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难题70后想生不能生,80、90后能生不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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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的90后不愿意生孩子整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90后不愿意生孩子整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90后不愿意生孩子整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90后不情愿生孩子随着90后步入中年,还在纠结着要不要结婚,95后已经先一步开头结婚生娃。

90后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了?有人可能会说,90后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

但我觉得:每一个现在喊着“不想结婚生孩子”的90后,或许曾经心里都住着一个想和ta生孩子的人。

作为一名90后,就和大家来谈谈为什么我们90后不情愿生孩子。

无他,就是不喜爱孩子说不出太多缘由,就是不喜爱小孩子,很吵闹,不看管又不负责任,管着嘛,又没那么多精力,可怕教不好。

谁说孩子是天使,这是人为添加的臆想。

即便他们真的是天使,也难保始终可爱。

养儿防老?我呸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调查显示,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给。

在《千禧一代:塑造房地产将来》讨论报告显示,中国22至29岁的千禧一代中,61%与父母同住,那些已买房的群体中,三分之二是依靠父母的资助。

还希望孩子来“反哺”我们?没戏的。

吸猫撸狗,是个不错的选择在思想开放的今日,我们早已经熟悉到,生孩子不只是为了连续香火,更要对孩子的人生负责。

“子不教,父之过”。

一个人的生命太过于厚重,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任务太艰难。

想体验哺育一个小生命的过程,养个猫猫狗狗是不错的选择。

“年纪轻轻,猫狗双全”越来越成为好多年轻人追求的完善生活。

而且宠物除了让我们体验哺育生命的乐趣,更带给我们陪伴的暖和。

江山尚未打下让我如何延绵子嗣?前段时间被一则“3万月薪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消息刷屏,叙述了一位母亲给孩子在暑假里的花销算了一笔帐,上课、报班、夏令营的费用算出来后竟然高达三万。

从怀孕,生产、坐月子,再到之后的教育,每一步都需要不少的花费。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初入职场的90后哪里还敢生孩子,可能分分钟断送职业生涯。

网上有个这样的段子:朋友:听说一个北京小朋友上幼儿园,学费8000。

我:“每年吗?”朋友:“你丫搞笑吗?当然是每月……”一个月8000,三年下来近30万!这只是幼儿园,将来还有学区房,还有学校、学校、高校,还有课外班。

1990年代后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生孩子了zz

1990年代后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生孩子了zz

由于现在中国不育不孕人群已经增加到12.5%, 加上单身、丁克等因素,在1.38政策
生育率的限制下,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实际生育率只有1.3是合理的。
对这些数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感到非常纳闷。他们觉得既然生育政策没有变,为什
么生育率下降这么快?对于客观的1.3左右的生育率,他们认为是因为超生隐瞒,因此每
工荒”,这几年逐渐严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也开始出现“民工
荒”了,“荒”得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促手不及。目前经济学家还是浅层地从劳动待遇问
题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从“以人为本”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层原因的:
1、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生育率降低,“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劳动
计生委多次客观调查数据均显示在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只有1.3左右。
最为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22。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
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
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
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2004年上海只有1.1)。2002年国家计生委
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选择生育两个孩
子的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平均生育意愿不到1.7。
4)、传统生育文化没有破坏彻底。文明的创造靠精英,但文明的保留却是靠普通百
姓(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主要靠唐人街的下层百姓,而不是靠能迅速同化进主流社

80、90后如何看待单独二胎政策

80、90后如何看待单独二胎政策

80、90后如何看待单独二胎政策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国家逐渐放开了城镇人口的二胎生育政策。

新政策的放开对于那些初为人父母的80、90后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将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更为年轻的90后又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什么样的畅想与规划呢?本文将就目前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后,80、90后对这一政策产生具体想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80,、90后,单独二胎,政策,看法。

正文:(一)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单独二胎政策的不断呼吁,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准许夫妻双方再生育第二个孩子。

80后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虽然他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有的80后独生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80后独生子女中仍有一些存在问题。

即将为人父母的90后更是令人堪忧的一代。

那么,对于80 、90后这些独生子女而言,如果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后他们会产生什么想法呢?(二)我国的人口现状及计划生育制度对我国的影响2.1、生育率低仍在逐渐下降总和生育指标主要是指平均每一个妇女医生所生育的婴儿数量,国际上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声誉水平。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阶段的总和生育率已经由1970年的5.8%下降到了目前的1.5-1.6%,已经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我国的人口总量虽然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增长的速度已经趋于平缓。

2.2、人口结构型问题逐渐突出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开始逐渐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已经从2011年开始达到了峰值——9.41亿,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将达到1.4亿人。

第二,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现实,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14.3%,通常在国际标准中将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中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视为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标准。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及应对措施2023年,中国已经实施了近5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

本文将详细介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以及应对措施。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困境1. 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到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7%。

这样高的老龄化率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 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衡计划生育政策中限制生育次数和男女比例是非常严格的,导致出现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衡问题。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同时,这种不同性别比例的差异还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3. 人口聚集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给年轻人的选择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城市或者沿海地区,这种情况还可能会导致就业压力和社会安全问题的出现。

二、应对措施1.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性别失衡问题,可以考虑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调整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不同地区的政策要适当区分,实现灵活的层级管理。

2. 推广晚婚晚育针对人口聚集问题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可以适当推广晚婚晚育的理念。

这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就业率和人均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压力。

3. 鼓励多元化生育在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可以适当鼓励多元化生育,包括家庭的或者个人的子女数目。

这样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社会和个人的需求。

4.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针对社会老年化问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包括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

这些制度可以切实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从而平衡社会的结构。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困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放弃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

