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页。
[2]伍铁平：《思维和语言孰先孰后》，《北方论丛》，1980年第1期。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140页。
[4]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3页。
1.思维与语言不是同时产生的
我国语言学家伍铁平先生在《思维与语言孰先孰后》[2]一文中，从语言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等角度较系统地论证了人类“先有思维后有语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起源理论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统治，……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各种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达，必须帮助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相互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目了然了。简单讲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3]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语言”这一原理可以推断，在语言被创造出来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思维。试想，那些“在形成中的人”究竟是有什么“东西”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呢？这个东西不是别的，简单地说来就是思维或思维的结果。原始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接受了外界各种信息，认识了外界的事物及其属性，认识了外界事物及属性与自身生存的关系，认识了共同协作的好处，形成了看法和意见，形成了思维和思想，最终才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的。是先有要说的东西，然后才有说的动机与行为的。原始人有了思维和思想需要彼此交换，然后才有“非说不可”的动机和行为的。没有思维的中介，客观的需要不可能与语言活动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劳动决定了创造语言的需要，实质上是思维的发展决定了创造语言的需要。
4.语言的“标签”作用
当然，语言被创造出来也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那种思维所依赖的工具作用。洛克概括了语言文字的双重功用：“第一是要记载我们的思想。第二要把我们的思想传达于他人。”[8]除此之外，语言符号的区分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对人所获得的观念等材料进行细致的区分和度量，使思维达到精细性和深刻性；并且与它的记载和传达功能一起，使人类能够清晰地积累知识，向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但是，语言符号的这些作用，都可以看作给思维的材料和产品贴标签式的辅助作用。正如工厂为其原材料和产品贴的标签一样，那些标签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中没有决定作用和代替作用，同样，思维过程中的语言标签也没有决定作用和代替作用。
综上所述，思维与语言没有必然联系。思维与语言不是同时产生的，所以二者不可能“等同”；是人的思维创造功能创造了语言，所以语言不可能成为思维所依赖的“工具”；语言并不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也没有观点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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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有了思维以后，有声语言作为最合适的交际工具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而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从多种表达方式中通过比较、淘汰、选择才确定下来的。在有语言之前，原始人的劳动本身就是表达思想的重要方式。劳动的结果符合预期的目的，便自然地表达了劳动者的思想。原始人起初那种单调的、没有什么变化的“吭育，吭育”的声音，也不见得比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灵活的双手更能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德国心理学家冯德、前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等人都认为有一个“手的语言”阶段，并且这个手语阶段持续了100万到150万年[4]。有声语言作为较复杂表达的方式显然是最后才确定下来的。人类要把那种单调的“吭育，吭育”的声音转变成音节分明的、具有词汇系统、语法系统的有声语言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创造过程。由此也可以推断：“劳动创造语言”，应当是劳动首先创造了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然后再由思维的创造功能把人所发出的声音改造成为有意义的并具有交际作用的语言。虽然恩格斯也曾说过，语言“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但是不难理解这是从宏观的历史尺度上说的；这种说法并不排斥思维与语言在实际的产生过程中存在先后顺序。思维与语言不是同时产生的，当然不可能是“等同”的，二者也没有那种必然联系。
3.思维的“物质外壳”不是语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精神意识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思维活动自然也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思维作为心理的本能现象，它所依赖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客观事物的信息通过感官所形成的观念以及具有思维本能的大脑。客观事物的信息通过一定的媒介物质（如光波、声波）传入人的大脑，大脑物质就成了信息的载体，并将信息转换成可思考的意象或观念。只要这些自然的因素存在，人的思维就能自然地进行，无须其他人为的先决条件，当然也无须语言作为其先决条件。思维有自己的“自然物质”，那就是脑物质，无须语言成为它的“物质外壳”；思维有自己的天然工具，那就是人的大脑，人脑具有天然的智力足以解决思维中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各种问题，无须语言插足成为思维的工具；思维的对象也不是语言，而是客观事物的信息反映到人脑中的观念；思维的结果也不是语言，而是简单观念所构成的复杂观念，或观念的其他构造物。没有语言，思维并不就是“赤裸裸”的，它有多姿多彩的观念成为它的形式。没有语言，人的思维完全能够自然地进行。没有语言的聋哑人完全能够自然地进行思维，这个铁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语言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成员根据交际的需要，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共同创造出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之一的萨丕尔曾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这些符号首先是听觉的符号，是由所谓‘说话器官’产生的。”[7]萨丕尔的语言理论与洛克的观念论取得了内在的一致。他所强调的语言的“人为”性、“非本能”性、“自觉”性，揭示了人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后天能力，这一点已被人们在出生之后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艰难性所证明。思维与语言的不同本性决定了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思维作为人所具有的先天本能，发生在先；语言作为人的后天能力，发生在后。这种先后顺序在人的个体身上是完全可以验证的；把它推广到人类种系的历史上，也是无可怀疑的。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等同论”者认为，思维与语言原本就是同一个东西，思维如同一种会话，言语是出声的思维，思维是无声的言语。这种观点虽然历史久远，但却不符合人们所体念到的事实，因而被人们抛弃了。人们逐渐意识到思维与语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然而，由于两者联系过于紧密，以至于难以认清其中的关系，由此“语言决定论”兴盛起来。斯大林可以说是“语言决定论”的代表，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的观点。他说：“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1]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曾在前苏联、中国等许多国家中占统治地位。“语言决定论”的观点把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看成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必然联系，以为离开了语言的“物质外壳”，思维就会失去存在的依据。这种理论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从思维与语言产生的次序、思维与语言的各自本性等方面，不难看到思维与语言并没有那种必然的联系。“语言决定论”也是应当被抛弃的。
人与其他较高级的动物依据其本能都能进行思维。恩格斯曾经指出：“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5]
2.思维与语言的本性不同
思维与语言的各自本性也决定了两者没有必然联系。思维是人的一种心理现象。它是自然进化赋予人脑的一种本能，“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许多本能。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本能，只要具有健全的感觉器官，人就能不学而会、毫无阻碍的进行感觉。思维也是如此，只要具有健全的思维器官——大脑，人也能不学而会、毫无阻碍地进行思维。
洛克在研究观念时对本能的思维活动有很切实的认识。他说：“我们的感官，在熟悉了特殊的可感的物象以后，能按照那些物象刺激感官的各种方式，把各种事物的清晰知觉传达于人心。因此，我们就能得到了黄、白、热、冷、软、硬、苦、甜，以及一切所谓可感物等等观念。”“在接受简单的观念时，理解大部分是被动的。……因为不论我们甘心与否，而感官的各种对象一定会把它们的特殊观念强印在人心上……这些简单的观念既然呈现于理解，则理解便不能拒绝接受。”“理解一贮有这些简单的观念以后，它便有力量来复述，来比较，来结合它们，有时甚至几乎能做出无限的花样来……”[6]洛克的卓越研究是理解思维与语言、概念与语词关系的基础，也是逻辑理论的重要基础。他揭示了从客观事物到感觉观念，从感觉观念到人的思维，都是自然的反映过程，也是人的本能的作用过程。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9-140页。
[6][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25页。
[7]萨丕尔：《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
[8][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