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官员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蔡荣生、吴崇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摘要：本文在继承地方官员人事制度研究的前期研究结论——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制度对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了，在平均为4年左右的任期内，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增加投资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制度对于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的具体影响路径。

随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地方官员（省委书记）的职位变更在统计学意义上确实对第二年地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进而证明了笔者关于地方官员人事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的推断。

这一结论首先肯定了我国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制度不仅具有其政治职能，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劳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也在提醒我们应该扩宽发展地方经济的渠道，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的科学性。

关键词：GDP 私人投资官员任期限制与异地交流----------------------------【作者简介】蔡荣生，中国人民学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贸易经济、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分析等。

吴崇宇，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产业政策、信用管理与资信评级、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等。

一、引言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仅得到进一步规范，而且得以有效执行。

针对这一制度，近些年来，国内一些这些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则是关注地方官员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在这一领域，周黎安教授是具有开创性的，提出了诸如“政治锦标赛”等一系列的全新概念，随后，国内一些学者纷纷从实证的角度对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刘瑞明、白永秀,2007；张军、高远,2007；徐现祥、王贤斌、舒元,2007），他们所采用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本文延续上述研究思路，在接受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影响路径，试图将这一研究更加深入下去。

本文首选提出一个关于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的分析框架，然后运用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5年（1992年至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文章的第一部分为引言。

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以解释地方官员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从数据的角度检验省级官员变更与地方私人投资规模的相关关系。

第四部分为文章结论。

二、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首先，要研究地方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以省级官员为例），我们需要对近年来我国省级官员的任期长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笔者通过整理1977年至2007年间我国省级官员（省长和省委书记）的职位变更数据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省级领导（省委书记、省长）的均平任期大约为4年（48.24个月）；相比之下，省委书记的平均任期要比省长的平均任期长，但是两者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表1. 我国省级领导（省委书记、省长）的任期统计（单位：月）注：[1]笔者选择样本的原则为：如果在统计区间内（1977-2007或1991-2007）省级官员出现了离职，那么他（她）的任期数据将被选择为样本。

[2]括号中的数据是以“年”为单位的数据。

数据来源：笔者编撰其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官员选拔制度更加侧重于考察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与水平，而这中间地方GDP的增长水平就成为了一个客观而重要的考核指标。

这样，我国省级官员在任期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有限的任期内（平均为4年左右）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关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目前至少存在两个思路：以索罗增长模型（Solow, 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和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Keynes, 1936）。

前者关注与经济体生产能力的提高，或者说长期经济增长，并总结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 1958; Schultz, 1961; Becker, 1964 and Schultz, 1971）和制度(North, 1981)。

后者关注如何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并释放出经济体的潜在生产能力。

对于我们要分析的问题和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显然后者的分析框架更加符合实际。

在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下，GDP来源于四个部分：消费、私人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

从理论上看，消费和净出口两项内容在短期内是不容易受到政府政策影响而变化的，这源于消费和进出口受到诸多外在因素影响（消费受制于居民消费习惯和心理预期；进出口则受到国际市场行情和国外需求影响），这些因素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另外两个因素——私人投资和政府购买（或称政府投资）是可以被政府用作短期内影响经济发展的调控手段。

一方面，上述两个因素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成数效应）影响地方GDP 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政策手段影响上述两个因素。

对于公共投资，不言而喻，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向中央政府争取到更多财政支持、扩大地方财政支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手段在短期内扩大投资。

对于私人投资而言，地方政府至少通过三种方式吸引外部投资和本地投资：一是地方财政直接补贴；二是通过担保等手段为私人投资争取到更多的信贷支持；三是通过一些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吸引外资，如：税收减免、土地使用优惠政策、家人照顾（子女就学优先）等。

另外，在经济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还有权利在中央政策不涉及或不明朗的领域实施政策创新，以加强其对本地经济的驾驭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推断，地方官员在有限任期内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拉动投资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考虑到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一个过程，笔者推断，在地方官员上任的初期（本文选择第二年），当地的投资规模会因政策的刺激出现一个明显的跃升。

本文下一部分将对这一推断进行实证分析。

三、我国省级官员变更与地方私人投资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1．私人投资规模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地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私人投资问题。

1 在这些研究多数是以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the neoclassical flexible accelerator model ） (Jorgenson, 1967、1971)的研究框架为基础，对该模型进行适度修改，进而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私人有资问题的研究(Fry, 1998； Ghura & Goodwin, 2000)。

根据Jorgenson 的研究成果(Jorgenson, 1967 、 1971)，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的基本假设为：私人投资是私人企业（公司）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个结果，作为最优化的结果，私人投资可以表示为实际产出水平（e t j Y -）、资本成本（1t j C --）和调整系数（j β）的一个方程：J1t j j 0I ()e t jt j Y C βα---==∑1Shafik (1992); Serven & Solimano (1993); Oshikoya (1994); Mataya & Veeman (1996); Ghura a& Goodwin(2000); Ndikumana (2000); Mlambo & Oshikoya (2001); Seruvatu & Jayaraman (2001); Devarajan, Easterly & Pack (2001) ; Ouattara (2004); Lesotlho (2006) 等学者以一组非洲国家或者单个非洲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分析，确定非洲发展中国家投资规模的决定宏观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环境中，调整系数（）可以表示成一系列影响私人投资能力的j因素，包括：信贷支持力度、公共投资水平、干扰私人投资者信心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等。

因此，在适度变换的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中，私人投资规模由一系列可观测因素决定：公共投资、私人部门获得的信贷支持、实际GDP增长率、利率水平、通货膨胀水平等(Ghura & Goodwin, 2000)。

笔者认为这些对于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的变换是必要的，首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原本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中的假设将难以成立，如：健全的资本市场、市场上较为完备的信息、较少的公共投资等2；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可观测到的利率水平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资本稀缺性(Wai & Wong, 1982)3。

因此，笔者在本文也采用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为计量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对模型加以适度变换，以最大程度地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2．我国省级官员变更对私人投资规模影响的计量模型基于上述变换后新古典可变加速模型分析框架，考虑到前文就省级官员变更对地方私人投资规模变化的分析与结论，笔者初步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特点的私人投资决定因素计量模型：私人投资规模=F（省级官员的变更，实际GDP，投资品实际价格，公共部门投资，信贷规模，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1）模型变量的数据处理为了消除由于不同变量在量级或量纲上的差异进而产生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笔者对模型中变量的数据表示进行了处理，力求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具体变量数据处理情况如下：省级官员的职位变更（Turnovers of Officers，符号：TO）用一个虚拟变量表示，如果当年出现了官员（省委书记）职位变更，当年虚拟变量值为1，否则虚拟变量的值为0。

私人投资（Private-Sector Investment，符号：PI和PI-1）用“当年私人投资额与名义GDP的比值”表示，公式为：私人投资额/GDP，其中，PI-1表示上一年度私人投资与GDP 的比值。

公共部门投资（Government Investment，符号：GI）用“当年公共部门投资额与名义2See page 12 of the paper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Private Investment in Africa: An Empirical Analysis”by Temitope W. Oshikoy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2, No. 3. (Apr., 1994), pp. 573-5963See page 24 of the pap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The case of Botswana”, by Patrick Lesotlho, M Com mini-thesi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July 2006.GDP的比值”表示，公式为：公共投资额/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