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作品

一．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创作了“顽主”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与当时社会上的正统作品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一出现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二是社会上存在着对这类作品明显对立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作品在社会上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又引起许多正统文学评论家的否定；三是这一时期王朔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成就辉煌，而且在影视圈的创作也有着较高的收视率，而这些又与大众媒介的作用分不开。其实所谓“王朔现象”就是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由王朔的创作引发的矛盾现象。总之，王朔现象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现象看到中国在文化转型期的社会现状、并对未来进行深刻的思考。

二．王朔小说表现出十分突出的“大众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消费与娱乐。在我们以前的观念中，文学不但源于生活，而且必须要高于生活；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对芸芸众生进行人生和社会的启蒙，而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媚俗”。对此，王朔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赢得市场，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王朔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在纯文学于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一枝独秀，就在于他能够“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一种适应“商品社会”需要的策略。

第二，批量与复制。在我们以前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创新。许多文学家都一直认为，重复自己就等于自取灭亡。而大众文化则正好相反，不讲独创性，只讲时效性。创新就等于独特，独特就会失去大众。而讲求效率，则可以加快消费的过程和频率。为了追求最大的市场效应，就必须迁就大众的阅读水平和欣赏习惯，只能讲故事，用同样的方法讲不同的故事。大家读了就忘，忘了就再讲。因此，王朔的小说一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重复自己。

第三，利用大众媒体。在我们以前的文学观念中，文学诞生过程的重心是在作品完成之前，主要是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作品完成之后，就完全任人评说了；因此，文学是一种精神贵族，是与清心养性联系在一起的，与抛头露面、招摇撞骗、哗众取宠等做法水火不容。而大众文化则把这个重心放在了作品完成之后。生产一个产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它送到消费者手中，甚至把所有的社会人都变成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因此，大众文化无所顾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作秀”、“抄作”、“策划”以及利用“大众媒体”制造热点等等。王朔是善于利用大众媒体的高手，但同时他也在被大众媒体利用。

三．王朔作品的反叛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现存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反叛。王朔作品对现存的社会观念的反叛，主要表现为对人文价值、社会秩序、社会方式的嘲弄，也包括对文学和作家的嘲弄。否定王朔的意见认为，由于他把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说的一钱不值，甚至公然向整个文学传统和人文价值挑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人们对王朔的拒绝和否定，主要在于他对社会观念的反叛。

而人们对王朔作品的肯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在于王朔对现存的文学观念的反叛。我们知道，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启蒙主义，新文学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承担起教育引导人的作用，并有意识地拉开了与大众文化的距离。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新文学开创初期的鸳鸯派文学和后来的海派文学，都是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应该属于新文化的阵营，但是它们不仅从来没有得到过新文学朋友的地位，而且始终是新文学批判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的政治性带来了严重的虚假性，使文学面目变的越来越不可爱。“文革”结束

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文学上的返朴归真，都为作家们的反叛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文学逐渐从一元化走向了多元，从集体话语演变为个人话语。王朔在这种社会和文学的背景下浮出水面，并将这种反叛推向极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按照文学的这种发展规律，不出现一个王朔，也可能出现一个“张朔”或“李朔”。我想，这也是一些莼文学评论家即使知道王朔作品具有某些“反文学”的特征，甚至更接近大众文化，也原因承认其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理由。

四．王朔作品的调侃语言，是王朔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王朔在文学个人化时代，将文学对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反叛推向积致，主要是指他将一切正常的事情都“调侃化”。调侃式的语言，成了王朔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对于王朔的调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他把我们（也包括他自己）所熟悉的各个时期的流行话语（包括革命战争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与民间的话语结合起来，造成一种喜剧效果，对当代文学一贯采用的宏大叙事起到了“消解”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附和了文学发展的潮流，也成了王朔小说独有的“商标”。另一方面，他又将道德、理想、人生、意义、正义等一切有价值的高尚的东西，变的滑稽可笑、一文不值

五．如果看待王朔这种反叛精神

在王朔的《顽主》小说中，可以说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反叛精神即使他的作品为某些人所称道，同时，也为某些人所批判。应该如果看待这种反叛精神呢？我认为应该将其放到更广泛的文学史空间去看待这种反叛精神。

首先，我认为王朔的反叛精神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说它是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种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一种是新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在未来文化的影响下，对于中国建国以来精神思想有着明显的叛逆心理。于是很多在北京的年轻人便喊出了“活着真累”、“烦着呢，别理我”等心声。这种现象可以说全都进入了时时在观察社会的作家脑海之中。其实，任何一个关心社会的作家都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这种现象的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说它是社会的必然产物，主要是将它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得来的。80年代末90年代适逢文化转型阶段。对原有计划经济的否定标志着人们原有的知行方式都要发生变化，有很多人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产生反叛情绪，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为此欢呼雀跃，这是时代的必然。王朔的作品便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说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着类反叛类的作品在文学创作题材上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光荣传统，同时，在某些作品中由于作者想象力的大胆尝试为文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任何一个时代若想进步，完全按已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是不会有创造性和突破的，只有打破原由的思维方式，才能使社会换一种脑筋去思考问题，反向思维或逆向思维就是其中的一种。王朔在创作上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对于培养当今人们的创造力也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顽主》中的“三T公司”的创办和作品中的认为那种积具个性化的调侃语言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还应该看到王朔的反叛精神确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拿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和观念指导自己的言行。