2022年第6期(总第255期)人口与经济POPULATION &ECONOMICSNo.6,2022(Tot.No.255)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宋㊀健1,胡㊀波2(1.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收稿日期:2022-03-21;修订日期:2022-10-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 (20ARK005)㊂作者简介:宋健,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㊂摘㊀要: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需要了解生育意愿偏低的深层次原因㊂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组织开展的 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 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作为生育逻辑链前端的生育动机现状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主要观察20 49岁妻子样本,将丈夫样本作为参照㊂研究发现,在自我决定论动机连续统的概念框架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呈现较高的自主性;在各类动机中,内在动机更强;在生育效用动机中,情感型效用动机更强;在生育成本动机中,由强而弱依次是经济㊁时间㊁照料成本动机㊂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自主和受控动机都显著提升生育意愿,其中自主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㊂具体而言,内在动机㊁生育效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均显著提升生育意愿,其中家庭期待动机影响更大,其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上升0.16个和0.18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显著降低生育意愿,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下降0.08个和0.10个孩子㊂育龄人群最终呈现的生育意愿是多重因素触发综合动机推动下的结果,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识别人们生育的动力机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促进或转化㊂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应充分利用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生育动机较为稳定且持续的特点,尊重家庭传统,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生育配套措施切实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从调节生育动机入手,有效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㊂关键词:生育动机;生育意愿;自我决定论;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政策宽松化中图分类号:C923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000-4149(2022)06-0001-16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2.00.052㊃1㊃㊀‘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6期㊀㊀一㊁问题的提出当前中国育龄人群不仅生育行为普遍低于生育意愿,且呈现意愿与行为 双低 的态势[1-2]㊂在这种情况下,仅弥合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离不足以实现适度生育,还需要深入探究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㊂生育意愿作为预测生育率的重要指标,受到学界广泛关注㊂既有研究多围绕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3]㊁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㊁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等[4]展开㊂其中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多侧重社会经济㊁人口特征及相关政策等宏微观因素,相对忽视心理层面的因素㊂而事实上,作为一个重要的主观变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其心理特质及倾向性的深刻影响㊂特别是随着适龄生育主体从成长于家庭主义和集体主义氛围的 60后 ㊁ 70后 转变为更注重个人体验和自主性表达的 80后 ㊁ 90后 ,探索生育意愿的内在影响因素特别是人们生育孩子的理由或生育动机就显得更为重要㊂生育动机在生育逻辑链上具有先导作用,决定了后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5]㊂在生育政策不断宽松化的背景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现状如何?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怎样?人群间的差异及由此映射出的政策需求是什么?本文将聚焦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㊂二㊁文献回顾1.自我决定论框架下的动机概念与分类动机(motivation)是心理学领域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6]㊂动机被视为一种反应,即其不能被直接赋予个体,只能由外界营造情境促使个体产生反应[7]㊂生育动机(fertility motivation)是对为人父母的态度,可定义为 推动行动的特质 (traits that provide the push to action)[8],是人们对 为什么要生育孩子 这一问题的回答[9]㊂在心理学对动机的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从本能理论到驱力理论,再到认知理论的三个阶段,动机通常会被分为外在(extrinsic)和内在(intrinsic)两种类型[10]㊂不同于大多数理论将动机视为一个仅在量上有所差异的单一概念,基于动机认知理论的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动机是一个从受控(controlled)动机到自主(autono-mous)动机的连续统(continuum)㊂根据个体对行为的自主程度以及动机内化程度,可以从外至内将动机分为外部(external)调节㊁内射(introjected)调节㊁认同(identified)调节㊁整合(integrated)调节与内在动机五种类型㊂其中外部调节动机指将外部权威㊁获取奖励㊁害怕惩罚或遵守规则作为行动的理由,表现为 因为别人期望我这么做 ;内射调节动机是通过内在压力如为了避免内疚㊁焦虑㊁自责等而采取行动,表现为 如果不这么做我会感到羞愧 ;认同调节动机认同行动对自身的重要性和其潜在价值,表现为 我想做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念 ;整合调节动机将外界的目标整合为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内在动机是指个体从事某行为的动机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在乐趣和自由选择,即 因为我喜欢这么做 ㊂这五种类型的动机共同构成完整的动机连续统[6,11-12],两端分别代表了最强受控的动机和最高自主的动机㊂有学者曾根据自我决定论建构了生育动机量表[13-14],但这些量表内容受到不同国家文㊃2㊃宋㊀健,等: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化传统的影响,诸如 有孩子会填补我生活中的空白 ㊁ 有孩子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㊁ 有孩子是实现我的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等动机表达不一定适用于也并不能充分涵盖中国情况㊂2.生育序列模型框架下的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生育意愿的动机基础可从如下两种范式进行解释:一是心理学范式,着眼于子女的价值及这种价值随孩次而发生的变化;二是微观经济学范式,通过消费者行为理论,观察在时间与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相比于其他消费品,父母对子女这种特殊商品的偏好[15]㊂基于心理学范式,米勒(Miller)等人创建了TDIB(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生育序列模型,较系统地揭示了生育动机㊁生育意愿㊁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的关系[15]㊂米勒认为,生育动机是一种会在个体身上持续存在的㊁具有生物学基础且受到以往经验影响的㊁使个体对生育各个方面做出有利或不利反应的倾向㊂动机倾向一般隐伏不显,在特定情境下可被激发㊁进入意识并影响行为㊂生育动机从一般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动机(G-motivation)反映个体生育与否的一般倾向性;中间动机(I-motivation)促使或避免个体生育;具体动机(S-motivation)反映个体对生育所持的价值观或态度[15]㊂按照心理学一般通过量表进行测量的惯例,米勒开发了生育调查问卷(Childbearing