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_一项国际比较研究_燕海鸣

收稿日期2014-02-21作者简介燕海鸣（1981-），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主要研究方向：遗产社会学、文化记忆、全球化。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批准号：11&ZD026）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提要：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

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

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文化遗产考古遗址公众参与阿尔班山遗址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ＡPreservation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but that itserve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well being.（保护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要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幸福。

）［1］“阿尔班山遗址，是最好的遗址类世界遗产。

”——亨利・克莱尔(Henry Cleere ）［2］一导言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公众的理解、配合与参与。

地理范围广、与公众生活关联紧密的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更需要政府、专业人士与非专业的普通民众各方利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

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文化空间，既是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载体，也是各利益相关者在该价值基础上表达、沟通、维护自身利益需求的平台。

遗产保护难免与当地民众发生利益冲突。

遗址保护过程中，如何保障当地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生活？作为强势一方的政府和专业人士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和当地居民进行互动？专业人士应该以什么态度去对待生活在遗产地的人？退一步讲，即使遇到了与当地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又应该如何保证这些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有效渠道获得表达，并通过一定的机制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而言，遗产保护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社会议题，遗产的保护者需要从社会学视角去理解和反思上述困境。

本文认为，公众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力量，公众的参与是决定遗产保护和展示效果的根本；政府、专业人士和公众的关系，不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沟通的、互信的关系。

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以及一个良性运转并能正常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空间，对遗产的保护而言非常重要。

本文以墨西哥的阿尔班山考古遗址（Monte Alban Archaeological Site ）为例，探讨良性的公众参与机制对遗产保护的意义；随后通过我国西安大明宫遗址的案例，探讨我们对公众参与的理解的局限，并提出进一步通过文化遗产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性［3］。

二文化遗产与公共空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曾说，只有通过公民参与，“人们的情感和见识才会进步，心胸才会开阔，思想才能丰富”［4］。

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对其事务的关注与参与。

公共生活中可能存在许多不信任和冷漠，对此，艾伯利（Don Eberly ）指出，一个健康积极的社会的形成和运转，应以“社区对公共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燕海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029）项目的参与”为基础，并且“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5］。

文化遗产本质上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保护、展示乃至利用都应面向公共利益。

既然是公共利益，公众的利益和意见则成为关键。

因此，文化遗产及其相关领域的事务，需要公众真实有效的参与［6］。

在文化遗产领域，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遗产联结起来，其关系是否和谐，也决定了遗产保护的效果。

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互动关系，能够有效保证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共同并讨论文化事项，通过这种协商和讨论，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能够消解不同意见所带来的冲突，并建立和维系一种群体认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

在这里，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的公共物品，其历史性决定了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当下，更是文化的历史记忆——一个由群体内的成员共同分享，能够促进其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集体记忆［7］。

很多时候，普通民众在浩繁的历史信息中并不能有效，也不会有兴趣去寻找自我的位置和认同，而建立在一定公共空间内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诠释，有时更能够令其找到共鸣和认同感。

这个积极参与和有效运行的过程，也能够让公众感受到自己之于文化遗产的贡献和价值。

以社会学的视角，笔者认为，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空间，应具备如下三条基本要素。

这些要素的实现，既是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更是通过遗产保护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的有效方式。

第一，信任。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比较了世界上的多个文化后认为，建立起了“更高层次普遍信任”的社会，“自发结社能力因此也更为强大”［8］。

一个超越“熟人社会”中血缘和亲缘关系的“非血缘”信任，有助于社会的运行，信任建立的基础则是良性的沟通机制。

不同个体、不同组织之间，即使有利益取向的差异，但均能够因诚信而和谐相处。

只有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才是一个良性的“好社会”［9］。

第二，公众的话语权。

民众对自身的公共事务应具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机构的缺席，而是国家为民众提供一个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平台和相应的资源。

公共文化服务，并非自上而下强迫式的推行，而是给予公众利益诉求的一个平等沟通的过程。

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是一种“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s），是“介于私人生活中的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宏观制度之间的某些机制”［10］，“是人们的真实价值和真实需要的最重要代言人。