王朔作品

王朔作品一．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创作了“顽主”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与当时社会上的正统作品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一出现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二是社会上存在着对这类作品明显对立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作品在社会上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又引起许多正统文学评论家的否定；三是这一时期王朔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成就辉煌，而且在影视圈的创作也有着较高的收视率，而这些又与大众媒介的作用分不开。其实所谓“王朔现象”就是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由王朔的创作引发的矛盾现象。总之，王朔现象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现象看到中国在文化转型期的社会现状、并对未来进行深刻的思考。二．王朔小说表现出十分突出的“大众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消费与娱乐。在我们以前的观念中，文学不但源于生活，而且必须要高于生活；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对芸芸众生进行人生和社会的启蒙，而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媚俗”。对此，王朔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赢得市场，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王朔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在纯文学于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一枝独秀，就在于他能够“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一种适应“商品社会”需要的策略。第二，批量与复制。在我们以前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创新。许多文学家都一直认为，重复自己就等于自取灭亡。而大众文化则正好相反，不讲独创性，只讲时效性。创新就等于独特，独特就会失去大众。而讲求效率，则可以加快消费的过程和频率。为了追求最大的市场效应，就必须迁就大众的阅读水平和欣赏习惯，只能讲故事，用同样的方法讲不同的故事。大家读了就忘，忘了就再讲。因此，王朔的小说一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重复自己。第三，利用大众媒体。在我们以前的文学观念中，文学诞生过程的重心是在作品完成之前，主要是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作品完成之后，就完全任人评说了；因此，文学是一种精神贵族，是与清心养性联系在一起的，与抛头露面、招摇撞骗、哗众取宠等做法水火不容。而大众文化则把这个重心放在了作品完成之后。生产一个产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它送到消费者手中，甚至把所有的社会人都变成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因此，大众文化无所顾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作秀”、“抄作”、“策划”以及利用“大众媒体”制造热点等等。王朔是善于利用大众媒体的高手，但同时他也在被大众媒体利用。三．王朔作品的反叛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现存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反叛。王朔作品对现存的社会观念的反叛，主要表现为对人文价值、社会秩序、社会方式的嘲弄，也包括对文学和作家的嘲弄。否定王朔的意见认为，由于他把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说的一钱不值，甚至公然向整个文学传统和人文价值挑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人们对王朔的拒绝和否定，主要在于他对社会观念的反叛。而人们对王朔作品的肯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在于王朔对现存的文学观念的反叛。我们知道，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启蒙主义，新文学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承担起教育引导人的作用，并有意识地拉开了与大众文化的距离。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新文学开创初期的鸳鸯派文学和后来的海派文学，都是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应该属于新文化的阵营，但是它们不仅从来没有得到过新文学朋友的地位，而且始终是新文学批判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的政治性带来了严重的虚假性，使文学面目变的越来越不可爱。“文革”结束

记忆中的阳光灿烂——王朔小说《动物凶猛》读后感

记忆中的阳光灿烂夏天的阳光总是充裕而焦灼，夏天的人们有着过盛的精力，人非成人，而是以人的躯壳，充斥着欲望的凶猛的动物。回忆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总是带着虚茫悲伤的基调，怀着不幸的心情，充足太好的阳光使人眼前阵阵发黑。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缓缓叙述着一个发生在灼人的夏天的故事。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与两位美丽风流的女孩是这个夏天最耀眼明亮的星星，他们是年轻的，年少盲目的青春得到了近乎纵容的宽容。读这样充溢着青春气息的小说本应存着一种灿烂的心情，然而王朔沉重地将这些冲动与凶猛的文字展现在我面前时，让我一边读一边感到凉意阵阵袭来。正如王朔自己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的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所以他不断地夸大或捏造自己的经历，虚构了回忆，急于表现自己被肯定、被关注、被崇拜的心态。在这个虚幻的寄托中，我读到了那个年代用群体嬉戏来掩饰自己的空虚与惶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和那种生活背景下怀有的最单纯的情感和表现出来的最凶猛的青春。王朔的小说常被划入“异类小说”的范畴，王朔小说在嘲笑一切高贵和神圣的同时，也涌动着对纯真的惦念和向往，他既展示着精神的虚无和混乱，又去撩拨着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温情。《动物凶猛》就是他对逝去青春的一次总体缅怀，对昔日纯情的一次全面告慰，他对少年的初恋情怀、强烈的性心理和青春期叛逆与逃避的种种潜意识进行了细致的体察和描摹。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北京，那是个躁动不安的年代，刚经历了文革的政局动荡，社会经济萧条，人们生活单调，于是在这种空虚的生活背景下，成长起来这样一批逃学，打架，泡妞，拍砖动刀进局子，情思朦胧的少年。耳濡目染的熏陶，司空见惯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认为“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动物本能得到了最大的解放，于是他们不服老师的管教，躲避家长的束缚，反正他们有的是旺盛的精力，只剩下精力四处寻找刺激的欲望，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穿着成人的军大衣装模作样地吸烟，并引以为傲地吞云吐雾，肆无忌惮地与路过的漂亮姑娘搭讪，从姑娘的害羞中感到自我成长的满足，即便是有过对于异性的浪漫幻想也被兽欲所吞噬，哥们义气地斗殴打架，为自己的某次出彩沾沾自喜，谈论着谁又成了某条街的老大，并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便成了老大……他们也有伟大的梦想，于是他们的梦想便是新一轮战争的开始，年轻的他们奔赴战场，出落为举世瞩目的战斗英雄。这种英雄式的梦想每个少年都曾有过，只不过回忆起来显得无比幼稚。然而，纵有少年的血性，他们又是空虚的，周围的一切早已冷却凝固，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已被框定，“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无须努力即可获得的固定生活使得他们变得焦躁不安，又百无聊赖，于是他们就像凶猛的野兽，带着青春的锋芒，在属于他们的社会里横冲直撞。作者以一个中年男子的口吻回忆过去。这个回忆连作者自己都不确定是否是真实的回忆。当有着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的女子变成了苍老憔悴的女人，要知道年轻的时候她是多么风流，然而现在她的心比她的容貌还要老得快，她学会了顺从，再没有年轻时纵情的笑容；当时帅气霸道的小伙子成了发福的商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失去了少年时爱过的迷人的姑娘，不小心就落入了俗套；当年意气风发的流氓头子谈起少年往事和跟他相熟的女孩他却避而不谈了，也许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回忆这些往事。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只属于青春的绝对的自由和叛逆只能停留在记忆中了，那些人回忆起过去少年时做过的事也许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年轻时的勇气和精力了，他们早已不再是凶猛的动物，他们已经老了，早已被生活训化，在觥筹交错中融入了生活的轨道。而“我”却把这扇记忆之门打开了，正如“我”的好奇心使我执着于打开一扇扇不同的门一样。