Questionnaire,CBQ),对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生育动机进行测量,其中积极生育动机(Posi-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PCM)包括五个维度,分别是:孕育婴儿带来的快乐㊁传统为人父母观㊁养育孩子带来的满足感㊁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㊁孩子的工具性价值;消极生育动机(Nega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NCM)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孕育带来的不适㊁对为人父母感到恐惧和担忧㊁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㊁身为父母感到的压力[5]㊂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积极生育动机会促进生育,消极生育动机会阻碍生育[8,16]㊂依据米勒量表开展的一些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动机都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㊂如对伊朗新婚夫妇一孩生育动机的研究显示,五个维度的积极动机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消极动机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对男女双方均有显著负面影响[17]㊂一项针对无子女波兰人生育意愿的研究表明,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㊂积极动机中,孕育婴儿带来的快乐㊁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能显著正向预测女性的生育意愿,传统为人父母观和养育孩子带来的满足感则对男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极动机中,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均会显著降低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孕育带来的不适还会显著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16]㊂3.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生育动机的嬗变及相关研究生育动机作为生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主要体现为:生育孩子的积极动机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传宗接代 ㊁ 养儿防老 ㊁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等功利型动机为主,到2000年以后特别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转向以 巩固夫妻感情 ㊁ 增加生活乐趣 ㊁ 使家庭完整 ㊁ 让孩子有个伴 等情感型动机为主;不再生育或少育的消极动机从以 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 的政策因素为主,转向以 经济负担重 ㊁ 没人带孩子 ㊁ 影响个人事业发展 等生育成本因素为主[18-23]㊂㊃3㊃㊀‘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6期生育动机在不同队列人群中存在差异㊂如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具有 传宗接代 ㊁ 养儿防老 等动机,而以 80后 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更认同 增加家庭乐趣 ㊁ 增加夫妻感情 ㊁ 人生无憾和圆满 等动机, 70后 为主的中生代农民工则两种动机兼有[24]㊂也有研究指出,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与其一般生育动机之间存在明显差别,生育一孩动机看重孩子对家庭幸福和人生圆满的价值,而生育二孩的主要动机则是 为孩子找个伴 [9]㊂陈滔和胡安宁曾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生育动机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㊂他们区分生育动机为传统的家庭主义与现代的个体主义两种基本取向,将问卷询问家长生养孩子的一般性理由中 使家庭在生活中更重要 ㊁ 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 ㊁ 增加亲属关系 ㊁ 延续家族香火 ㊁ 从经济上帮助家庭 五项概括为家庭主义动机,将 子女在身边的快乐 ㊁ 看着孩子长大的喜悦 ㊁ 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 ㊁ 增强自己的责任心 四项概括为个体主义动机,发现个体主义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具有负向抑制效应,而家庭主义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刺激效应[25]㊂一些心理学者如方力维等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编制了包含24个题项的青年生育动机问卷,分为传统观念类㊁生活和谐类㊁爱子女类㊁自尊类㊁效用类五个维度[26],但该量表包含了一些不属于生育动机的内容,如 男孩比女孩更有培养前途 ㊁ 如果配偶不能生育,将会解除婚约,重新组合 等,也未能包含 传宗接代 ㊁ 养儿防老 等重要的动机因素,不能用来准确描述和解释生育动机㊂综上可见,关于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既有研究主要遵循积极/消极㊁家庭/个体主义等进行两分类实证分析,较少考虑动机作为连续统的性质,一些结论还存在分歧;由于社会制度㊁家庭传统㊁生育惯习等差异,源于西方的动机量表需要调适使用,加之数据可得性等限制,目前国内对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㊂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为了探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双低 的深层次原因,对作为生育逻辑起点的生育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意义㊂本文将基于最新全国调查数据,综合米勒生育序列模型框架与自我决定论动机类型,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㊂三、研究设计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7月至8月开展的 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 全国抽样调查㊂调查对象为调查时点在调查地(村/居委会)居住半年以上,且为1971年6月1日至2001年5月31日期间出生(即调查时20 49岁)的在婚女性及其配偶㊂问卷分为主问卷(妻子)和配偶问卷(丈夫)㊂主问卷的内容包括家庭情况㊁生育动机和意愿㊁生育行为和计划㊁生育成本与支持㊁工作与家庭的关系㊁夫妻基本信息㊁经济状况七个部分㊂配偶问卷与主问卷基本一致,包含除生育成本与支持㊁夫妻基本信息外的其他五个部分㊂㊃4㊃宋㊀健,等: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调查采取分层㊁多阶段PPS 抽样方法,综合考虑各省(自治区㊁直辖市)已婚育龄女性规模㊁生育水平㊁地理位置㊁总人口规模㊁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内部异质性,先从全国抽取五个省级单位,每个省级单位抽取两个地市级单位,每个地市级单位抽取三个街道,每个街道确定2 15个村/居委会,最后从每个村/居委会抽取10 16个家庭作为样本㊂抽样过程中根据各地公开统计数据提供的已婚女性年龄信息,将20 49岁的在婚女性按10岁组划分成3个年龄段进行比例配额,从而使样本年龄分布与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保持一致㊂最终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㊁闵行区,辽宁省沈阳市㊁朝阳市,陕西省西安市㊁汉中市,河南省郑州市㊁开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㊁河池市,共计5省份10市(区)的6023户家庭,样本分布具有全国代表性㊂由于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因人而异,因此本文未使用夫妻配对样本,而是主要关注20 49岁被访妻子样本,同时将其配偶的信息作为丈夫样本参照列出,观察两性样本中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稳定性㊂这与通常混合样本中的性别比较分析有所差别㊂妻子和丈夫的有效样本量各自均为6023个㊂2.生育动机的测量与分类在认同自我决定论对动机的连续统概念基础上,使用了调查中基于该理论的一套包含18个题项的四分类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来测量并划分生育动机类型㊂信度系数(克隆巴赫α系数)检验结果良好㊂结合以往生育相关研究,将生育动机由内而外分为内在动机(IM)㊁生育效用(CF)㊁社会压力(SP)㊁家庭期待(FE)㊁生育成本(CC)五种类型㊂其中,内在动机通过问题 孩子能带来快乐 来测量①㊂生育效用反映认同调节动机,在调查中使用6个题项测量两类效用,其中 生育是为了传宗接代㊁家族兴旺 ㊁ 养孩子可以防老 ㊁ 生孩子是孝顺的表现 ㊁ 生孩子能增加家庭以后的劳动力和收入 这四个题项测量生育的功利型效用; 生育是为了家庭完整 ㊁ 孩子能促进夫妻幸福㊁家庭和睦 这两个题项测量生育的情感型效用㊂社会压力属于内射调节动机,在调查中使用 不生孩子会让我没面子 ㊁ 不(再)生孩子会让我对家人感到内疚 这两个题项来测量㊂家庭期待和生育成本属于外部调节动机,问卷中 丈夫希望(再)生 ㊁ 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希望我(再)生 ㊁ 亲近的亲戚朋友希望我(再)生 这三个题项测量家庭期待㊂ 生育会对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和 生育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测量机会成本)㊁ 生育会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测量经济成本)㊁ 生育会限制我时间上的自由 (测量时间成本)㊁ 我担心(再)生小孩没人照顾 (测量照料成本)㊁ 生养孩子会让我感到担忧和焦虑 (测量心理成本)这六个题项分别测量五类生育成本㊂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生育动机分类如图1所示㊂3.