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赵瑗即赵玮传

南宋孝宗赵瑗即赵玮传孝宗之立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

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

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

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

①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

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

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

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

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

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 5 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

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①。

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

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

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

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

”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

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②。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

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

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

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 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

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

②《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

十一月的“采石之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

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

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

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

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

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

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

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

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

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

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

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

”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

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

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

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

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

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

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 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

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

”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 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

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

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

①《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 添补。

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

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

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的事。

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

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

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

“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

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

”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

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

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 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③《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②《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①《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

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

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

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

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

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

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

“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①。

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

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