文化概论不平则鸣—王朔的反“崇高”

不平则鸣—王朔的反“崇高” 王朔是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关于他的作品各方文人学者或褒或贬，有人称其为“痞子作家”、“商业作家”，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一种反抗虚伪现象的精神。其实，不论王朔文学创作的动机是什么，在这个虚伪的时代，他那种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反叛精神都是值得称道的。王朔作品中反对“伪崇高”“伪精英”的精神可以理解为他的不平则鸣。一、王朔为什么会反崇高成长经历。王朔的反“崇高”与其童年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王朔曾在访谈节目中谈到他小时候的老师都喜欢冒充全知全能。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因举手指出老师写了错别字而被认为是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还因此把他家长叫到了学校希望他家长可以打压他，并且老师还让他写三千字的检查。王朔回忆他的老师还经常离间学生的关系，不许成绩好的同学和他一起玩。除此在王朔眼里他的父母也是非常专制的，他们在孩子面前总喜欢假装上帝假装神圣并用此来教育孩子。王朔的父母和老师总喜欢扮演伟大崇高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并不总是对的，对此王朔非常的反感，这也为他日后的反崇高埋下了种子。成名后的经历。王朔在成名后被一些精英学者称为“痞子作家”，作品被认为是颓废文学，大众文学。同时，几个用他作品改变的电影也被禁。王朔显然对于那些精英们的批判非常不满，他自认为他的作品就是在反映现实。他曾说过当时没有几个学者是在认真的批评他的作品，很多所谓的精英就是打着崇高的幌子跟着掺和，那些人在他看来并不崇高，都是在冒充崇高。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时代的原因。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时代，当某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一点成就时就会被媒体或众人一味的追捧，被封上大师、精英、学者或伟人的称号，其实这些人都是有缺点的，也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有成就，很多大众都被蒙蔽了双眼。而那些可以称为精英的人却又被神话了譬如鲁迅，他并不像教科书中写得那么伟大。二、王朔“反崇高”的表现 1、语言描写:调侃式的黑色幽默。王朔采用调侃的方式,吸收众多的方言口语,并将严肃的“主流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语言”与这些痞式方言杂糅在一起，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语言体系。他的语言对众人来讲并不陌生，但王朔将其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放在诙谐的语境中，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陌生化”的效果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如于观对他父亲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的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人看了吧？”此句中的“苦出身”曾是一定时期内，国家给人们划分成分的依据，在此却用于调侃，从而达到对传统严肃性的反叛。此外，“他妈的”、“混蛋”等词是顽主们的日常用语，这又是对精英话语的颠覆。王朔笔下人物流行的标识语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他们将自己处于流氓的行列，于是什么样“反崇高”的话语让他们说出后就能让人接受。王朔正是用这种调侃式的语言来颠覆“崇高”。 2、人物形象：边缘化、反英雄的人物。王朔的作品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个相对宽松又充满幽默的小社会，其中的人物没有职业，没有正常生活，更没有崇高的精神和救世情怀，终日无所事事，游离于社会边缘。但这样一群缺乏理想的人物形象却深受消费者喜爱。“快餐式”消费方式的形成

王朔这些年来的隐秘的生活经历

『娱乐八卦』[八卦江湖]王朔这些年来的隐秘的生活经历点击：1746 回复：10 作者：商人5发表日期：2009-1-29 3:44:00 王朔这些年来的隐秘的生活经历 ——解读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最近才看了王朔的这本小说，写得挺好。王朔的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里我不探讨文学的问题，我想说说关于王朔的故事，也有人叫八卦。很多人都不喜欢谈八卦。那些捕风捉影的八卦也确实讨厌。但作家自己的笔墨，却是公开而有根据的。即使它写得再隐晦，也是希望读者能看明白。否则写它干什么？那么我们根据他的作品去解读他的生活，就很正当了。而且更可靠。很多娱记都爱扒名人八卦，尤其是男明星和女演员之间的故事。王朔久在影视圈混，自然不能幸免。现在王朔的自传体小说出来了，可我发现，绝大多数娱记无动于衷，原来他们是不看小说的。这书里面把王朔六年的情感经历都暴露了（他自己也这么说，序言第一句就是：全暴露了），却没一个人看明白。你们不是一直追王朔的幕后吗？追王和徐的关系吗？揣测王朔的真实心理吗？这里都有啊。我把我的解读说说。首先，王朔这个小说是一个强烈自传性质的，他刚写了《致女儿书》，又发表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两个东西一脉相承。只要是脑子没锈死的读者，都能看出来这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这个是前提。第二，要看明白这小说，我们必须搞清楚里面的人物原型。这可不是我的妄想，熟悉王朔作品和他的一些真实情况的人，应该不难理解我的判断。老王，方言，咪咪方，王扣子，你妈，羚羊，水滴，小孩（猫）等几个主要人物是谁？题目是《和女儿的谈话》，而王朔真有一个女儿，小名咪咪。这是他妻子沈旭佳当年接受采访时亲口说的。我们再看，这书里还引用了不少王朔另一本小说《新狂人日记•死去的日子》里的文字。参照此文本里的人物关系，那么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其实，老王就是方言，也就是作者自己。他之所以写成两个人，是因为他设想了他的两种结局。一个是 2002年自杀，一个是又苟且偷生30年，到了2034你和咪咪方谈话。其实，都是王朔自己。