变量选择与操作化(1)生育意愿㊂生育意愿具有理想子女数㊁希望子女数㊁计划子女数三个层次[4],其㊃5㊃①由于整合调节动机与内在动机非常相似,均反映了个人意志和选择[11],因此量表中未体现整合调节动机,这也是该理论下既有实证研究的惯常做法㊂㊀‘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6期图1㊀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生育动机分类中希望子女数是考虑现实条件后的生育打算㊂本文用希望子女数测量生育意愿,对应问卷中 在国家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情况下,考虑到您自身和家庭条件,您这辈子希望要几个孩子? 问题的回答( 0 ㊁ 1 ㊁ 2 ㊁ 3 ㊁ 4个及以上 ㊁ 不确定 ),首先进行分类描述,然后将确定数量视为0 4的计数变量进行分析㊂(2)生育动机㊂问卷中关于生育动机有18个题项,受访者分别对每个题项在四分类选项中进行选择,得到1 4分㊂一般通过对生育态度分值加总或者取均值获得相应的生育动机的强度[27]㊂仿此做法,依次考察内在动机㊁生育效用㊁社会压力㊁家庭期待㊁生育成本五种动机类型,将每种类型中的题项选择得分加总并取算术平均值,得到受访者在该类型动机的平均得分1 4分;然后从动机自主性的角度对五种动机进行整合㊂研究表明,自主动机在不同时间和情境中都具有稳定性,自主动机越强,生育动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越强,意愿实现的可预期性也越强㊂与之相对应,受控动机较强,动机变化的可能性较大,在遭受阻力时,降低或放弃意愿的可能性也较大[28]㊂分别计算自主动机(包括内在动机㊁生育效用)和受控动机(包括社会压力㊁家庭期待㊁生育成本)的得分均值㊂在分析时,各类生育动机呈现为1 4之间包含小数的连续型变量㊂分值越高,表明动机越强㊂由于个体在从事某行为时,既有自主动机又有受控动机[29],因此,只根据某一类动机并不能有效预测其行为结果㊂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从内而外分别对四类动机赋权(内在动机权重为2,认同调节动机权重为1,内射调节动机权重为-1,外部调节动机权重为-2),通过加权将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整合成一个相对自主指数RAI (Relative Autonomy Index)㊂RAI =2ˑIM +1ˑCF -1ˑSP -2ˑFE +CC2()(1)㊀㊀其中,IM ㊁CF ㊁SP ㊁FE ㊁CC 分别为内在动机㊁生育效用㊁社会压力㊁家庭期待㊁生育成本得分㊂当RAI 是负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受控,行为预期越不稳定;当RAI 是正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自主,行为预期越稳定㊂RAI 能综合反映个体行为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其合理性的逻辑基础是连续统内每种类型的动机都有序且可测[30]㊂㊃6㊃宋㊀健,等: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3)控制变量㊂根据既有文献,将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人㊁家庭和地区环境特征作为控制变量㊂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出生队列①(三分类: 70后 ㊁ 80后 ㊁ 90后 )㊁受教育程度(三分类:初中及以下㊁高中㊁大专及以上)㊁户口性质②(两分类:农业户口㊁非农业户口)㊁就业性质(三分类:体制内单位㊁体制外单位㊁其他③)㊁独生属性(两分类:独生子女㊁非独生子女)㊁家庭地位满意度(取值为1 10,1表示 非常不满意 ,10表示 非常满意 )㊁家庭生活满意度(取值为1 10,1表示 非常不满意 ,10表示 非常满意 )㊂家庭特征包括居住状况④(两分类:同住㊁不同住)㊁已育子女数量和性别(四分类:未育㊁只有男孩㊁只有女孩㊁有儿有女)㊁自评家庭经济地位⑤(三分类:低于平均水平㊁等于平均水平㊁高于平均水平)㊂地区环境特征指居住的省份,分别为上海㊁广西㊁河南㊁辽宁㊁陕西㊂表1是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㊂部分家庭特征和地区环境特征变量夫妻共享,其中与父母同住比例为24.12%;已育一孩比例为57.26%,二孩比例为19.67%,三孩及以上比例为1.06%,未育比例为22.00%;5个省份样本量大致相同,均占20%左右㊂表1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名称变量取值妻子样本丈夫样本频数/均值标准差/%频数/均值标准差/%出生队列70后 149224.77172728.67 80后 177429.45196732.66 90后 275745.77232938.67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68011.295338.85高中141823.54131021.75大专及以上392565.17418069.40户口性质非农业户口420869.87436872.52农业户口181530.13165527.48独生属性非独生子女406167.42389964.74独生子女196232.58212435.26就业性质体制内单位114919.08117619.53体制外单位203133.72237139.37其他284347.20247641.11家庭地位满意度1 108.24 1.088.17 1.09家庭生活满意度1 108.17 1.178.28 1.14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153925.55148224.61等于平均346957.60354058.77高于平均101516.85100116.62样本量6203100.006203100.00考虑到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较大转变,不同队列的人群生育观念有所不同,进而队列之间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也有所不同;此外,研究表㊃7㊃①②③④⑤妻子样本 90后 中包含18个 00后 (占妻子样本量的0.30%);丈夫样本 70后 中包含7个 60后 (占丈夫样本量的0.12%)㊂将问卷中四分类户口变量进行合并,其中 农业户口 包含 以前是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 , 非农业户口 包含 以前是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 ㊂由于受访者中未就业比例很低,因此将务农等体制外无单位就业和未就业均纳入 其他 项㊂问卷中询问育龄夫妇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情况,将 不同住 ㊁ 偶尔同住 视为 不同住 ;将 大部分时间同住 ㊁ 一直同住 视为 同住 ㊂将问卷中 远低于平均水平 ㊁ 低于平均水平 合并为 低于平均 ,将 高于平均水平 ㊁ 远高于平均水平 合并为 高于平均 ㊂㊀‘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6期明,中国作为 普婚普育 的国家,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极高,而二孩㊁多孩生育意愿较低[23],生育动机对一孩和二孩㊁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不同㊂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不同队列和生育数量的人群间的差异㊂四、分析结果1.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现状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较高的自主性㊂妻子和丈夫两个样本的相对自主指数RAI均大于零,自主动机明显强于受控动机,丈夫样本自主性高于妻子样本(见表2)㊂这意味着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㊂表2㊀生育动机的维度与强度生育动机维度子维度妻子样本丈夫样本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RAI 1.35 1.89 1.47 1.87自主动机 2.950.53 2.980.53内在动机内在动机 3.200.76 3.210.76生育效用 2.700.54 2.750.53功利型效用 2.540.61 2.600.60情感型效用 3.010.66 3.040.65受控动机 2.510.52 2.510.53社会压力社会压力 2.300.76 2.350.75家庭期待家庭期待 2.630.67 2.610.67生育成本 2.810.55 2.730.55机会成本 2.710.72 2.630.71经济成本 3.040.79 2.980.79时间成本 2.970.79 2.810.81照料成本 2.730.86 2.670.86心理成本 2.710.85 2.640.86在五种生育动机类型中,内在动机居于首位,妻子样本和丈夫样本几乎不存在差异,均达到3.2的分值㊂其次分别是生育成本动机和生育效用动机,妻子样本的生育成本动机更强,丈夫样本的生育效用动机更强㊂进一步分析显示,生育效用动机中的情感型效用动机明显高于功利型效用动机;生育成本动机中由强而弱依次是:经济成本动机㊁时间成本动机和照料成本动机㊂妻子和丈夫两个样本的特点相似㊂生育动机的取值范围为1 4,如果以中间值2.5作为强弱的判断标准,发现除了社会压力之外,育龄人群的各项动机都较强㊂说明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不仅呈现多层次㊁多维度特点,而且不同类别的生育动机之间形成了张力,在特定情境下被不同程度地激发㊁博弈并左右着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㊂既有研究表明,不同出生队列㊁户口性质㊁受教育程度㊁家庭经济地位㊁已育子女数量等特征人群的生育观念可能有所不同[21,24]㊂观察具有这些特征人群的生育动机RAI值发现,出生队列较早㊁非农业户口㊁受教育程度较高㊁家庭经济地位较高㊁已育子女数量较多的人群生育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更高,反映出其生育动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强㊂妻子样本和丈㊃8㊃。

