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

简评《简明儒学史》
本书是中国哲学大师李申在完成《中国儒教史》《中国儒教论后》对儒学性质、内容进行反思的成果。

其导论部分论述了儒学的性质，即“为道之学”；儒学的内容，即“治国平天下”“制礼”“经史术艺”“天文律历”等。

正文部分将儒家思想放在中国封建时代这个框架内，依次叙述了中国儒学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演变及特点，下面我简单的对这本书说点自己的看法：
一、该书摘引大量文献史料，会通古今。

该书在论述儒学发展过程中，汇集了经史术艺、天文律历，即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方面的文献史料。

作者把握了清晰脉络，即儒学传承、注经学历史演变、子学史（哲学史、思想家史），自成系统，源流分明，展示了儒学的各个方面。

文中有关诗、文以及音律的各种理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

”[1]“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

”[2]“政治变子下，日月运于上矣”[3]这些都是比较有价值的史料。

关于法律、天文、经济、政治等，作者又分别引摘：“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4]“天成于外，地定于内”，[5]“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6]“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7可见，作者掌占有和掌握史料相当丰富，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能力也极强，信手拈来，博古通今。

这些史料对当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垂询和借鉴意义。

作者在论述魏晋时期，明教与自然之争，作者引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8]说明“名教”定义，由王弼“自然亲爱为孝”继而论述如何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到王充“天道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到主张名教就是自然的郭像“名教中有乐地”，得出汉代“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任其自然”防止仁义礼乐疏忽于虚伪形式的理论主张。

它们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展现了作者慎思明辨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极强，功力深厚。

[1]《汉书礼乐志》 p51 [2]《史记·律书》 p53
[3]《汉书·天文志》 p80 [4]《新书》贾谊 p57
[5]《汉书·食货志》贾谊 p61 [6]《灵宪》张衡 p78
[7]《论语·季氏》p61 [8]《论语·子路》 p136
二、该书体现了丰富的世界观和多元化思维方式。

作者在评论史事史书时中蕴含了深刻历史哲学思想。

作者列举汉朝七国之乱导致独尊儒术的诞生，安史之乱导致对传统儒学的反思，宋朝长期积弱积贫，导致程朱理学的产生，探讨了儒学兴衰变革及现实政治的原因，作者总结出“当传统儒学不能拯救现实衰败的时候，任何新的学说自然都会引起人的注意”这一科学规律，即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都打上时代的烙印。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也就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件”，(p56)这是作者对汉初君臣对秦朝暴政灭亡做出的深刻反思这一过程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后，得出的人们运用案例时应懂得效法和变通，提高和完善处理事件的能力。

可见这是作者独到的认识。

“现象和本质未必一致，是从古至今一切哲学说中最简单的道理，利用这种不同来作伪，也是历代不能断绝的事情,社会对礼乐的作用和价值被提得愈高，其作伪也就愈猖獗”这是作者在论述汉代礼乐教化是汉代儒学治国方略的核心要义做出的评论。

无疑针对当代社会痼疾，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垂询和借鉴意义。

三、该书逻辑结构清晰，系统阐述了儒学的发展演变。

作者以儒学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演变为分期，开篇便摘引孔子“朝闻道，夕可死矣”，明确了儒学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了儒学的性质以及内容。

正文会通古今，作者注重对史实的发现和梳理，抓住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阐述儒学发展过程。

在论述宋明儒学时，作者列举了王安石新学、程朱理学、金元儒学和明代儒学的逻辑发展顺序，并进一步探究了儒学变革发展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宋明儒学发展的原因即是安史之乱后造成唐代后期儒学改革运动不止，经过五代十国的变动，北宋前期的王安石新学的核心内容便是以礼治国，王安石变法便是儒学这一治国思想付诸实践的载体，变法失败，便是儒学治国原则的转变，必然引起当代儒者对社会的反思。

研究新儒学，接替王氏新学统治的，便是探讨天理、人性的新儒学，即程朱理学。

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还依次论述了金元儒学，明代儒学打发展脉络。

在此不再赘述。

作者对每个时代儒学发展的把握及阐述，内容翔实，源流分明。

四、该书在摘引材料时有自己的特色，作出了必要的说明与解释
作者旁征博引时，可能考虑到读者阅历和时代背景的差异，对一些艰涩难懂的经文做出了说明与解释。

比如“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此正人心之要”，“正人心，就是希望人们不要把自己个人的意见当做理”这是作者做出的解释。

在对引摘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作者也给予了评论，掺杂了个人的主观意见。

作者在引摘材料进行论述时，很注重与读者的沟通，如汉朝对秦代灭亡进行反思这一“案例“时，读者可能对儒学这种学术怎么能导致国家灭亡不理解，于是作者做出“儒学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问，更是当时治国的指导思想”的解释。

此书善于把握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在论述清近代儒学时，明代遗民“回到六经”的呼声，列举顾炎武“清谈误国”，黄主张“故受业者必务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迁儒之学”，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气活理”继顾、黄、王之明代遗民之后，到清初儒者呼唤“回到六经”。

从以上看出，该书论述时注重前因后果，逻辑结构严密，推理论证规范。

五、注重中国儒学发展的现实性。

作者主张的儒学，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学问，而是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

儒学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儒学的争论不是学术争论，学派就是党派，因此作者引摘的文献天文律历和经史哲等不是纯粹的学问，其中蕴含着政治倾向。

作者抓住每个时代对儒经真伪和重要性的重新认定这一中心线索来说明儒学这一时代思潮的转折和发展，从而服务统治者的需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此书把儒学的产生、演变、与封建王朝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为服务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而导致当时统治思想的儒学的变革，另一方面又重视儒学特别是主流学说对王朝兴衰更替的指导作用。

对儒学发展与社会变革这一二元关系辩证分析揭示了儒学发展的规律。

六、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引入一些新的观点
（1）该书着力发掘除了宋代理学一家的儒学外，还论述了其它儒学和金元儒学，使我们扩大了视野，由此推出了宋代儒学的全貌，如苏氏儒学反对洛学的“不近人情”（对儒学礼制的苛刻遵守），以及介绍其他儒者，叶梦得经学著作《春秋传》《春秋考》，程大昌、洪皓等，以及抨击道学的代表陈公辅、何澹等。

（2）该书系统阐述了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的清王朝与儒学转向的问题，特别是西学东渐，以及义和团运动等对儒学传统统治地位的挑战，而产生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康有为新儒学”，这些学说都曾经尝试过拯救社会与国家。

这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应对国学热，传统文化的复归，以及儒学如何转向
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该书指出了三字经作者编纂的错误，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前为孟作，后为孔作）指出前后两句矛盾，因此三字经的作者没有弄懂孔孟之意，“相近”不一定是善是恶。

必然这里面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但为我们当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4）作者对“为道之学”的儒学的“道”给予了重新定义: “道”是“主张”“主义”而不是规律。

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第一批学者们把道定义为西方哲学中的“规律”，西方的规律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固有的运动规则，这新论断无疑让儒学更加丰实。

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我们看到这本书成就斐然，让我们对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思考。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文章只着重论述了从先秦儒学发展到科举制度的废止即传统儒学教育系统的破坏，对五四以后的儒学没有过多的论述，因此，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应该多与现代社会联系与结合，多关注一下儒学的当代走向。

尽可能给读者作一些对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启发与引导，让读者以更广的视角来考查儒学在各个阶段发展的功过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