以王朔小说为例浅谈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影视改编热现象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0211592540.html, 以王朔小说为例浅谈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影视改编热现象作者：李雯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35期摘要：本文借助于媒介文化理论、接受美学等理论来探寻王朔文學作品影视改编热现象出现的方方面面，揭示王朔文学作品与影视的互促互进，且提出对王朔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期望，为今后文学生产创作和文化消费应如何更好地结合，提供了可借鉴思路。关键词：王朔小说；影视；改编；媒介传播与接受作者简介：李雯（1983-），女，安徽霍邱人，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5--01 一、王朔小说被影视改编的方方面面王朔是上世纪较为另类的一位作家，自1978年开始创作以来，先后发表了《浮出海面》、《顽主》、《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等中、长篇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王朔幼时居住在军区大院，童年的生活经历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成为他今后创作素材来源之一。他儿时特殊的成长背景以及历史时代对王朔今后的创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王朔因其独特的叙述语言和反讽、戏说的写作方法而一度成为了文学界的另类。王朔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被大量的改编及受大众的喜欢，这跟他文中对白既通俗易懂又充满活力是分不开的。在王朔的小说中有较深的反文化，反传统意识，且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精神偶像。而他真正在文坛和影视引起轰动的是在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这一年，这股王朔热被称为“王朔现象”，也被中国影视界称为“王朔电影年”。四部电影分别是：黄建新执导的由《浮出海面》改编的《轮回》、叶大鹰执导的由《橡皮人》改编的《大喘气》、米家山执导的由《顽主》改编的《顽主》和夏钢执导的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乘流而上，到了90年代，由姜文执导的由《动物凶猛》改编的并拍成电影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该影片连带姜文一炮成名。当然，经王朔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接下来本文以王朔小说改编成电影为例，就电影改编如何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既要符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又要实现电影在艺术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分析。二、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王朔小说影视改编

王朔为何“扛不住了”

王朔为何“扛不住了” 作者：单士兵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 2013年第36期单士兵最近，有两则关于王朔的消息。一则是作家马原说，每个时代都有文学枭雄，王朔肯定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另一则，是王朔女儿王咪日前出嫁了，冯小刚、刘震云、陈丹青等大腕云集，王朔自己缺席了。我注意到，看待王朔缺席女儿婚礼，都是以己度人。以己度人，很有普适性。本来，基于亲情伦理的日常幸福观，也最容易得到普遍共鸣。就连陈丹青这样自由到叛逆的激进文化人，也不例外。当日婚礼现场，陈丹青说，“我知道今天王朔为什么不来——他扛不住，他没有勇气站在这儿。外界把他说成一个模样，其实他是现在这个模样。我女儿今儿都34 了还剩着，我都60 了，今儿有对我女儿有兴趣的吗？我也不说了，我也想哭。”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相信，王朔缺席，是因为“扛不住”。尽管，王朔那人总是让人猜不透，猜不对。王朔没有出席女儿婚礼，让大家觉得是因为内心不淡定，害怕HOLD 不住自己内心复杂的情感。其实，一个人即便天天展示的都是自己演的那个人，但是，在人性亲情伦理面前，他不应该装，也不应装得起来。王朔就是这样的人。在那本《致女儿书》里，平时“动物凶猛”的他流露了不一样的状态。说起王咪6 岁时自己离婚，他满心都是对女儿的愧疚与亏欠，“我没脸说我的感受，我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没勇气再说爱你，连对不起也张不开口，作为人，我被自己彻底否定了。从你望着我的那眼起，我决定既剥夺自己笑的权利，也剥夺自己哭的权利。” 没有什么不敢挑战的王朔，提到女儿，竟是这样脆弱卑微。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人，他张狂、傲慢、野蛮、粗鲁，在制度、权力、群体面前，很多时候他都不认输，但在女儿面前，他认输，输得彻头彻尾，打回原形。在女儿面前，王朔装不下去，演不起来，这是人性，这是伦理。关于女儿，王朔最经典的语录是：“我干嘛不对她宽容？我干嘛要对她严厉？我希望她干嘛呀？我什么都不希望她。我希望她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她成功。我最恨这词儿了。” 生猛又独立的表达，背后系着一个父亲沉甸甸的爱。一个真正有着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绝对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失去一切敬畏之心，特别是在碰触人性、伦理、亲情的时候，应该回归真实自我，懂得悲喜疼痛，这本身也是走向更加高贵文化的必须。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朔缺席女儿婚礼，陈丹青会说他是“扛不住了”，还想到自己女儿说“我也想哭”。他们其实是文化同类。至于哪一天，王朔要是站出来给出一个不同的说法，那时，他一定又是在装，又是在演了。