出生率为什么越来越低大家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出生率为什么越来越低大家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出生率为什么越来越低大家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们对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涉及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原因:经济因素:在一些发达国家,生育成本显著增加,包括孩子的抚养成本、教育费用和住房成本等。

高昂的经济压力可能让人们推迟生育、选择较少的子女数量或者放弃生育。

职业和事业发展:许多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和个人成就,他们可能更关注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而将生育放在次要位置。

职业上的竞争和工作压力也可能让人们推迟或不愿意承担育儿责任。

教育和个人追求: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女性在职业和教育领域的更多机会使得女性更有选择生育时机的权利。

许多人希望追求个人目标、实现自我价值、享受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方式,因此选择不生育或推迟生育。

社会变迁和价值观转变: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也对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个人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和性别角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幸福感、自由选择和个人权利。

城市化和生活方式改变:随着城市化的加剧和现代化的进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加,对家庭生活和育儿的需求可能相对减少。

同时,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选择性也让人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社交活动和娱乐消遣。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影响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选择,决定是否要生育是一个深受个人和社会多重因素影响的个人决策。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生育意愿降低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政策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相关政策来支持家庭和儿童的生活,包括提供经济福利、扩大产假和育儿假、提供免费或廉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等。

这样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增加生育的吸引力。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可以增强家庭对未来的安全感,减轻育儿压力,从而提高生育意愿。

工作灵活性: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时间,使得职业发展和育儿责任可以更好地兼顾。

聊城市90后生育意愿调查报告

聊城市90后生育意愿调查报告

聊城市90后生育意愿调查报告聊城市90后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一、引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90后是指出生于1990年至1999年之间的一代人,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体。

本报告旨在调查聊城市90后对于生育的意愿,并分析影响其意愿的因素。

二、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00份。

问卷涵盖了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状况、经济状况、教育背景等方面内容。

三、聊城市90后生育意愿情况1. 总体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聊城市90后中有70%表示有生育意愿,30%表示暂时或永远不想要孩子。

2. 生育时间:其中有50%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在30岁前生育第一个孩子,30%计划在30岁至35岁之间生育,剩余20%没有明确时间安排。

3. 子女数量:关于子女数量,40%的受访者希望有1-2个孩子,30%希望有3个以上孩子,30%表示不确定或不想要孩子。

四、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1. 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经济状况是90后考虑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约6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条件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

他们认为养育孩子需要较高的经济支持,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

2.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也是影响90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自己和配偶都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才考虑生育。

他们认为良好的教育背景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来抚养孩子。

3. 职业发展:职业发展对于90后是否愿意生育也有一定影响。

约5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事业稳定后再考虑生育,而30%则认为事业发展和生育可以同时进行。

4. 政策支持:政策支持也是影响90后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减轻养育负担、提供育儿假等。

五、对策建议1. 经济支持:为了增加90后生育意愿,政府可以加大对于家庭的经济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生育津贴、教育补贴等福利措施。

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

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

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

以下是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
1. 1950年代至1970年代:鼓励生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政府鼓励人民生育,推崇“人多力量大”的理念。

此时期,没有明确的生育限制政策。

2. 1970年代至1979年:谨慎控制生育。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政府开始对生育进行监管。

一些地区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进行少生、晚生、生一个扶一个的政策宣传。

3. 1980年至2015年:实施一胎化政策。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全面实施了一胎化政策。

根据该政策,城市居民普遍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居民有条件可以生两个孩子,但要遵守一定的间隔期。

4. 2016年至今:全面放开二胎。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政府于2016年实施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此政策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以促进人口的平衡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生育政策多次变化,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会放宽生育限制,允许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和传统。

90后为何不愿生孩子了?生育率下降

90后为何不愿生孩子了?生育率下降

90后为何不愿生孩子了?生育率下降90后为何不愿生孩子了90后不愿生孩子的原因有很多,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经济压力大:90后正面临结婚、买房、养育孩子等重大生活压力,同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导致他们不愿意生孩子。

思想观念变化:90后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化,他们更注重个人成长、自由和追求,不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对未来的恐惧:由于经济压力和竞争激烈,90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较强,他们更愿意先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爱好,而不是过早地承担起家庭责任。

追求自由:90后更倾向于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意被家庭和孩子的责任所束缚,更愿意追求个人发展和自由。

90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是什么?90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职业发展压力:90后面临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人在寻找工作中感到焦虑和不安。

他们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还需要承担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

经济压力:90后正面临结婚、买房、养育孩子等重大生活压力,同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导致他们不愿意生孩子。

