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对儒家传统财政思想的批判_李传印

1999年6月第18卷第3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na l of Anq ing Te a che rs Co lle ge(S oc ia l S c ie nce Ed ition)JUN.1999Vo l.18No.3Ξ叶适对儒家传统财政思想的批判李传印(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　要:叶适通过对儒家一些经典财政思想的怀疑和批判,阐明了理财与聚敛异,为“理财”正名和为财政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重新定位。

大胆怀疑和否定了儒家所标榜的理想中正的什一税,阐明了税率的灵活性、可变性原则。

同时,虽然肯定了量入为出是财政平衡的基本原则,但他首次对财政收入来源和结构加以重视和分析,并开始接触到物价变动对财政收支具有重要影响等重大财政理论。

叶适这些崭新的财政思想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尤其是财政思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叶适;批判;财政思想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1999)03-0051-55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南宋温州永嘉人。

出生于“贫匮三世”的寒微之家,南宋孝宗淳熙五年中进士,历任太常博士,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等职,后因开禧北伐失败而被人以“阿附权贵,盗名罔上”的罪名参劾罢官回乡。

从此,叶适息影家园,潜心讲学、著述。

他承继薛季宣、陈傅良的学术统绪,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在南宋后期形成了朱、陆、永嘉三派的学术鼎立,正如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五十四中所评价:“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

”在叶适宏富博大思想体系中,近人颇留意其哲学及伦理思想的探索和研究,已取得很多卓异成果,但对叶适其它思想,尤其是其颇具卓识的经济思想涉及不多。

其实,叶适对财政、货币、人口等经济问题论述十分充分详尽,并在批判有关传统经济思想基础上多有新见。

本文拟就叶适在对儒家传统财政思想批判中所阐发的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和财政理论进行一些初步探求。

一、批判儒家理财就是唯利和聚敛的观点,为财政正名和重新定位今天所称的“财政”,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人们一般称之为“理财”、“国计”、“国用”等。

它是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其政治权力或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一部分社会产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

财政实际上随国家产生而产生,是国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物质基础。

当然,财政也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而运行,二者相辅相成。

但我们发现,历代那些志于安邦治国的封建士大夫们大多不愿讲求这与国兴衰、与民苦乐息息相关的财政,实际上他们也无能理财。

理财象瘟疫一样,让这些士大夫们避之犹恐不及,甚至将理财与小人联系在一起,即所谓“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

中国历史上那些杰出的理财家在传统儒家种种偏见下长期受到不正确的评价,桑弘羊、刘晏、杨炎、王安石四人之中就有三人被杀,一人罢相郁郁而死,并为那些所谓谦廉君子们所不耻,这其中的缘由不能不令人怪异和深思。

众所周知,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儒家关于理财的观点和思想自然被奉为经典,为人们笃信不疑。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从此出发,反映在儒家经济思想上,首先是儒家重义轻利,即重视道德伦理,反对纵欲逐利。

孔子所倡导的重义Ξ收稿日期:1999-03-10轻利的义利观,就成为儒家所奉行的有关义利关系的最高原则。

但是,理财的核心内容和工作就是如何更多更合理地组织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的主体是税收,在封建社会即赋税。

理财实际上就成为如何征收赋税和安排消费支出。

赋税是物质利益范畴,而非道德伦理范畴,征收赋税也就是对物质利益的分配,这在儒家看来正是君子所不为,只有小人所为的言利逐利了。

儒家非功利的道德伦理型经济思想极力主张统治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提倡节用,反对苛暴的聚敛民财。

儒家如此反对聚敛,但由于理财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理财就是如何有效、合理地集中有限的资源,如何聚集天下的财富于国家手中,这在一般人看来,理财与聚敛就很难区分了。

正是由于理财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导致了人们对理财的误解,认为讲求财政就是言利,从事理财就是聚敛,而言利和聚敛正是传统儒家坚决反对的,因此,财政就背负言利之恶名而一直受到非议、轻视和畏忌,理财就因与聚敛混淆在一起而被视为小人之事,为士大夫们所不耻。

这些糊涂、错误的财政观念必须澄清,否则,与国家相伴相依的财政永远得不到应有重视,在国家政治经济工作中摆不上应有的位置,这于财政本身发展和国家事业发展不利。

同时,传统儒家那套虽可稳定社会但实属萎缩型的财政理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很难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扩张型财政理论所取代。

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叶适财政思想的光辉之页,首先就表现在辨明是非,澄清儒家财政思想中一些糊涂、错误观点,为财政正名,并为财政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重新定位。

叶适继承了管子、刘晏、杨炎、王安石等人重视国家财政收入、高效有力地为国理财的思想,但他首先将理财与聚敛辨别开来,明确果断地认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

叶适也承认自秦汉以来真正的理财之义已失,当时(南宋时期)所言之理财,实际上是一种聚敛行为。

但是理财与聚敛尽管有着质的区别,但二者的形式及结果又颇有相似,很难严格区分,所以叶适以二者的动机或出发点作为理财与聚敛分别的界标。

他认为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聚敛则是“务以自利多取为悦”,即是说理财的动机是与天下为利;为天下理财。