论王朔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

论王朔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 (1)最初接触到王朔的作品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年纪尚小并未太过留意作者是谁，只是为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所吸引。后来见到整套的《王朔文集》才恍然大悟。及至王朔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全国热播并被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地品头论足，私下也觉得有必要对持续不减的“王朔热”和王朔的作品给予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研究--文学理论界由其要首当其冲。通常而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中王朔理所应当地应被归为“京味小说家”这派。其实王朔作品的艺术特色并非仅仅表现在所谓的“京腔京韵”上，这是为其它“京味”作家所共有的。更为重要的是融汇于北京方言中的杂糅比喻、移就、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所形成的既具调侃，又俗痞使人哂然且玩世不恭的语言风格--这是王朔区别于其他作家和“京味”作家的最重要的个人艺术特征。根据经验和一般规律，一名作家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那么简单。王朔同我们一样也是肉体凡胎不可能逾越普遍规律。以其早期作品《等待》和《海鸥的故事》为例，此时作者的创作尚处于模拟期，可能胸中蕴藏着济世救人的鸿鹄大志，作品亦遵循着“文以载道”的传统经略，但即便字里行间尚存稚气，但调侃、诙谐的语言风格已然潜入其中：“‘五一’这天的天气，可以说好极了；太空蓝蓝的，有几朵棉絮般的白云”。“我真烦死妈妈这一套了，什么事都好像需要研究研究，挺警觉的样子！”“我掀起锅盖，满满一锅螃蟹：‘杨军，你缺了大德了。你再拿这锅煮针头，往我们屁股上扎么？’” 及至像《橡皮人》这样的中期作品时，王朔式的京味调侃、玩世不恭和兼容合用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特色已完全形成并运用自如。此刻，王朔已经完全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而他人的临摹仿冒自能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不智之举。其时王朔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特色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上，即“口腔快感”时期。这其实也是王朔作品的艺术特色之一：“‘嗨，你怎么在这儿？’”“‘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儿，人民的江山人民坐’”。 “电话铃猛地响了，张璐跳起来接电话，听了一下马上把话筒双手递给我。我接过话筒，听到军区总机娇滴滴地问我，是不是刚才要了边境的长途，我说是，总机说‘来了听好’。我喂了两声，听筒里没声，就跟旁边双手插兜坐着的张璐闲扯：‘李白玲和我一样，也是王酸一级的’”。 “‘要买就买，不要老看’。”“‘我一脚把你摊子踢了。’老邱火冒三丈，威胁少年，少年睬也不睬，掉脸向别的行人兜售。老邱悻悻地看看我，我拥着他向前走去。‘算了，你没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解放区的天了’。” 既具京腔京味的调侃，又略带市井无赖的痞劲和玩世不恭，更重要的是形成的“王朔式”逻辑特征的修辞方法。既交融比喻、移就、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为一体的个性风格的熟练运用。这在王朔的中期作品中彰显得十分清晰，并一以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在《过把瘾就死》中作者的这种艺术倾向和追求已不仅仅满足于“口腔快感”，更付诸于叙事抒情：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次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小心翼翼的行为都

以王朔为例浅论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

以王朔为例浅论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摘要：当今社会，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屡见不鲜，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是通过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文学和影视早在八十年代就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发展至今，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取材方式之一。王朔作为著名的文学作家之一，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大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部分改编之后的电影甚至超越了文学作品，满足了很多人的审美需求。但是，毕竟文学与电影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其在艺术表达形式上会存在着差异，本文将以王朔部分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为实例，通过思想主题、艺术风格、故事叙述、人物关系这几方面对原著以及改编电影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对比，剖析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成功与失败，对王朔文学作品电影改编做一简单评介并探讨今后文学与电影应该如何更好的结合，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影视作品。关键词：王朔；文学；电影；改编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许多学者对王朔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但是对于改编后的“王朔电影”与文学作品在艺术上的差异尚未有更深层次的探讨。像李兴叶的《病态社会病态精神的真实写照——王朔电影的价值与失误》是从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在人物形象、社会影响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评价的；黎鲲的《王朔电影的社会意义探析》是从“王朔电影”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对小人物的怜悯等方面入手来分析其社会意义；而魏宇航的《王朔小说电影改编后的主题定位》也只是围绕改编电影对于文学作品主题的深化、弱化、转移、还原等方面进行探究。此外，“王朔电影”在获得大众认可的同时也遭到了大众的强烈抨击，《文汇电影时报》有文章评价说“‘王朔电影’是堕落的代名词，是消极的情绪的传播者，是腐蚀观众心灵的文化垃圾”。也有文章评价说“‘王朔电影’是对几十年前欧美关于‘垮掉的一代的翻版’”。更有影视评论家看过电影《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后评论“王朔电影”为教唆人们犯罪的犯罪片。①但是，在我看来，“王朔电影”却是不可多得的充斥着社会气息、反映现实的片子。“王朔电影”通过对小人物卑微扭曲的灵魂的描写，来反映小人物对于自我和幸福的追求。这正是“王朔电影”与其他同时代电影的不同之处。而且王朔文学作品电影改编之后其在文学与电影的联系与差异方面处理十分到位，因此，我认为对于王朔文学作品电影改编在文学与电影艺术差异方面的研

