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过失的理论分类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二、重过失与轻过失
重过失与轻过失的区别，在我国刑法理论中运用的不很普遍，而且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过失的轻重，理论上也颇有争议。历来有不同认识，主要有两种见解：
第一，主观说，认为重大过失应依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来考察，如尽轻微注意即可预见防止的，则为重过失。例如，台湾学者洪福增认为：“仅以轻微的注意，即可容易地预见结果之发生，且可回避结果于未然，而尽其注意之义务，然由于懈怠而未予注意或预见，以致发生结果，而违反注意义务，即系犯重大过失。”（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2年版，第333—334页。）第二，客观说，即主张过失的程度应考察行为人的外部行动，在一般情况下如认为有必要给予较重制裁的过失为重大过失。例如，美国学者h·c ·a·哈特认为：“如果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是非常简单的，譬如连一个身体和精神力量十分脆弱的人都能轻易采取的措施，那么，过失就是严重的。所以，在前面谈到的那个工人的案件中，如果他在往下扔石板之前没有了望或查看，那就是严重的过失。”（注：（美）h·c·a·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还有的学者干脆否定违反注意义务的心态有程度差别。如英国学者j·w·塞西尔·特纳认为：“当过失一词用于表示一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它实在没有未注意的程度问题，因为过失意味着在某人的心理上完全缺乏特定的思想，即空虚。而空虚是没有程度差别的。”（注：（英）j·w·塞西尔·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所谓业务过失是指行为人在业务活动过程中，违反基于业务活动需要所要求的注意义务，造成危害事实的过失心理态度。这里所说的注意义务，也称为特别注意义务，是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以及发展的需要，对从事某些特别业务活动的人，提的特别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只适用于从事某些特别业务活动的特殊主体，该种主体只要进行有关的业务活动，就负有该种特别的注意义务。违反这种特别注意义务而造成违法结果的，即为业务过失。
我国在刑法典修订前，对于业务过失犯罪法定刑的规定明显低于普通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对这种不尽合理的处罚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和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要求在刑法修订时，修改这一不合理处罚原则的见解，也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而达成共识。这一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典中已经得到了体现。
在立法例中，这两类过失危险犯均有规定。前者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315条（侵害公路交通安全）b⑷规定，“犯第1 款之罪，过失造成危险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所规定之危险， 即为第315条⑴所规定的“危及他人身体、生命或贵重物品的”安全。 至于具体是何种危险，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后者如，第310条a⑴规定：“因吸烟、使用明火，或未充分注意，将正在燃烧或余烬未熄的物品丢弃，或以其他方法致下列场所产生火灾危险的，……；”⑵规定：“过失造成火灾危险的，处……”。因这里明确规定的危险，是“火灾危险”，因此，属于具体危险犯。过失危险犯的这两种类型，在我国刑法典中均有规定。例如，构成第124条第2款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从第1 款对故意构成犯罪的结果规定是抽象的“危害公共安全”来说，第2款过失的“危险结果”的状态， 是抽象的危险。而第330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这里明确要求的是“传播危险”，所以其“危险结果”的状态，是具体的危险。
业务过失的范围，从刑法的具体规定来说，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的部分犯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九章渎职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章中的个别过失犯罪。例如，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以及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医疗事故罪和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业务活动中所负有的注意义务，通常由国家法律、法规，或行业、职业的规章制度等予以规定。
在日本刑法学界，小野清一郎主张，有认识过失比无认识过失严重，所以，有认识过失在多数情况下为重大过失。滕木英雄则认为，重大过失与业务上的过失是同样的，两者以基本相同的思想作为立脚点较为恰当。即应以行为的违法性和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着眼，与一般过失相比，理解为应给予特别重处罚的为重大过失。并认为，在立法上，业务上的过失与重过失，统一考虑为重过失更为妥当。（注：参见（日）滕木英雄：《过失犯的理论》，有信堂1969年日文版，第137、142页。）日本学者置过失的不同分类为区分的标准，前者可以归入主观说，而后者则应当是客观说。
在上述见解中，狭义说将业务只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失之过窄，例如，未领取驾驶执照而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不能说其不是业务活动；而广义说将不同于一般生活活动的都包含在业务之内，例如，作家的写作，不能说不是业务，但包含在刑法中显然不当。所以，广义说又失之过宽。我国有学者指出，“并不是社会上的一切业务活动都可以构成业务过失的犯罪。事实上，只有那些具有危险性的业务活动才具有刑法意义。”“所以，刑法意义上的业务不仅是一种社会性的业务活动，而且是一种危害性的业务活动。”（注：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合理地界定了刑法上的业务与社会一般观念上业务的界限，因而是正确的。
