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学案小识_与_儒林传稿_

・专题论文・《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3戚学民内容提要　唐鉴《学案小识》的某些传记曾利用阮元《儒林传稿》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增删和改订,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清代学术史论述。

唐鉴重写清代学术史,有与阮元等人的汉学论述争夺正统的用心。

《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的关系说明前者的学术史价值尚有开掘的空间,显示了后者对晚清以来的学术史论著的影响,也揭示了晚清学术的某种复杂生态和内在机理。

关键词　学案小识　唐鉴　儒林传稿　阮元阮元于清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撰成《儒林传稿》,此书的学术史论述是今日成型的清代学术史论述的源头之一,晚清以来曾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但是对于《儒林传稿》的影响,现在学界尚少关注。

①《学案小识》是道光时期产生的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

作者唐鉴对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理学人物的思想有重要影响。

该书由曾国藩刊刻于1845年,对晚清理学的复兴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作者力尊程朱的立场和有限的学术水平,长期以来学界对其评价不高。

②近年来对该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其学术价值也得到一定的重估③,但是它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内涵还有相当的开掘空间。

3①②③此文为“阮元《儒林传稿》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

该课题研究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 AS )2007—2008年度访问学者项目和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的大力资助,谨此致谢。

同时,感谢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

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有关阮元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但是研究大多集中于经学部分,而对于他建立清代学术史论述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至于他编撰的《儒林传稿》的实际影响,则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目前仅有郭明道《阮元评传》对《国史儒林传》作了介绍和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295页);王章涛《阮元年谱》对《儒林传稿》的情况也作了介绍(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515—563、1043页);台北中研院王汎森等人也较为关注阮元的《儒林传稿》。

一般认为,江藩《汉学师承记》对今日成型的清代学术史论述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该书得到学界较多的研究。

关于江藩及其《汉学师承记》的研究的一般状况,参阅漆永祥著《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唐鉴《国朝学案小识》专持门户而派别紊乱,文体拙劣,等诸自郐也。

”《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页。

目前有关唐鉴《学案小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祖武《读〈学案小识〉箚记》,《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戚学民/《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本文认为,唐鉴《学案小识》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即该书诸多和阮元《儒林传稿》同名人物的传记,实曾参考利用了阮著。

在此基础上,唐鉴对有关人物的学术宗旨进行了重新鉴别和记录,对阮著的文字多有改动,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清代学术谱系。

这套清代学术史论述针对阮元及其汉学论述,有争夺学术正统的用意。

这些现象揭示《儒林传稿》对后来的清代学术史著作有相当的影响力,也显示了《学案小识》潜藏的思想史价值,更提示我们注意晚清时期学术史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唐鉴《学案小识》与阮元《儒林传稿》中同名传主的文字之间有隐秘而密切的关系。

首先,两者同名传主的文字的相似度很高,而这些相似之处都是唐鉴借鉴转引阮文。

《学案小识》的很多文句组合方式只能来自阮元《儒林传稿》,这与阮著所采用的“辑撰”方法有关。

阮元在《拟儒林传稿凡例》中称:“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

”①这实际是一种再创作,有关的文字,被作者从各种著作和文章中挑选出来,经过剪裁和重组,成为新的记载。

正因为采用缀截接续的方法,《学案小识》某些人物传记中一些文句组合,其实是阮元的作品。

这就是说,除了在阮著《儒林传稿》之外,唐鉴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相同文句。

鉴于很多文字也可以从阮著所列的原始出处中找到,唐鉴是不是直接摘抄原文呢?唐鉴是这样解释的,《学案小识》卷12《经学学案》题后附识说:“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于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②这里的解释有一定道理,那些不见于阮元《儒林传稿》的人物记载有些就是这样写成的,但是他也掩盖了曾借鉴阮元《儒林传稿》的事实。

不过,多条证据显示,《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诸多同名传主传记的文字组合实际是承袭自阮著。

有关邵晋涵和周永年的记载是典型的例子。

《儒林传稿・邵晋涵传》为:“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荒谬《文史通义》,宁宗以后褒贬失实《潜研堂集》,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

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条贯粗具《文史通义》,然后词简事增《潜研堂集》。

”③《学案小识・邵晋涵学案》为:“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荒谬,宁宗以后褒贬失实,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

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条贯粗具,后词简事增。

”④《儒林传稿・周永年传》是:“周永年,字书昌,其高祖以前余姚人也。

书昌博洽贯通,为时推许,弃产营书,积卷殆近十万章学诚《文史通义》。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特诏征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词林典故》。