透过《顽主》谈王朔小说的先锋性

透过《顽主》论王朔小说的先锋性摘要：本文主要以王朔小说代表作《顽主》为例，通过对人物、语言、风格三个方面的阐释，论述了王朔小说的先锋性。关键词：先锋性、颠覆性、调侃、顽主王朔其人惯以被同行称作“文坛异类”、“痞子作家”的代表。其小说自1984年《空中小姐》在《当代》成功发表便一发不可收拾：《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也相继问世，并结集出版。《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在当时非常畅销，一时“洛阳纸贵”。他的许多作品像《动物凶猛》、《顽主》、《过把瘾就死》等还被改编为影视剧，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许多评论者对于王朔的作品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俗”，何以谓俗？无外乎其作品颇多言情之类、颇多污秽之词、颇多玩世之举。但这只不过是就其表面现象品论而已。我觉得王朔的小说是“俗而不俗”即通俗但不庸俗；“雅而不雅”即极富生活化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也即他的小说是具有先锋性的。《顽主》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是王朔“顽主”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对生活尽情的嘲弄和否定。以于观为首的几个青年人，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对多方面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等。作品塑造了于观、杨重、马青三个主要人物以及与其有各种业务关系的宝康、刘美萍、王明水等各色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讲述，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一些弊端，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嘲讽。下面我以王朔的代表作《顽主》来具体探讨其小说的先锋性。小说主要讲了主人公即三个顽主开了一家专为人排忧解难出主意的“三T”公司，以及在经营这个公司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既喜剧又戏剧性的故事的事。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论《顽主》是如何体现王朔小说的先锋性的。首先《顽主》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具有先锋性的。《顽主》中着重塑造了三个顽主：于观、马青、杨重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玩世不恭，什么叫举手投足间的把不在乎，什么叫不学无术游戏人生。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细读小说我们就会体味出这些顽主身上的可爱之处和作者在小说中对他们无处不在的欣赏。他们思想纯洁，开心就笑，生气就骂，不矫饰，不造作；他们之间坦诚相待平等相待；他们的友谊是真挚的美好的。书中于观这样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很快乐。”①这是于观发自肺腑之言。他们心地善良，虽然爱开几句过分的玩笑话，但也仅限于玩笑而已。他们在遇到不顺心事时有着一颗谅解和宽容别人的心。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顾客托于观退衣服，结果因为领子脏了不给退，于观就只好自己穿了。这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善良的。他们聪明机智、敢想敢干，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们有头脑、有想法。他们开的“三T”公司就很有创意，而且生意也是不错的。况且像“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拼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②这样通俗但却寓意深刻的话不是随便一个不学无术的毛头小子就能说出来的。作家有意抬高这些顽主的形象，可以说是有其深意的。这些顽主无疑是作者一贯所关注的社会边缘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得不到家长应有的关心。主人公于观整天泡在公司里而不愿去见那位一

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分析

一、人道主义思想概述人道主义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将文学作为推动人类思想解放的武器，它反对传统的封建统治，倡导对于人类自身的爱护以及关怀，它将人作为道德的中心，提倡建立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人道主义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体现，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以及梁实秋等，这些作家都在自身的文学作品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推行了“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使得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也遭到了批判。二、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五四运动时期与十年动乱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之中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取得集中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人道主义精神是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统治的强大武器，在十年动乱之后，人道主义精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两次集中的发展都是人道主义对旧制度的反抗与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周作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先驱，但是，他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理解与阐述具有封闭性与个人理性，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忽略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狭隘的对于个人完善的追求，也使得其人道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主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关爱“小儿”与“女人”；第二强调爱应当是平等与博爱，爱是人人都能享有的，不专属与特定群体；第三，追求人人自爱以及人格独立，反对慈善主义，反对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同情。同一时期的鲁迅、胡适、梁实秋较周作人而言对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展现出更为激进的姿态，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相关阐释。梁实秋提出了“伟大的文学是体现普遍人性而非表现自我，”他的这种的阐释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这种较为古典保守的人道主义思想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在梁实秋看来，人性具有普遍性与固定性，是永久而不受时间限制的，因此，文学创作要建立在永恒的人性之上。建国后，我国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使得人道主义取得了一定发展，巴人认为人情也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创作应当呼唤人情味的回归，文学作品要能反映充满人性的现实生活。钱谷融认为文学创作要从人出发，将人作为创作中心。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了批判，称鲁迅强调人性的阶级性，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十年文革之后，人道主义探索的禁区被打破，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人道主义对历史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使教条化、概念化的文学创作现象得到冲击。在这个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于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朱光潜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是对人性的深刻反映，应当能够帮助人进行自身人性的完善。在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化趋势，文学创作必须在新时期对自身的作用以及地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除此之外，由于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拜金享乐主义的兴起，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多元却空虚。在这种现实下，人道主义精神是否“失落”成为了讨论焦点，王朔现象被广泛关注，包括刘心武、王蒙、刘彬彬在内的众多专家对于人道主义的现状进行了谈论。三、“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演变 “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即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理念，注重描写人了生活状态，尊重人、热爱人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其精神内核就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西方的人道主义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很大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理论引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开始探索创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人道主义理论，该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他从不同角度对于人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了在当代人道主义缺失于文学创作中的情况下重建该理论的必要性，为创作早期“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

