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夏章霞)

浅论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与成本分担政策夏章霞摘要：本文利用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数据对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分析和预测，得出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者中存在显著的收入优势，高等教育是一项谁承担、谁受益，给个人及社会带来收益的投资。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国呈现个人高等教育投资热潮。

本文对成本、收益率及投资风险的分析，以利于投资个体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关键词：个人收益率、社会收益率、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预测、教育投资、成本分担在中国高等教育成本个人分担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教育投资者在作出决策时越来越频繁地涉及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之所以在许多场合下被看作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合理性辨护的理论依据，是因为多数研究得出的高的私人收益率，显示当前的高等教育边际收益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将高等教育的部分财政从政府转移到个人或家庭身上，不太可能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丧失积极性，这也是在经济萧条下，拉动内需的一大举措。

（1）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扩招力度的不断加大，个人（家庭）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作为一种投资行为，高等教育固然有其适当的收益回报性，但同其他物力资本投资一样，个人针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同样具有风险性及一些不确定性，对此，我们需要对此投资行为进行认真分析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一、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及成本分担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能给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较大的预期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内在化的，属于个人收益，这是决定个人对高等教育产生需求的主要因素。

同时，高等教育还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提供这种服务还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外在化的，属于社会受益，这是决定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

（2）因此，任何一种性质的高等教育都兼有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在确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标准时，必须符合经济公平的要求，经济公平强调的是投入与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的等价交换来实现的。

高等教育的投入是社会和受教育者所分担的成本，收入则是社会和受教育者所获得的收益。

所以以投入与收入相对称而言，社会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个人也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混合提供是最符合经济公平要求的。

至于混合提供中各自所占的份额取决与高等教育的“纯度”与“不纯度”即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的比重，用公式表示即纯度=社会收益/总收益不纯度=个人收益/总收益（其中：总收益=社会收益+个人收益）如果社会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高，则该高等教育较“纯”这就要求混合提供中社会分担点份额要大一点，如果个人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高，则该高等教育较不“纯”，这就要求混合提供中个人分担的份额要大一点，所以，社会和个人的成本分担比例应与收益保持一致、即社会成本/各人成本=社会收益/个人收益对该公式进行调整及得社会收益/社会应分担的教育成本=个人收益/个人应分担的教育成本在该公式中左边的“社会收益/社会应分担的教育成本”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同样，在该公式右边的“个人收益/个人应分担的教育成本”是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所以，按收益结构原则分担教育成本，实际上是要求社会收益率等于个人收益率。

从总体而言高等教育是一种“纯度”相对较低的准公共产品，按收益结构原则就要求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社会只需分担较少的部分，就具有的高等教育而言，其“纯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是由于高校的级别，类别不同、专业不同，因此社会和受教育个人获得的收益也不同，这就要求在确定具体成本分担配额时，要区别对待。

（3）诚然、高等教育具有重大的公益性、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在显著的私人收益率之外，高等教育还带来了公共利益。

因为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有助于税收的增加，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公共机构资金的增加，等等，高等教育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互相重叠的，高等教育可以提供生活好生产率，使个人和国家更加富有，人们得以享受到一种高质量的精神生活，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叶可以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收益。

（4）半个世纪前，劳动经济学家开始实地的研究教育投资的收益，到8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研究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人们的年收入差异，后来又分析了教育的社会与个人收益率差异，下表是世界银行高级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撒卡罗普洛斯分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国家对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他得出了以下一组数据（见表）益率都低于发展中国家。

二、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虽然都为正值，但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就其原因，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忽视了教育的外部性，教育可以开启民智，促进民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用教育收益率计算不错来的。

其次。

计算方法还有待完善。

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主要是通过工资的差异计算出来的，因此，必须在收入确定反映收入水平差异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出比较准确的收益率，处在转型期当中的中国，虽然在市场和政府两种收入的分配体系之间目前存在明显水平差异，教育收益率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扭曲，也有种关于“收入脑体倒挂”的说法，但在两种收入分配体系的内部，教育收益率都是正数，并不存在绝对的“脑体倒挂”的问题。

