但由于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交通现状、城市现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此必须采取区域性发展战略，对三大经济带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对策。

[27]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建设。

同时以大城市为依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路。

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环渤海湾城市群；中部地区应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

重点改造和发展省会城市和省级中心城市如长沙、南昌、合肥、武汉、郑州，充实城市功能，增强经济实力，真正起到区域中心的功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显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使其成为当地新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城市化与现代化。

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人口就业安置与合理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