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避免过分的

合集下载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摘自：联合早报网）作者：[郑永年]/讨论中国今天的教育哲学问题，避免不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问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怎样的呢？讨论教育哲学不能过于抽象，而应当回答“谁的教育哲学？”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教育者和知识界的教育哲学，因为这个群体是教育的主体。

无论是知识传授还是知识创造，这个群体的教育哲学是决定性的。

那么，传统上，谁是教育者呢？传统道家有针对其弟子的教育哲学，但没有发展出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

道家强调个人道德的发展，但没有社会教育哲学，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道家对社会少有关心。

道家向往的是与世界隔离的生活，这个群体以山林树木为伴。

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不可能发展出面向社会的教育哲学。

道家因此是一种道地的人生或者宗教哲学。

第二，道家也有方法论上的问题。

道家关心自然世界，又坚持独立个性，不依附权力和利益，从这个角度上看，道家是最有可能发展出知识体系来的。

但实际上则不然。

为什么？除了不关心社会现实之外，主要是方法论上的问题。

知识体系来自主体对客体的研究，但在道家那里，主客体是不分的。

道教坚持人与自然的合一，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思想具有非常的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

但因为主客体不分，道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和人类社会有关的知识体系。

和道教一样，佛教也有针对其信仰者的教育哲学，但没有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

这和西方宗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方教育尤其是大学源自宗教，当然从宗教到大众教育，这是一个复杂和痛苦的过程。

中国的宗教没有演变出大学来。

这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来，并不是说这是中国宗教的错。

宗教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但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来。

从学术上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道教不关心社会，很容易理解。

但佛教则是非常关心劳苦大众的，为什么也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这可能和佛教不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宗教有关。

佛教强调“空”、“出世”等概念，满足于现实，着眼于“来世”，这使得其不关心现实和改造现实，这和西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影视传媒视角下的阳明文化传播及其价值展望

影视传媒视角下的阳明文化传播及其价值展望阳明文化研究已成為时下显学，其传播方式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主要呈现以下方式：一是从学术研究层面疏通、解释、比较、分析和挖掘阳明文化的思想义理和现实价值，此类传播常见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其传播群体集中于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科研工作者和从业人员;二是以简易通俗的语言或生动诙谐的文字讲述王阳明，如《王阳明大传》《大儒王阳明》《明朝那些事》《明朝一哥王阳明》《神奇圣人王阳明》等;三是以学术讲座方式传播阳明文化，如在央视百家讲坛、科教频道、文化频道、地方电视台、高等院校、市民讲堂、文化培训机构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讲座。

近年来，随着影视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阳明文化的传播又添新路径，主要以舞台剧（如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如浙江的姚剧和越剧、贵阳的话剧和舞台剧）、广播、电视、电影、纪录片、自媒体、短视频等途径传播，使晦涩难懂的阳明文化以可视化、直观化、平面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对阳明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提高普通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影视传媒视角下阳明文化传播的途径从影视传媒视角看，阳明文化的传播主要呈现以下样态：（一）以戏剧形式呈现。

主要有姚剧《王阳明》、越剧《王阳明》、话剧《千古一圣王阳明》、京剧《王阳明龙场悟道》、话剧《阳明三夜》、贵州师范大学编排的话剧《王阳明》、贵州省话剧团和浙江省话剧团联手打造的话剧《此心光明》等。

以上作品主要围绕王阳明之生平、经历、思想、政治社会活动诸方面展开，对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绩做了简要呈现。

（二）以广播形式呈现。

在一些广播电台、语音App上传播阳明文化，如在喜马拉雅上可以收听到《五百年来王阳明》《王阳明心学：修炼内心的神奇智慧》《千古圣人王阳明：心安即强大》《王阳明心学》《王阳明心得》《王阳明全译》《王阳明心学：做人做事的学问》《通俗讲解》《读懂王阳明的“心学”：参透世事人心》《王阳明心学智慧》《董平讲王阳明心学》《千古圣贤：王阳明心学大师》《周月亮讲王阳明心学》《方志远讲王阳明》《读懂王阳明》《知行合一王阳明》《王阳明心法》等等。

郑永年：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其启示

郑永年：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其启示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和新加坡社会发展史的权威，他对新加坡模式及其经验的研究成果备受各界关注。

郑永年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了在经济、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居住等方面的改革。

首先，新加坡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

政府实行了“工业化优先”的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发展出口型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体系。

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目的是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和发展，并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除了经济发展，政府还在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居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持续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

其次，新加坡政府从处理社会管理问题入手，确立了公共管理、法治和民主的基本理念，同时推动了政府和市民的紧密互动，开展了许多社区服务和文化活动。

政府还建立了各种社会服务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为民众提供了全方位的社会服务和便捷的公共设施。

此外，新加坡政府对犯罪和社会不良行为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进一步维护了社会安宁和秩序。

第三，郑永年认为，新加坡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政府的高效管理和有效决策。

政府通过建立专业化和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实行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以及频繁的国家机构评估，确保政府系统运行得更加高效、透明和可持续。

郑永年的研究成果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启示。

一方面，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表明了政府拥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核心动力和支持。