再次，是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作为其理论成立的基本假设之一，其内在逻辑是，既然教育能够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通过竞争和流动，完全反映劳动生产率的雇员工资就呈现处与所受教育水平的一致性，所受教育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就能够通过受教育者的经济效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大学毕业生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生产要素，由政府“配给”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个人几乎都没有选择权，另外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一经分配，常常就成了职业的终生职业，社会流动性极其低下。

根据九十年代的一个调查，我国某大城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单位流动次数”和“岗位流动次数”平均为0.79次和0.7次，绝大多数终身未换过单位和岗位。

（5）Jamison和Gaag利用中国西部某县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也发现，公务员和城市工人的工资制度不能反映其通过教育或工作经验而获得的劳动生产率。

（6）也就是说，在普遍缺乏竞争和流动的情况下，个人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不能得到实现，这样，高等学校毕业生即便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也不会给个人收入带来应有的优势，最后，对于投资收益率研究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其重要程度还没有得到教育投资者的重视。

三、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预测。

现在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有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结果。

教育收益率一般都在10%以上，也就是说，在就业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可提高10%的个人收入。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出一种规律性，即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而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要大大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

天津教科院课题组目前结束的一项调查表示，从教育投资的个人回报率高，实行受益者投资是激励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一，同时，高等教育消费也是解决温饱后人们的消费热点。

在本市居民调查中，当问到“在未来5年您的家庭消费中，就费用大小而言，您认为排在前5位的消费费用是哪些项？”是，调查结果显示，选择“自身和子女教育”的（占82.5%），仅次于“吃”（占91.6%）而排在第二位，当然，这并不是目前的收入水平情况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个人消费的基础，但至少表明城市居民中，确实存在着肯节衣缩食也要接受（或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强烈愿望。

调查还发现，本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即便是贷款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用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弥补所损失的工资收入并还清贷款所用的年限不会超过8年，即使包括生活消费也不超过11年，而国内外教育收益的调查都显示，高等教育能提高个人收入的年限在24岁至64岁之间，接近40岁，我国目前进行的教育收益率调查显示，高中毕业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收益率为：大专为20%，大本为42.06%。

美国在八九十年代的调查显示：接受12年教育和16年教育的从业人员在45岁至54岁的收入差距很大，后者比前者高出52.9%。

（7）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收益率还不高，但由于者一收益率水平处于提高之中，同时教育的收入优势在年轻的就业者中比较大而且还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因此居民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收益的预测高于利用现实收入数据计算而得的收益率所反映的收益水平。

比外，高等教育收益率计算所没能包括的经济收益，比如大学毕业者在住房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对诸如较高文化修养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等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预期也是导致居民对高等教育较高需求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参考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存在显著的收入优势，高等教育是一项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的投资，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现象从总体上已得到了扭转，虽然利用1996年的抽样数据计算的教育收益率不高，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远远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越来越明显。

二是教育的收益周期大大的缩短了，从教育到应用领域的过度得更加直接。

三是随着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高收入产业，知识经济的基础是教育，世界经合组织（OECD）在以《以只是为基础的经济》这一知识经济报告中高度强调：在网络社会中对只是的处理应用的机会合能力以及学习的强化，可以决定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经济地位。

研究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因而，教育投资者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决策参考意义：首先，要适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高等教育对经济的确存在一定的拉动作用，因此，发展并适当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高校为中心的经济;其次，为高等院校只等收费标准和确定合适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额提供参考。

根据投资收益率的研究发展，个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因此，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上，理应由个人承担一部分，这既解决了高等教育经费的紧张问题，也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性；再次，为合理地发展高等教育提供决策参考，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是由于经济增长而造成的需求，我们在将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时，必须注意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结合，避免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和发展不足。

最后，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成本分担机制实施了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屋地化，为避免该政策所造成的“马太效应”，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保证家庭经济贫困子女的入学机会平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风险性既可以增大收益也能减小收益，甚至导致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