王朔作品中人物形象研究

2011年07月下青春岁月 [2] 霍尔. 荣格心理学入门[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原型、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中的这种情[3] 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11卷·关于曹禺的《雷雨》[M]. 北京: 中国结是与作者的经历及生活相依相随的，是在其生活的经验影响下戏剧出版社, 1959. 所创作出来的。 [4] 弗洛伊德. 论文学与艺术[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 2001. 三、小结 [5] 陈厚斌, 王宁.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 天津: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随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传入中国，以及受到外国文学[6]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北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7] 仪平策. 作品及理论的影响，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的融入的精神分论中国母性崇拜文化[J]. 民俗研究, l993,(01). 析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这种情结在中国文学中有足够的基础来发展，这主要源于中国的母性崇拜文化传【作者简介】统。同时作家的生活经验与经历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李宁（1986—），女，河南濮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参考文献】 [1] [奥] 弗洛伊德著. 图腾与禁忌[M]. 文良文化,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上接第016页）王朔早期小说建构的世界里，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思想不此，王朔表达了无处可逃的悲哀和对现实生活深深的失望：“俗凡，言行出格，别具魅力；但是却能遇上纯情美丽的少女并产生人”逃离了传统婚姻生活的城堡，但他们的方向在哪呢？“俗爱情，于是作品增添了许多浪漫的色彩。这就是“流氓”类型。人”面对残酷无奈的现实充满了茫然，王朔的“俗人”探索也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就是其代表作。他们此结束。于是，对于新生活模式的探讨过程，王朔塑造的两组类在思想上对现有价值体系的颠覆，对既定社会规范和秩序生活的型的人物都失败了，“流氓”在推崇兽性的动物世界中自我否决否决，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蔑视；在行动上也有很强的破坏力。正而渴望回归人性社会，但是回归后的“俗人”又一次摒弃了庸俗如《橡皮人》中马汉玉质问：“干吗不打算找个工作？”橡皮人烦琐的传统生活。回答说：“我不想和别人一样。”“是什么不清楚，不是人完全在世俗社会和“非人”圈子的双重失望下，对理想生活和美肯定。”话语表面只体现了“橡皮人”的自命不凡，但更深的层好人性探讨的道路越走越窄，此种情形下，王朔笔下的第三种形面上是“橡皮人”承认自己的“非人”，实际上，是对既定的人象——“顽主”出现了。“顽主”与之前的“流氓”、“俗人”生意义和价值规范的叛离。他们嘲讽权威、亵渎神圣、蔑视礼教相比较，他玩世不恭、看破红尘，显得比较消极，他既不在物而在性欲、玩乐、金钱等这类动物本能欲望的层面上毫不隐讳地质、性俗的感性层面追求感官刺激，也不再幻想善良人性和奢望宣扬“一切就那么回事”、“谁比谁傻多少”的观念，表现了都能改变命运的“奇遇”，对新生活模式探索的热情已经消失了。市浪男浪女们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不愿披上社会道德和文化的他深知无力超越强大的主流社会。在这样的消极心态下，他们唯外衣而自认为是一群饮食男女。受这种生活观念的影响，他们偏一能做的就是嘲讽现实，佯狂玩世。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打破传统激的行动、怪诞的言论也就显得平常了，如坑蒙拐骗、游手好程式和追求到理想生活范型，主要职责是以反讽的形式凸现和夸闲、无意进取、玩弄异性等。“流氓”们对于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大既有世俗生活的虚伪、庸俗之处，努力扩大生活的裂缝，最终十分热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王朔文本中的“流氓”们证明现实生活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构想。在《顽主》中，于观、失落了文化主体性，更多地在金钱、物质、性欲等层面上展现人马青等人成立所谓“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公司，从事类的动物性。他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动物性，不愿被道德、价值似乎帮人、实则讽世的“工作”，如为不知名的作家宝康颁奖，等这些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压抑个人欲望，拒绝人类文化积把咸菜坛子当成奖杯发给“得奖作家”。通过这种无聊举动来嘲淀。这种态度，透露出既定文化秩序的离散、人类文化主体性的人嘲己，实际上是暗指庸俗的现实生活。在这个阶段，“顽主” 失落，应和了思想领域的巨大转变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无力打破强大的传统体系，于绝望中只能在世俗中嘲人嘲己，持人的社会责任的构想消解后年轻一代只能在物质和性欲的感性天戏谑玩世的人生态度，游戏于无聊的言行之中而无力自拔，但他地中游戏自娱的信息。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反映，是变革社会的极已经不再像“流氓”一样行动偏激，也比“俗人”更深刻地洞彻端的扭曲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庸俗无聊。既然爱情存在，证明双方至少曾经真心拥有，是什么导致双至此，王朔小说完成了由“流氓”——“俗人”——“顽方分手呢？周瑾说过一句话，“结婚真没劲！”于是王朔手下的主”三个阶段组成的生活方式探寻历程，而最终整个尝试的失败“俗人”出现了。其实对于“俗人”来说，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的标志便是“顽主”形态的完结。不断的探索、失望，再探索，“生活真没劲！”传统的生活模式，缺乏生命激情，充斥了庸再失望，构成了王朔创作的主要脉络，这种探求对王朔本人来说俗、琐屑，“俗人”当然直接否定这种生活，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也许是潜意识。发展到“顽主”这个终极形态后，由于受强大社“生命之轻”。其实《给我顶住》的小说名目，就已经暗隐了不会秩序力量的制约和“痞子”自身能力的限制，探索者无法自我妥协于这种主流的生活方式。离婚分手就意味着否定，但这是他超越，而“痞子文学”也就此终结。们的一厢情愿吗？ “俗人”重获个体身份后是否能真正实现自我救赎呢？这还是值得商榷的。在《给我顶住》结尾部分，关山平【参考文献】 [1] 江震龙. 解放区散文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31.对方言这样做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幻想某种奇遇，生活一下完[2] 赵建国. 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 10. 美无缺了。”然而这种“奇遇”却不存在于生活中？关山平曾经[3] 方纪. 一个有风格的作家[A]. 方纪. 方纪文集(四)[C]. 天津: 百花文说过，“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我相信他只不过是换艺出版社, 2005. 了个环境换了一些人，但肯定还过着和这儿同样的生活。”借王朔作品中人物形象研究 □ 张艺馨（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 401524）【摘要】王朔小说常被人定义为“痞子文学”。本文归类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寻找三种人物模式的意义，挖掘出一条不同形象间相承和嬗变的轨迹，由此找到其作品中反射出严肃的一面，即认为痞子形象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新生活模式的一种努力尝试，即使这种偏激化的尝试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关键词】流氓；俗人；顽主；动物性

人文精神大讨论

回顾：张炜参与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 【1995年11月，持续约已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讨论”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对于人文精神丧失的忧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审视”，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人文精神大讨论” 发起人之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同济大学教授张闳等人回述了讨论的前后经过和来龙去脉。 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提出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此后，《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吸引了从人文学者到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持续3年之后进入尾声。笔谈批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商业电影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化界处于低迷期。1992年小平南巡，使得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社会世俗化、商品化加深，物欲主义盛行，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出现滑坡，文化领域呈现新的动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面临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1992年初夏，《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计划借助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陈福民和张闳。在张闳的记忆中，王晓明当时认为，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此时，作家王朔和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文艺界独领风骚。此前，张闳写过一篇批评王朔的文章，陈福民正好写过一篇关于张艺谋的文章。1992年下半学期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毛尖做笔录。原计划中的陈福民却迟迟没有返校。正在这时，张柠走进来了。徐麟说，来得正好，就让张柠补上。张柠于是参与讨论。在讨论中，参与者批评了两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商业倾向。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金庸、王朔,起因、经过和结果

