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求

农村公共产品供求一、公共产品理论与农村公共产品公共品定义所谓公共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

（萨缪尔森）其实，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边界依然很模糊。

目前为止，世界各国都没有明确界定哪种物品是否属于纯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区别于城市公共产品，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的，具有一定“典型特征”的产品或服务的总称。

而且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

按其性质（特征），可以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混合物品），农村准公产品还可据倾向程度进一步划分为共同资源和俱乐部物品；根据其内容可分为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根据其区域范围可分为全国性的（跨省、跨流域、跨行业的）、地方政府的（省级、市、县、乡级）、社区（村）级和农户共有型四级农村公共产品；按照其来源可以分为人工的和自然的公共产品；根据其用途或服务对象，可以将之分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学术上一般都是从性质进行分类探讨的。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为什么要为农村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产品（1）农村公共产品的三个典型特征和其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在供给中仍然应发挥主导作用；（2）从政府的基本职能看，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要求政府应当提供公共产品。

政府职能的核心是提供公共产品；（3）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私人产品”来决定。

农村私人产品对公共产品有较强的依赖性，客观要求农村公共产品实现最优产量；（4）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公共风险来决定的。

化解和防范社会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5）是由公共财政决定的。

政府及其财政不能侵犯市场，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领域——公共领域。

因此，公共财政只能也必须涉足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6）是市场经济机会均等、公民权利平等有关市场经理论和法学理论的客观要求。

同一属性的公共品应该在供给上采取相同的政策；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地、公平地分摊于城市和农村。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依靠农民自身向以国家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让农民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待遇；（7）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是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

2．农村公共产品的作用（1）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公共产品是私人农户有效投入的先行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的非增长格局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农业公共产品的恶化大大降低了农业的生产力。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

（2）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要求。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

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均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制度关联性。

（3）是拉动农村消费的需要。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前提和基础。

市场本身就是公共产品。

启动市场扩大内需离不开7.3亿农民，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有利于带动农村市场消费，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政府支出和民间消费从整体上看是互补的关系。

当前，农民消费能力不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4）是缩小地区差距、扶贫的需要。

地区财政规模的不平衡造成了各地公共服务程度悬殊和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的差别。

公共产品提供的不均衡性是拉大地区差距的一个主要因素。

3.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分析（1）我国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较集体化时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我们认为可以总结为：更加注重公共产品的实用性和多样性，不过需求仍然表现为缺乏弹性；对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极为敏感；农民开始有了自主产权意识，同时参与供给决策的要求逐渐增强，但是仍然是被动性消费；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具有差异性。

农村公共产品本身的地域性特征（生产的地域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地域性和管理的地域性是同时存在的（2）公共产品需求的本质是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一个地区、一个社会需要什么公共产品，需要多少公共产品，是受该地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

从农民的需要出发，既要考虑当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要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力。

当前大部分的相关研究一般都是强调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巨大的：一是由于“二元分割”导致的历史欠账太多；二是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个性化。

（3）关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的原因的探讨。

主要观点有：一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有收入效应，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公共产品提出了更高需求。

二是我国农村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需求。

农业的增长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改变了农村社区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内涵和结构。

农业高科技的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繁荣所带来的农村经营方式的重大转变，都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加入WTO 使得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有了新的需求。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甚大。

农业支持方式的改变要求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四是由于经济人行政官僚的主宰把持，通过公共产品需求的扩大化来实现公共产品供给预算的最大化，利用其供给中的垄断地位来掠夺村民剩余。

公共产品需求呈扩大化倾向，甚至导致供求的“错位增长”。

因此，公共产品需求的动态性和递增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对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中的消费阻力没有人去注意和研究。

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析（1）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是不足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有：①主要是财政的非农偏好和财力有限。

农村经济基础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投资收益率低，近年乡镇企业效益低下也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不足；②大部分学者认为原因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其派生的制度安排。

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

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③对公共产品消费权益重视和保护不够。

出现私人与公共两类物品之间的跛脚发展模式，导致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严重短缺；④公共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是其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⑤农民本身存在的文化特质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一个原因；（2）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硬件多，“软件”少；准公共产品多，纯公共产品少；重视短期公共产品而轻视长期公共产品生产；重“数量”轻“质量”；重视新建，对于维护、维修已有的公共产品成效不明显，供给意愿不强烈；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或者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却大量过剩；生产所需的要多，而生活所需的要少。

公共产品供应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了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

这是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供给主导型”，而不是“需求主导型”决定的。

（4）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

表现为城乡不平衡和地区不平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我国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有很大的差别。

成本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负担，成本分担中存在着严重的非累进机制，导致低收入者往往承担了更多的成本。

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以互助共济为特点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

60年来，它几经起落。

其中，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4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展现的兴衰成败，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

1.萌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少数个体开业的中医诊所和中药铺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医疗卫生设施。

各种传染病、地方病流行猖獗，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以上，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

面对严峻的卫生保障形势，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提出要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农村卫生组织。

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

其标志是山西高平、四川内江、河南正阳、山东招远、湖北麻城等地的农村建立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

最早实行“医社结合”、建立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是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

1953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米山乡的3家私人药铺和10个民间医生自愿组合，创办了高平县第一个联合诊所。

当地的乡人民委员会（乡政府）统一领导保健站，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和医生共同集资兴建，日常经费来自农民交纳的“保健费”、从农业社提取的15%～20%的公益金和医疗收入（主要是药费）；每个农民每年自愿缴纳2角钱的“保健费”，即可享受预防保健服务，患病就诊免收门诊费、出诊费、挂号费、手术费；保健站挂签治病、巡回医疗，医生分片负责村民的卫生预防医疗；保健站的工作人员“专任兼职”，实行“三土上马”（土医、土药、土方）、“四自创业”（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发挥中国传统医药的优势，减轻集体经济的负担；采取记工分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医生的报酬。

1955年11月，卫生部、国务院文教办和山西省卫生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肯定米山的经验，认为“为农村的预防保健工作建立了可靠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有必要在全国推广。

到1956年，全国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互助共济的集体保健医疗站发展到1万个，从业医务人员约10万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国覆盖率达到10%。

2.曲进：民公社化运动，为酝酿已久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体制基础。

而推广和扩大合作医疗，也成为各地人民公社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8年7月1日，河南省拓城县慈合人民公社开始实行互助形式的“合作医疗”。

1958年8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8条规定：“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

”1959年11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上报《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目前“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

其主要点是：1.社员每年交纳一定的保健费；2.看病时只交药费或挂号费；3.另由公社、大队的公益金中补助一部分。

”“实行这种制度，对于开展卫生预防，保证社员有病能及时治疗和巩固公社的医疗卫生组织，都较为有利。

”借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群众运动，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发展。

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

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