普通过失犯罪的范围，从刑法的具体规定来说，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章的部分犯罪和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中的部分过失犯罪。如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毒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至于违反哪一种一般注意义务可构成普通过失犯罪，由于日常生活、交往活动的范围极其广泛，实难确定。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可以说除了业务活动中应当遵守的注意义务之外的注意义务，皆为一般注意义务。
在刑法理论上，通常认为业务过失的危害程度大于普通过失，这不仅是因为注意义务的性质有别，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在生产和生活日益现代化的活动中具有的危险源越来越多、危险性也越来越大，而从事这些业务活动，因违反注意义务造成的损害后果，往往是普通过失无法相比的。主张对业务过失处罚应重于普通过失的要求，在刑法理论上也越来越多地得到赞同，至于理论上主张对业务过失从重处罚的根据，学者的见解也不尽一致。有“特别业务说”、“警戒说”、“违法性说”以及“特别注意能力说”等，虽然在理论上对此问题尚无统一的见解，但在不少国家及地区的刑法典中，业已采纳了对业务过失处罚重于普通过失的立法。
在业务过失中，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界定构成业务过失犯罪的所谓“业务”，这是确定过失是否为“业务过失”的先决条件。在刑法上，学者对于业务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主要有狭义说、广义说和限制说三种见解。狭义说主张，所谓业务，是行为人基于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所从事的某项合法职业，并在其业务活动权限范围内所实行的行为。（注：参见顾肖荣：《我国刑法中业务过失犯罪的特征》，载《法学》1986年第4期。）广义说认为，所谓业务是行为人基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而经常、反复执行的同种类事务就是业务活动。至于是主业务还是从业务在所不问。（注：参见（日）香川达夫：《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80年日文版，第220—221页。）限制说则主张，所谓业务，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大危险性，并且持续、反复从事的活动。（注：参见（日）滕木英雄：《过失犯的理论》，有信堂1969年日文版，第125页。）
主观说中以对危害结果有无认识和客观说中是否应给予较重处罚这两个标准都是不恰当的。首先，前一标准，只能是在不同过失罪过形式之间进行的横向比较，而不能在同一罪过形式的过失中进行比较，因而是不科学的。此外，其不恰当之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在刑事政策上无疑鼓励行为人不要去认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有认识过失，如行动极为小心谨慎，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轻，也可能为轻过失，无认识过失，如严重不注意，违反注意义务程度高，也可能为重过失。（注：参见胡鹰：《过失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所以， 如果行为是相当慎重地进行，即使是有认识的过失，也不能说因为对结果的发生有认识而当然认为是重过失。是否对危害结果有认识，不存在绝对的恶性程度的差别。（注：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336页。）其次，客观说中将是否应给予较重的处罚作为标准，事实上是一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标准”。因为是否给予较重处罚所依据的事实可能是多种多样，可以是因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严重，也可以是因违反的注意义务本身的重要性，还可以是因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当然，也可以是因为行为人动机恶劣、卑鄙，等等。例如，上述哈特的观点中，事实上仍具有是否尽轻微注意即可预见防止的内容。所以，由于上述这些事实既可能被单独作为应给予较重处罚的依据，也可能是被综合在一起而作为应给予较重处罚的依据，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
主观说中以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为标准的见解是可取的，该标准既可适用于同种过失罪过形式，又可适用于不同种过失罪过形式，而且依据的事实因具有同一性而具有可比性。具体说，从行为人的注意能力出发，比较容易预见、并且能够避免违法结果的，行为人没有预见或者避免，表明行为人不负责任的程度比较高，这种过失，则为重过失。相反，较难预见或者避免违法结果，行为人因不注意履行义务没有认识到或者避免，则为轻过失。
三、危险过失与实害过失
根据立法上对过失违反注意义务造成危害的事实所要求的具体形态，过失可分为危险过失与实害过失。实害过失即是指因违反注意义务造成现实危害事实的过失心理态度。如过失致人死亡等，由于对此不存在异议，因此不予赘述。
所谓危险过失，是指因违反注意义务，造成可能发生实害结果危险状态的过失心理态度。从构成犯罪必须具备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侵害的事实而言，造成可能发生实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理论上被称为“危险结果”。危险状态，理论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抽象的危险状态。该种危险状态，法律对其所应包括的具体危险内容，不作特别的限制。行为只要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实行，法律便可认定有危险状态存在。造成抽象危险状态的，称为“抽象危险犯”；二是具体的危险状态。该种危险状态，法律不仅要求危险状态的具体内容，也要求危险所达到的程度，只有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才视为危险状态存在。所以，对这种具体危险状态，行为在特定条件下或针对特定对象实行，是否能够引起法律所要求的危险状态，需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造成具体危险状态的，称为“具体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