金庸、王朔之争起因：①、根本分歧是价值观念不同。金庸：一、他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他是一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给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二、从人的意识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渴望在内心有一个神圣形象并对之顶礼膜拜，寄居在这个英雄的理念里，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侠客，接受美貌少女的青睐，具有无边神力。王朔：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这样的两个在骨子里很不同的人，他们的争论具有必然性，或者暴露在读者面前，暴露在媒体面前，或者隐藏在心里、埋藏在私底下，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凤凰读书） ②、文学趣味上水火不容。金庸是用一种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协。“金庸的作品如果被归为成人童话的话，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归类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学术语言资源去框出金庸在历史学上的各种失误，因为金庸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就是以民间写作的姿态介入的，所以，用学术语言资源去批评他的文本，可能会有欠公允（《也谈金庸王朔之争》-sieg）”。“金庸是一个“贵族主义”者,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问要求,在他的小说中,将诗、词、曲、赋这些中国古典文人的亵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将章回体小说的技术手法发挥到极致（《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葛红兵）” 而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战。在王朔看来，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凤凰读书） ③、文学地位相差悬殊。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作家个人之间不同审美趣味的争执,但从深层看,这却是主导中国当代文坛的不同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金庸从不被主流文学体制认可到被捧为大师,从港派文学思想和作风对大陆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象征,意味着南方商业型文化向中原体制型文化渗透,一种跟中国古代传统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又跟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休闲型审美文化开始由香港岛北上中原,并为大陆文化所接受。王朔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当中,他的许多小说段落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在学在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葛红兵）经过：

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诗体大解放】自由诗派是新文学第一个10年（1917～1927）中出现最早、成绩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诗歌主流。绝大部分诗人及其作品都属于这个流派。他们不仅有诗歌创作的艺术实践，而且有比较完整的自由诗理论。自由诗从旧式诗词格律的镣铐里脱胎而出，在体式、音节、语言方面力求解放，显示出新的特色。自由诗派的理论代表主要有胡适、康白情、郭沫若等。胡适从1917年回国以后，就下定决心要打破“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如古典诗词的格式、平仄和押韵等，创作自由体的白话新诗。1916年10月在完成了《尝试集》的创作之后，他又发表《谈新诗》一文，总结了自由诗的创作理论，倡导“诗体大解放”，号召诗人创作自由体的白话诗。他认为这种自由诗的主要特点是：一、打破五、七言诗的格式，代之以为内容所需要的长短句；二、打破旧诗的平仄限制，代之以轻重高低的自然音节；三、废除旧诗的押韵，代之以现代语言的韵律，有韵固然好，无韵也无妨。康白情则在1920年3月写的《新诗的我见》中，主张新诗要“自然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拘音韵……”与此同时，郭沫若也在给宗白华的信中主张新诗创作应“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任凭诗人主观感情的冲动作“绝端自由”的自我表现（《三叶集》第46页、49页）。在这些理论的指导和推动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都在创作自由诗的实践中进行了可喜的尝试。郭沫若是第一个10年中自由诗派的集大成者，《女神》是其代表作。艾青则是自由诗派中继郭沫若之后的一座高峰。谢冰心、刘大白、刘半农、殷夫、蒲风、臧克家、蒋光慈、田间、何其芳、李季、阮章竞等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自由体诗人。此外湖畔四诗人、小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人等也是写作自由诗卓有成就的诗人。自由诗派对我国现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为繁荣我国现代诗歌作出了巨大贡献。【春阳社】，中国境内第一个新剧（话剧）团体，1907年10月由王钟声创办于上海，主要成员：徐半梅、萧天呆、陈镜花等。演出了《黑奴吁天录》，以后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剧。该社曾得到马相伯、沈仲礼等的资助。1911年王钟声在天津被杀，该社解体。【解放区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2日毛泽东作了“引言”，23日作“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文艺政策的依据。【秧歌剧】：1942年以后，在延安涌现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动员起来》，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而又保留一些原始的、简单的歌舞剧形态，融音乐诗歌跳舞和装饰美术于一炉，富于伸缩性且不受舞台限制的综合艺术。【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我国新歌剧代表作，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中国歌剧发展的里程碑，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以《王贵与李香香》起飞的“信天游”诗体】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革命文艺工作者普遍重视对民歌的搜集、研究与创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就在这背景下产生了。他创造性地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就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突破了以往民间传唱的“信天游”是简单的短篇，多以表达男女爱情的局限，使长诗具有中国气派。《王贵与李香香》是在艺术表现上进行成功的尝试，是中国新诗创作在大众化与民族化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是“五四”以来新诗发展中的一部“里程碑”似的诗作。【国防文学】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周扬、周立波分别发表文章，把前苏联“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1930年倡导的“保卫文学”译成“国防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影响不大。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华北危机严重，上海文艺界为响应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5年12月12日，文化界275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接着，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又发表了第二次宣言。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文学艺术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继而在文学艺术各部门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都来创作抗日救国的作品，把文学上的运动集中到抗日反汉奸的总流里去。随后各种国防文学、戏剧作品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国防文艺运动的高潮。【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知青作家群】…以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为主，通过对知青生活的描写，去感知、去反思那个不平凡时代的作家。他们都有过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经历，体验过从理想主义的天真热情跌落到生活困窘的泥淖，从“现代迷信”的维护者突变为叛逆者的精神巨变。这样的生活经历为他们较早走上思想解放之路打下了基础。他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