未来社会变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未来的社会变革和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

90后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技术和工具,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健康和生活方式:90后往往忙于工作和生活,容易忽视健康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他们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避免工作和生活的不平衡。

这些不确定性和恐惧感会导致90后对未来的规划和决策产生困难,甚至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对于90后来说,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和恐惧感,积极面对未来,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90后都会有结婚恐惧呢大多数90后会有结婚恐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情感阻塞,心理创伤:有的人在童年时遭遇父母的离婚,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在潜意识里,他们会害怕、恐惧、没有安全感,这也导致他们长大后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比较敏感多疑。

我国的人口政策变迁

我国的人口政策变迁

我国的人口政策变迁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不断变迁的过程。

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推进,我国为了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断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本文将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放宽政策以及二孩政策的推行等几个方面,探讨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上世纪70年代,我国面临着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为了合理控制人口数量,政府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

该政策主要通过晚婚晚育、少生多养的原则,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政策初期,由于宣传不到位和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等原因,效果并不理想。

但随着政策的逐渐落实,我国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避免了人口爆炸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二、放宽政策的实施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政策开始向放宽的方向转变。

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全面二孩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

这一政策的实施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推动婴儿用品、教育、医疗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放宽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人口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

政府不再过多干涉夫妻生育自主权,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使得有些夫妻选择再生育一个孩子,以满足对家庭幸福感的追求。

然而,放宽政策并没有带来像预期的那样大规模的人口回升,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地区差异大,家庭对生育的接受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成本上升、生育压力增加等原因,不少夫妻仍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

三、二孩政策的推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为了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和提高劳动力资源供给,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这一政策进一步放宽了生育限制,鼓励更多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

二孩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人口政策变迁带来了新的契机。

根据预测,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将迎来短期内人口出生高峰。

然而,二孩政策的推行并没有如预期那样理想,许多夫妻仍然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

这主要受到生活成本、教育压力以及女性职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

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

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作者:京雨来源:《领导文萃》2021年第23期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做出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这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意义?这一政策能否改变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面临哪些难题或挑战?如何面对当前存在的“不敢生、不想生、不能生”问题?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能发挥多大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友华教授。

《领导文萃》:在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国家宣布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于这一重大决策,各方从各自专业角度做出了解读,您作为长期关注国家生育政策的社会学者,如何做出社会学专业层面的解读?这一政策的意义在哪里?陈友华:三孩生育政策作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后做出的又一个正确抉择,本身有着独特且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三孩生育政策表明党和政府在生育领域“以人为本”“还权于民”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使得民众的生育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

“以人为本”在生育问题上就是要赋予百姓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理解并尊重个人的生育选择。

相对于以往的生育政策而言,三孩生育政策的颁布实施意味着公民的生育空间更大,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对生育意义认识上的加深,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展现。

其次,三孩生育政策缩小了不同族群之间在生育政策上所存在的差异,实现了生育政策的合理化与公平化。

尽管三孩生育政策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不会起到明显的鼓励生育的效果,出生人数也不会因此而出现明显的增加,但不能就此忽视少部分族群的生育观念还未完全转变、生育行为依旧比较旺盛。

生育政策一旦全面放开,恐会造成这部分族群与其所处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系统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于当代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调研报告

关于当代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调研报告

关于当代年轻人生育观念的调研报告前言前段时间,各大媒体平台推出了关于2020年新生儿数量以及关于新生人口增长趋势分析的文章。

据国家统计资料,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2017年为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

2020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

分析如下表通过表格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我国出生人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20尤为明显,出现断崖式下降。

各界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和大众对此现象给出的主要看法为:一是思想观念改变,70后“不能生”、80后90后“不想生、不敢生”;二是教育成本太高,养不起;三是女性参与劳动比例的增加和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大量减少;四是疫情的突袭(暂时的影响)。

若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将带来众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社会生产力下降;年轻人或社会的养老压力增大;消费能力下降,经济发展放缓后阻滞等。

调查目的高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即将进入婚育时期,他们的生育观念将会对未来人口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通过问卷法调查他们与生育观直接相关的生育数量、性别、时间、目的,以及与生育观间接相关的影响生育的因素,从而了解他们的生育观。

通过对他们生育观的了解,可以预先了解他们将来的生育行为,能够预示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

因此,针对对他们生育观念分析得出结论,可以对他们的生育观念进行积极的引导,促使他们将来产生合理的生育行为,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已适婚适育或即将适婚适育的年轻人将是未来生育的主力军,生育率走势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生育意愿。

本次调查为了了解已适婚适育或即将适婚适育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以及他们生育所考虑的因素。

调查对象主要以大学生为主调查时间两周(2021.5.1-2021.5.15)调查方法主要运用文献法、问卷法。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文献检索,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借鉴和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研究的统计数据,进行总结后提出本研究目的和内容。

中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自19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

该政策规定,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需要间隔时间较长。

这一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全面实施,生育率也随之下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浮现。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老龄化社会。

由于中国人口大量减少,中国的老年人口正在快速增加,而年轻的劳动人口却在缩减。

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国家的未来。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于2016年宣布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妇有两个孩子。

然而,这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生育率上升。

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

除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

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职业和个人发展,而不是生育。

此外,成本上升也是一个问题。

随着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增加,生育变得更加昂贵,很多家庭无法承受。

总的来说,中国的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挑战。

政府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生育政策,以应对老龄化和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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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是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年推行以来,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老龄化。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历史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以上,使得政府和社会发现人口问题日益严重。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率,1964年,国家颁布了《治理人口繁殖安全问题条例》,以控制人口增速,以及减少出生率。

其后,国家针对人口问题采用了多种措施,如鼓励晚婚晚育、限制多胎家庭等。

然而,这些措施没有太大的效果,人口增长率并未降低。

此时,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政策,号召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以减少人口增长速度。

1979年,人口计划生育条例正式颁布,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开始推行。

现状从1979年开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超过40年,政策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的人口高度增长,人口收入不高,疾病、饥饿等各种问题严重,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但是,自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问题得到了控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未来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时间越来越长,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

主要问题之一是老龄化,这一问题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严峻。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升至11.9%,相当于超过1.6亿人,这是令人忧虑的数字。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时间长,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

其次,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水平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让人们有条件养育更多的孩子——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败之处。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呢?一方面,可以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每个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降低社会老龄化程度。