乾隆四十四年贵州主考官。

永年在书馆,见宋元遗书湮没,目多见采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抉摘编摩。

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文史通义》。

”⑤《学案小识・历城周永年学案》是:“先生讳永年,博学贯通,为时推许。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特召修四库书,授编修。

先生在书馆,见宋元遗书,湮没者多见采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抉摘编摩。

自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余家,皆前人所未①②③《拟儒林传稿凡例》,《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23页。

该凡例见于《儒林传稿》4卷本卷首。

《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页。

2010年第1期见者,咸著于录焉。

”①鉴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中并无周永年的记载,阮元《儒林传稿》是现成文字的唯一出处。

而唐文和阮文的相似度极高,沿袭的痕迹非常明显。

这两例都是阮元《儒林传稿》的特定记载,其文句辑纂方式较复杂。

而《学案小识》的同名传主记载相同,句子组合方式和阮文基本相同,区别是阮文注明了出处,而唐文删去了注脚,变成了自然连属的样子。

上文《邵晋涵传》中的句子,是阮元分别在章学诚《文史通义》和钱大昕《潜研堂集》的有关文字中截出三句,以梅花间竹的方式组合成文。

唐鉴的同名传记中也用同样的句子,显然是借鉴过阮元文字之故。

前引《儒林传稿・周永年传》记载传主弃产营书,积卷殆近十万,后成进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以及在书馆中辑宋元遗书等三件事,头尾两条采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中间一事取自《词林典故》。

而《学案小识・历城周永年学案》也有同样的安排。

如果没有参阅过阮著,唐鉴也采用辑句的方法,在这几处竟能完全相同,简直是奇迹。

此外,阮元在《邵晋涵传》和《周永年传》中采章学诚《文史通义》是其独到之处,因为阮元不赞成章学诚的学术观念,并没有在《儒林传稿》中为章氏立专传,而且在他修儒林传时,《文史通义》还没有正式的刊刻本,阮元应该是借助官方的力量看到了某个抄本。

但是阮元从善如流,肯定了章学诚的史学成就,从《文史通义》中采用了《邵与桐别传》的记载来写邵晋涵传。

唐鉴也没有为章学诚立传,但是他居然也会采用《文史通义》的记载,而有关邵晋涵和周永年传的部分词句和连属方式和阮元完全一样。

如果唐鉴没有参考《儒林传稿》,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巧合怎么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唐鉴自行截句接续成文,却和阮元不谋而合?我们不能否定出现这种巧合的可能性,但是发生的概率很小,而《学案小识》中却有多处这样的“巧合”,特别是有关传主的学术著作情况,《学案小识》和《儒林传稿》的辑纂文句有多处高度相似。

有关顾炎武著作的记载就是一例。

《儒林传稿・顾炎武传》记:“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经考》一卷,《九经误字》一卷并提要,《二十一史年表》八十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昌平山水记》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谲觚》一卷,《菰中随笔》一卷,《救文格论》一卷等书《己未词科录》《提要》《府志》,并有补于学术世道《府志》。

”②这句话也很普通,可是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现成的连属,而是阮元从《四库全书提要》、《己未词科录》等著作中剪裁接续而成的。

这样的做法较全面记载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是这样的组合方式也使得它成为阮元本人的再创造,即只有《儒林传稿・顾炎武传》中才第一次出现如此现成的著作名称组合,而我们在《学案小识・顾亭林先生学案》中却能看到相似的组合:“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

又有《石经考》、《九经误字》、《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亭林文集》、《诗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救文格论》等书。

”③两者相较,唐文没有说明各书的卷数,但是著作名称、先后次序和阮著完全一样。

要是事前没有看过阮元的《儒林传稿》,完全闭门造车,自行截句连缀,这样出而合辙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有这样的“巧合”实在令人吃惊。

《儒林传稿・王懋竑传》中说:“归里后,杜门著书,校定朱文公《年谱》《潜研堂集》,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四库提要》。

又所著《白田杂著》八卷,于文公《文集》、《语类》考订①《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669页。

戚学民/《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尤详。

谓《易本义》前九图筮仪皆后人依托,非文公所作《潜研堂集》。

”①《学案小识・宝应王懋竑先生》称:“校定《朱子年谱》,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之说。

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杂著》及与人书,朱子《文集》《语类》,考订尤详。

”②其中阮文“校定朱文公《年谱》《潜研堂集》,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四库提要》”一句,来自两处,而唐文与之相同。

《学案小识・无锡高先生愈学案》:“尝撰《朱子小学注》,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经传日抄》、《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

”③阮元《儒林传稿・高愈传》是:“尝撰《朱子小学注》顾栋高所撰《传》载《东林书院志》,又见《二林居集》,又所著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抄》《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小岘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