”［11］第三，专业性。

社会事务往往涉及专业知识，处理社会事务自然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士的介入。

如牵涉到环保领域的事件，要判定一个工程项目是否影响附近环境，是否对公众生活造成了影响，须由专业人士对其进行评估。

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专业性很高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士可以自发组建组织进行介入，也可以由社区民众邀请以个体的形式介入。

但是，专业人士的介入规模也应该严格限制。

专业知识不应该成为另一种“强制性的权力”［12］。

三阿尔班山考古遗址1.问题阿尔班山遗址位于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市（Oaxaca）西南10公里的山丘上，是中美洲印第安文化的重要遗址。

1987年，阿尔班山遗址及其邻近的瓦哈卡城（Historic Centre of Oaxaca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of Monte Albán）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阿尔班山遗址作为墨西哥乃至中美地区重要的文化标志已被学界广为认可，但其考古和遗产管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其较大规模的遗址面积，阿尔班山遗址的考古、保护与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不可避免发生着矛盾。

土地是核心问题。

墨西哥的土地具有四个主要类别：国有土地、私有土地、公社用地以及村社用地［13］。

根据一份1996年的调查数据［14］，官方认定的阿尔班山考古遗址区由13个土地所有者（landowners）所持有，其中83%是集体土地。

根据墨西哥法律，集体内部的个人可将其耕种的土地出售、出租或抵押。

在阿尔班山遗址地区，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总体规划，遗址区内的土地可以被任意买卖、租赁。

阿尔班山遗址的邻近区域（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完全属于失控状态，给该区域的整体性保护和考古工作带来了冲击［15］。

由此，考古学者和遗产管理者在开展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时，面临了来自地方社区的极大阻力。

当地居民采取各种方式——消极不合作、公开的反抗、甚至肢体冲突——进行对抗。

甚至许多时候考古发掘工作都需要墨西哥国家军队出面保护才能顺利开展。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INAH）的考古学家奈莉・洛布里斯・加西亚（Nelly Robles Garcia）观察到，这种对峙虽然由于土地而起，但深层的原因却是当地人和考古学者、政府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关系。

这种不信任的出现又与考古学者狭隘和过度专业化的倾向（narrowness and overspecialization）［16］有关。

一般在一段时期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考古学者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博物馆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却在发掘地留下一片狼藉（messes）。

这种傲慢和缺乏沟通的工作方式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极大反感。

对外人的“不信任”，导致整个社区处于一种被割裂的状态。

作为阿尔班山的考古、保护与展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的洛布里斯反思这种冲突的本质，她指出这种矛盾的爆发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长期以来政府、学者和当地民众对瓦哈卡考古遗址的认知的不同以及在各自的利益视角下对其利用取向的差异而造成的。

要解决矛盾，考古工作应站在当地社区的视角去思考［17］。

2.解决策略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洛布里斯认为，必须要回到社会本身。

她通过三个步骤，逐渐将考古、管理和当地民众的关系进行协调。

第一，理解和尊重当地社区。

造成当地民众和考古学者隔阂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尊重，所以改变要从增进交流、表达尊重开始。

在洛布里斯的推动下，考古学者以及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尊重当地的生活。

不定期举办的“圆桌讨论”（roundtable discussion）不仅有考古学者参加，还邀请不同学科的人士一同商讨阿尔班山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在2000年第二届会议——“社会与瓦哈卡的考古遗址”上，与会者探讨了当地社区逐渐丧失保护遗产的兴趣的原因，洛布里斯指出:“阿尔班山的文化价值和当地社区已经剥离。

”她认为，应该理解和尊重当地人对土地的倚赖，理解由于贫困而造成的他们对遗产的破坏行为。

为此，政府应该承担起其应尽的责任，社会力量也应该成为遗产保护的主力［18］。

第二，在沟通中建立信任。

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如何把这种理解和尊重转变为信任？首先是建立日常的沟通机制。

根据《阿尔班山管理规划》，遗产的研究者与管理者与当地的农业社区、市政府官员以及周边地区的代表建立起“日常沟通”机制（daily communication）［19］，沟通的内容包括明确阿尔班山遗产的保护区，保护遗产需要采取的行动等。

阿尔班山遗址近年的一个重大举措是修建了木制栅栏。

成为世界遗产之后，阿尔班山的遗产区得到了保护，但缓冲区却被日益扩张的城市建设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