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以增加人口的数量。

结论综上所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的生育数量,但也造成了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未来中国应该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以适应社会老龄化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

为了解决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计划生育政策。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影响。

一、人口问题的产生与背景中国在20世纪中叶之前一直处于人口自然增长的阶段,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难题等。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情况1. 一孩政策1979年,中国正式推行了一孩政策。

该政策规定,城市居民夫妻应该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居民夫妻也要尽量控制生育。

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优化人口结构,以减轻人口带来的压力。

2. 二孩政策尽管一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供应不足等。

因此,在2016年,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调整人口结构,使其更加平衡,同时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1. 降低出生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降低了全国的出生率。

根据统计数据,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的出生率从高峰时期的每千人超过30人,下降到了目前的每千人约为12人左右。

2. 人口结构的优化计划生育政策还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善。

由于限制每个夫妻只能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得到了相对较好的控制和管理,这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社会经济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社会经济所面临的压力。

人口数量的控制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降低了社会经济负担。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还推动了社会就业与教育资源的平衡发展。

四、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随着一孩政策的实施时间的增长,中国逐渐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不愿意生育的国家政策

不愿意生育的国家政策

不愿意生育的国家政策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不情愿生育的问题。

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论的话题。

这种政策的消失,源于多方面的缘由,包括经济压力、社会变革以及个人选择等。

经济压力是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

随着经济的快速进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压力越来越大。

特殊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房价高涨、教育费用昂贵等因素导致年轻夫妇难以负担得起孩子的哺育成本。

因此,政府实行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通过削减或取消生育嘉奖和补贴等措施,以降低家庭的经济负担。

社会变革也是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家庭的定义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事业进展,而非传统的婚姻和生育。

同时,社会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期望也渐渐削减,人们更加注意个人的自由和追求。

这种社会变革使得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不情愿生育,从而导致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的消失。

个人选择也是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有些人可能更情愿追求事业和个人成就,而不情愿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育儿上。

这种个人选择在一些国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通过供应更多的教育和职业进展机会,鼓舞个体追求自己的幻想。

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社会对于养老金、医疗等福利的需求也增加。

这对于国家的财政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挑战。

人口削减可能导致劳动力不足。

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削减已经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劳动力市场紧急,企业难以聘请到足够的员工,从而限制了经济的进展潜力。

不情愿生育的国家政策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和个人选择等多个因素。

尽管这种政策在肯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经济压力和个人选择的需求,但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进行全面考虑,平衡各方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进展。

中国人口生育率

中国人口生育率

中国人口生育率中国人口生育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全国居民的平均生育水平。

它是一个国家人口结构和人口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国家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非常高的,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的。

那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农村人口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总人口。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农业劳动力的生育率相对较高。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夫妻的生育权利,鼓励晚婚晚育。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人口生育率也逐渐降低。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在这一时期,许多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甚至有些夫妻选择不生育。

这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剧变,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夫妻生育二孩。

这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

然而,尽管政策调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并没有明显提升。

一些家庭仍然只生育一个孩子,经济压力和家庭负担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

此外,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对人口生育率产生了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年轻人更加倾向于追求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而不是过早地结婚生育。

这也是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经历了从高位到低位的过程,并且当前的人口政策调整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变。

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人口政策,加强宣传教育,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以促进人口生育率的稳定增长。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提振育龄人口生育意愿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对国家的建议

提振育龄人口生育意愿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对国家的建议

提振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包括许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以下是提振育龄人口生育意愿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对国家的建议。

首先,经济压力是最主要的困难之一。

现代社会中,生育意愿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压力。

生养孩子需要大量的经济支出,包括医疗、教育、居住等方面的开支。

对于许多年轻夫妇来说,面对日益高昂的房价、教育费用等经济压力,他们往往会推迟或放弃生育的计划。

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来减轻经济压力,如提供经济补贴、低息贷款等措施,以鼓励年轻夫妇早期生育。

其次,职业发展和家庭压力也是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中,女性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机会和压力与日俱增。

许多女性为了事业的发展而推迟生育,或者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

因此,为了提振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来提高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例如,提供合理的产假、育儿假、灵活的工作时间等,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

此外,社会支持和文化观念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社会中,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体系,年轻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感到压力重重。

同时,一些不利于生育的文化观念也会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障碍。

国家需要加强家庭政策的建设,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托儿所设施、儿童医疗保健等,为年轻夫妇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和条件。

此外,国家还需要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改变不利于生育的文化观念,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对育龄人口生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最后,政策和制度环境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一些国家存在着不够完善的生育相关政策和制度。

例如,婚姻登记、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的限制。

国家应该关注和改善这些政策和制度,为育龄人口提供更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鼓励他们生育。

此外,国家还可以探索灵活的生育政策,例如生育奖励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以提高生育意愿。

综上所述,提振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经济、职业、社会、文化、政策等多个方面。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出生率有着显著的影响。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从高出生率逐渐转变为低出生率。

这种变化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变革有关。

下面将详细讨论这些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并介绍相关实例。

中国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更注重个人发展和职业成功,而不再将生育作为生活的首要任务。

特别是在一线、二线城市,高房价和高教育成本成为年轻夫妇考虑生育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导致年轻夫妇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

例如,年轻人更加倾向于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在早期结婚和生育。

另一个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并提高生活质量。

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限制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政策逐渐深入人心,并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即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就够了。

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了人们普遍减少生育的行为。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进一步影响了出生率。

例如,由于人们普遍只生育一个孩子,很多家庭没有兄弟姐妹,这会导致养老问题和经济负担的加大。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对出生率产生了一些区域性的影响。

一些内陆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出生率相对较高,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出生率相对较低。

这与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

内陆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且发展机会有限,相对较高的出生率可能是因为家庭仍然依靠劳动力为生活提供支持。

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们更加注重自身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因此出生率相对较低。

总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中国社会的继续发展和变革,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将继续对出生率产生影响。

谈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困境及对策

谈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困境及对策

谈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困境及对策摘要: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尽管计生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30多年的人为干预,已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困境与危机。

为了走出困境,中国政府已超越单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路,开始着手制定21世纪中国人口战略。

关键词: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困境与对策1 困境30年国策,成效显著,困境渐显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8年内增长1亿人。

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发布了著名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

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1991年中央发布“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

