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史记的创作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史记》的创作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呕心沥血写出了历史著作《史记》，也使得司马迁这个名字流传千古。《史记》这部著作融入了司马迁太多的感情，这部著作在忠实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将司马迁的悲欢感情融入作品中，在他的人生历史舞台上吟唱着自己的灵魂之歌。

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每个人心中都是存在潜在的欲望或者说是追求。从某个角度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一部心史，是司马迁对现实的描写，对社会的映射。弗洛伊德就认为，“艺术乃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施之一。人类的生活太艰难了，其中的痛苦极多而欢愉甚少，为了是人能够生活下去，就不能没有缓冲措施，而艺术就是这种措施之一。”司马迁就是在社会的压抑之下发奋著书，将自己的无数情感倾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大汉帝国的繁荣时期，国力空前强盛，全国经济繁荣，在文学上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兴建文学立博士，在政治上粉碎王国叛乱，强干弱枝，实行“推恩令”解决同姓国的问题，击败匈奴，筑朔方城，派遣大使远赴异域。大汉的声势发展到空前强大的地步，然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使得朝廷上的能人忠臣都不敢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士为知己者死”是司马迁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司马迁特意所记载豫让的话语：“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君主应当对臣子能容其过，从大局考虑，而不能只依据自己的喜好。司马迁本人，就因为为李陵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遭到汉武帝的厌弃及酷刑的镇压。司马迁为战败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李陵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以李家世代名将，必然是要寻机报国的。然而武帝却认为司马迁别有用心，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只是为了给他封侯找机会，现在司马迁称颂李陵战功，为他辩解，岂不显示了李广利的无能。而显示李广利的无能不就是讽刺皇帝任人不当，讽刺了皇帝本人的无能。武帝顷刻勃然大怒，把司马迁关进大牢。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得到了“污蔑皇帝”的罪名，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武帝的高压政治，大用酷吏，以一言好坏定人生死，全体朝臣都昧着良心无一人敢为司马迁辩说。这可以说是汉武帝的一大败笔，任人唯自己的喜好。司马迁不能够直接描写这一现象，就在史记中写到了智伯之能得豫让，严仲子之能得聂政，他们正是因为懂得倾听，才获得贤士的倾力辅助。也是因为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身心遭受双重打击。“李陵之祸”是司马迁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也是他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催化剂，“李陵之祸”让他更清楚的了解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本质，让他更能客观地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也正因为“李陵之祸”，他受到了摧残肉体和精神的宫刑。“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點耳”，“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受宫刑后，他在《报任安书》中，用“见笑”、“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所戮笑”来比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杂情感。“为天下观笑”，流露出司马迁作为一个有“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的史官，却沦为“刑余之人”，被天下人耻笑的悲愤；“重为乡党戮笑”更显示出司马迁在乡党之中沦为笑料，没有丝毫地位、尊严的凄怆。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身为朝廷重臣，一心为国，却遭受此祸，情何以堪！人生的重大变故并没有改变司马迁编写史书的初衷，逆境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政治上的受挫也让他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创作当中。

文艺心理学中认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既复杂又多样，当归根到底是由生

命体验激发起来的。艺术家进入创作活动之后，有癫狂、深思、内觉等心理状态，它们也与生命体验有关，或者说是生命体验的再现和升华。《史记》中很多形象的塑造都倾注了很多司马迁自己的感情化身。比如其中的屈原，便是司马迁自己对自己的不平申张，《屈原列传》记叙了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攸攸相关，赞颂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政治的品德。作者为屈原列传，按时间顺序，以“任、疏、绌、迁、沉”为线索，处处围绕屈原的“志”写，推崇屈原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不为恶势力屈服的伟大人格，以及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这些很大程度上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有关，司马迁对屈原的同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对自身的怜悯。司马迁讲自己命运的苦难“从现实中转开，并把他的全部兴趣、全部本能冲动转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创造中去”。《史记》中司马迁所标榜的还有伍子胥与季步之类，他们着眼大局，忍辱负重，反抗灾难，超越自我，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弃国投吴，替父兄报仇表示肯定和认同，赞同之词溢于言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且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怨恨对于人来说是极其深刻的，就算是国君都不能与臣结怨，何况同列呢？如果伍子胥和父亲伍奢、哥哥伍尚同死，他的死就没有任何价值。就因为他能够放弃小的“义”，洗刷父兄被杀的耻辱才能名垂千古。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忍辱负重完成不朽史籍《史记》的创作在精神意蕴上是一致的。司马迁把自己进步的历史观、人生理想以及对自身遭遇的怨恨不平倾注于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了。

从艺术活动的实践来看，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取得了自我的特征，与自我统一起来，汇合起来成为一体，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带给了自己，馈赠给了世界。从而，艺术活动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艺术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自我实现的完成。司马迁的《史记》，记叙了中华上下三千年兴衰，也让我们感受到他不凡的一生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可以说，倘若没有司马迁的伟大人格、“忍辱负重”以及在此思想驱动下的创作心理与动机，就没有这篇伟大著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