聚敛的动机却是政府官吏的自利。

叶适为了进一步辨明什么是聚敛,尖锐指出,北宋王安石的新法(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有害于工商业,是聚敛;南宋政府的征榷、经总制钱、折帛、和买等等更是聚敛。

他批评说:“自王安石正言财利……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

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

然未有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

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十一《经总制钱一》)。

在叶适看来,一直以理财著称的王安石、薛向、吴居厚之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是明目张胆的聚敛。

而那些“取诸民以供上用”,“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为理财而已矣”,只不过是披着理财外衣,以“取之巧”暗行聚敛之实。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的聚敛就是与民争利。

叶适十分推许他的老师薛季宣所言:“藏之于下,犹在君也。

……聚敛之臣不知义之安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之(于)民也”(《浪语集》卷29《大学解》)。

叶适在列举了种种聚敛行为表现,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明确区分理财与聚敛的不同后果,果断大胆地认为与天下共利的理财虽“百取而不害”,但若是以自利之的聚敛即使少取也不可(参见《水心别集・财计上》)。

在这里,叶适虽有有强调动机否认结果的唯心主义之嫌,但他毕竟第一次对儒家财政思想体系中理财与聚敛这两个混淆在一起的概念作了澄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财政应有之义和名声。

叶适将理财与聚敛进行区别后,进一步批判传统儒家理财乃小人之事的观点。

既然理财与聚敛不是一回事,那么理财就应成为圣君贤臣必具的基本能力和基本工作职责。

叶适在《水心别集・财计上》中认为“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就是说圣君贤臣必须善于理财。

叶适在批判儒家圣贤不言利、不理财的陈腐观点说:“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与?’”。

的确,那些圣贤口口声声不言利,真不知他们如何治国安邦,因此,叶适愤怒地指出“奈何以聚敛为理财,而其上至于使小人?君子以为不当理财,而听其绝而不继?若是者,何以为君子哉!”(《水心别集・财计上》)。

在叶适看来,君子若不讲求财政,不善于理财,实际是一个“伪君子”,叶适强调圣君贤臣必须善于理财,善于理财才是圣君贤臣,客观上肯定了讲求财政是君子之职,是国家头等大事,确立了理财在国家政治经济工作中的神圣地位。

・25・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二、批判传统儒家确定和标榜的十一税最佳税率,提出了税率的灵活性、可变性原则在古代和中世纪,财政运行的核心是财政收入的运行,即理财的核心工作是组织财政收入,征管赋税。

赋税税源是受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制的,过度征收赋税既可对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甚至还可以引起社会急剧动荡;赋税收入过少,会出现入不敷出,封建国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物质基础产生严重动摇。

这样,最理想的赋税征收是既不会竭泽而渔,也不会出现赋税流失,这就要求确定一个最佳税率,即赋税占社会产品总量中的比重。

何为征收赋税的最佳税率,儒家提出了什一税即赋税占产量的十分之一,“哀公问于有若(即冉求)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盖彻乎”(《论语・颜渊十二》)。

彻,即十分之一的税。

王肃《孔子家语・王言介第三》也有“彻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记载。

孔子为了反对急征暴敛,要求统治者宽厚待民,所以鲜明提出了十分之一的财政税率。

孟子也极力主张十一税,《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孟子并认为这种十一税是最公正合理的。

《公羊传》在论及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时说,“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由孔子、孟子提倡的十一税率被儒家认为征收赋税的中正之道,被人们赞美、颂扬,秦汉以后的一些思想家即使是那些颂扬汉代“十五而税一”,或“三十而税一”的轻税的思想家,更是将十一税看作是最理想的税率,不容许有任何怀疑和变动。

儒家所赞美的什一税率,历来被认为是轻税政策的体现,是儒家反对重税的一面鲜明旗帜。

我们知道税率的轻重,并不是看什一税、什二税还是什三税等,而是看赋税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来确定。

若经济发展,社会产品极为丰富,什一税则可能是轻税;若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或遇天灾人祸,什一税又可能是重税,而且什一税的固定税率,也难以体现税负公平性。

鉴于儒家所极力倡导的什一税的这些弊端,虽然管子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根据年成丰歉灵活征税,杨炎主张征税应当“以贫富为差”,但他们未明确怀疑和否定孔孟所标称的什一税。

叶适超越管子、杨炎等著名理财家,首先对什一税持怀疑态度,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天官家宰》中指出古代租税并非都如儒家所说是按十分之一征收,而是按情况而定,以灵活、多变的税率征收的。

叶适说:“又载师言,‘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盖视其所任劳逸,获利厚薄而为之多少,亦无定法,此司徒之正文也。

”叶适在怀疑儒家所称的古代税率是十分取一之后,进一步大胆否定了“什一税”是理想的最佳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