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

”但是对人口数量30年的人为干预,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

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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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率难题70后想生不能生,80、90后能生不想生作者:任泽平熊柴周哲孙婉莹来源:《青年与社会》2018年第26期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们生育意愿低迷、放开二胎后出生率大幅低于预期,近期,全面放开生育信号频现,甚至多位专家提出生育率将在本世纪内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

倡议中国生育政策的突然逆转,在民众眼中还真有些猝不及防,但从时间上看已经刻不容缓。

全面放开生育信号频现信号一:计生机构取消。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3月17日,该方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从机构改革说明看,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强调卫生健康、老龄化,对2013年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时的“为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等只字未提。

从主要职责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含“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但删去了2013年机构改革时的“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等内容。

这表明我国生育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生育权有望从政府控制回归到家庭自主,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

信号二: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2018年6月以来,新疆、辽宁、陕西、湖北等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侧重于产假、住院分娩补贴、增加托幼机构供给、女性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

信号三:生肖邮票引猜测。

2018年8月6日,2019年(己亥年)生肖邮票公开,其中“五福齐聚”图中含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引起海内外猜测。

8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文章在标题中称“一张猪年邮票预示着中国将鼓励三孩家庭”。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一张拥有三只小猪大家庭的邮票,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期待。

”猜测源于2016年中国邮政曾于发行猴年生肖邮票,其中一张名为“福寿双至”,图案是一只母猴抱着两只小猴。

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放开了二孩政策。

随即《乙亥年》生肖邮票的设计师韩美林对此予以否认。

他称这套邮票并没有传递任何信号,并强调“艺术家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

之所以画三只小猪,是为了使构图更加平衡。

信号四:人民日报发文建议出台实质性政策鼓励生育。

2018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文章,历数出生率低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并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人民日报建议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健全社会保障,尤其是切实降低年轻人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成本,来鼓励生育。

生育政策变迁中国生育政策历经多次变迁。

从建国初期“人多力量大”到1970年代“一个不少、两个正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虽在生育政策上有所变化、甚至反复,但生育权一直归家庭。

建国初期,政府一度鼓励生育,比如奖励多子女母亲、强调人多力量大;1970年代提倡“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因此,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暴增至1978年的9.6亿。

人口爆炸式增长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体现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诸多方面,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红利埋下伏笔。

1982年计划生育定为国策,但原本预期只执行30年就调整。

1978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

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

自此,“严格一孩”计划生育国策开始长期推行。

根据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当时中央预期只执行30年计划生育就调整,原文是:“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一些人口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2000年为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点。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期被大大延长。

2013年末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松绑,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均不及预期。

2013年机构改革中,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这种机构和职能调整显然不只是出于大部制改革的意图。

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于2014年启动“单独二孩”,但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是2000年以来的生育高峰,出生人口1786万,比2015年多出生191万人。

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判断,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体现有滞后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也即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会明显高于2016年。

但在2017年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较2016年减少63万人,不及有关方面预期。

这种情况或是本次计生机构取消的催化剂。

生育率现状:总和生育率极低、老龄化速度极快在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总和生育率极低,老龄化加快,未来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上升,社会发展动力堪忧,社会养老压力和社会保障压力巨大。

(1)中国总和生育率极低,2015年为1.62,2028年前后或迎来约14.4亿峰值,之后人口规模将开始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在2.1可保证一国人口世代更替,即总人口保持不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

不过,由于在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中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人口学者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4-1.6左右。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全球仍处于超低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当然,中国还是高于日本的1.46,但其人口总量在2008年达峰值,然后逐渐减少。

根据中国生育率和年龄结构,中国人口大致在2028年前后达约14.4亿峰值,然后开始减少,2050年降至13.6亿。

(2)中国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在世界各国当中前所未有。

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

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7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六十多年后必然形成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

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

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前所未有。

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生育意愿调查:12.3万人参与调查意愿生育率仅为1.73“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出生数量有所上升,但一孩出生数量大幅减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其中一孩724万人,占比43%,比2016年减少了249万人。

二孩883万人,占比51.2%,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

这意味着80后90后生育愿望趋弱,而70后二孩生育愿望虽一次性释放,未来二孩数量也可能会减少。

一孩的生育主体是80后、 90后,一孩比例下降说明中国新生代的生育愿望趋弱,同时这一类育龄妇女人口数也在大幅度下降。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人口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基本上不具备可持续性,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还将继续快速下降。

目前二胎增加主要是等待生育第二胎的70后、80后夫妇在政策改变后马上利用了该政策,2016年出生人数突然上升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可能会集中在二孩政策放开后的两三年,此后这类生育行为将逐渐减少。

因此,未来二孩数量有可能大幅度减少。

如果全面放开生育,民众愿意生吗?针对这个疑问,2018年3月,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等渠道发起调研,12.3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

调查结果显示,意愿生育率为1.73左右,生育形势不乐观。

不考虑“不生”选项意愿生育率约为2.04;考虑“不生”选项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意愿生育率约为1.73。

根据我们的直接调查统计,生1个、2个、3个、4个孩子及以上的意愿比例分别为33%、39.9%、17.3%、9.7%。

粗略计算,意愿生育率为2.04,大致相当于1.7的实际生育水平,与1.8-2.1的适宜生育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在含“不生”选项的某平台上有高达26.7%的人选择不生,大大超出预期,据该样本计算意愿生育率仅为1.5。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不孕不育、不婚同性恋、丁克家庭、单身主义等。

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

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多数仍难以治疗。

此外,加上部分同性恋人群、丁克家庭、单身主义群体等,保守粗略估计不生的比例可能在15%左右。

因此,结合其他调查数据,在考虑不生情况下,不生、生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28.11%、33.89%、14.74%、8.27%,由此粗略估计的意愿总和生育率约为1.73。

1.73的意愿生育水平大致等于1.4左右的实际生育水平,生育形势非常不乐观。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鸿沟,且意愿生育水平高于实际生育水平的幅度随着年龄变小而逐渐变大。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等2016年的研究,意愿生育水平与终身生育水平有0.2-0.35的差距。

所以1.73的意愿生育水平对应着1.4左右的实际生育水平,这与中国当前1.4-1.6的总和生育率基本持平,与1.8-2.1的适宜生育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大量受访者表示生育意愿不高源于三大原因:教育成本高、房价高、时间精力成本高。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

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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