另一方面，新加坡通过实行高效、公正、透明的管理和决策机制，显示了政府在推进现代化、推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更大作用。

新加坡社会的成功也表明，亚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做法来推动自身现代化进程，提高民生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三个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第21卷第1期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 ol.21 No.1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三个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DOI: 10.13669/ki.33-1276/z.2021.007李华忠（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摘要]　“三个共同体理念”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种理念。

“三个共同体理念”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构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

“三个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的价值旨归相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体现在三大方面：始终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实现全面发展；始终致力于人类命运与共，实现共同发展；始终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永续发展。

[关键词]　三个共同体理念；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326 (2021) 01-0033-05The Concepts of “Three Communities” and the Commitments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I Huazhong(Wenzhou Polytechinc, Wenzhou, 325035, China)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three communities” include three concepts: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the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al life and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re is an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ncepts of “three communities”, which makes up an organic unity of mutu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three communiti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aims of the mission of the CPC, and fully demonstrates the commitments of the CPC. The commitments of the CPC encompasses three major aspects: always being committed to seeking felicity for people, seeking rejuvenation for the nation, and achiev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always being committed to the common destiny of mankind and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always being committed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Key words: the concepts of three communiti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mitments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郑永年中国的“共享价值”

郑永年中国的“共享价值”
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7月11日，周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人物周刊：现在政府所倡导的“和谐”，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还是需要人本。和谐不是一个价值观，和谐是个结果。人本主义的政策可以最终达到和谐。
人物周刊：仅仅“人本主义”就够了吗？
郑永年：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是人本身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人的理解有不同，但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成为共识。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样貌。依然保留着江浙口音，较少的额发。讲到激动处，他身体前倾，捋捋袖子，带着些许孩童的执拗。
问他多长时间回一次国，他说是一周一次。
图/张志韬
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人物周刊：您之前在文章里提到过“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郑永年：我说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是说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应是这样，首先基本的公民权人人享有，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农民工。第二，基本的整合一定要有。光靠一个强制性的政策那是不行的。

主体性实践在当代的反思

到了当代已是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类的物质人生活水平达到空前的状态。这些实践成果都是主
突出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是本观点。只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形成科学的实践观，能正确地指导实践。正如才
的问题。
主体性实践目的就是为了使主体自己更好地
发展，而现在的情况却是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还阻碍了发展。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顾着陶醉
于自己的实践结果。就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就能源而言，现有的技术和消费水平下，在已
纷纷撰文呼吁采取行动，些富有责任感和开拓那精神的科学家感觉到，必要进一步增进人类对有
于地球环境的全面认识，用科学手段解决各种环
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主
体的消极的、否定性的作用。实践负效应的滞后
・
４・３
第３３卷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１０１年（总第１９期）３
者开始公开报道公害事件的真相，名社会人士著
所谓实践的负效应就是实践活动引起外部世界朝
着背离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性方向变化，人即实
体而独立存在。这是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与自然界又相对立，人因为自然界不

中国崛起中的艰难抉择

郑永年: 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2013年05月07日08:26:35 来源：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面对困难时做出的反应，并对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建议，原文内容如下：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

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尤其是亚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方面的发展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其崛起进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也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战略选择。

这里主要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一些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等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主权问题。

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都不能和主权问题相提并论。

非主权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而主权问题则很不同。

中国把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

说穿了，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受到“威胁”，政府层面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

社会层面更是如此，在主权问题上，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民族主义派，都可以毫无理性地“理直气壮”来维持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利益”，把自己视为是“爱国的”，而把一些真正理性的声音视为是“卖国的”。

人们最近所观察到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政府和社会层面互动而强化的结果。

中国的反应是本能式反应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能说最近中国的反应没有任何理性。

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必然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尤其是当中国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时候。

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对中国的作为进行深刻反思。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之上的反应。

如果是本能式的反应，那么最终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甚至完全走向反面。

不在于否定西方模式中共权力交班的独特价值——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党制。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形态了，
当然官方的表述为 “ 多
于取代西方模式，而是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文化传统和现实的路来。
日寸间长了，其力量、派系的发展也会逐渐共产党是主体，其他的政党是参政党。根沥筹固，而或了个＾专制。共产党的政治构成是一个开放式的政治构成，有一个主体，同时工人、农民、
｜圜四蓄；蛋
要突出 “ 明规则 ” 、减少 “ 潜规则 ” ，在提高程序化和透明度方面下功夫，另—个要对离退休领导千部的参政议政作明文规定
人民论坛：透过这次中央领导层权的领导＾参政要作明文规定。其实邓小
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离退休老干部参与政治没问题，但不能以一种非制度的方式参与。老干吝Ｂ也是共产党员，有权
力交替哪些方面值得肯定，有怎样的独的关键理由。每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一
特价值？
定要适合本民族的文化。现在西方的民
口，面对西方
郑永年：我认为必须先不要去作价大众民主的种种困境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政，这样就使得内部多元主义更加富有
值昕，我们首先要看中国的权力继承发去走他们的老路？中国以前是贤人政治弹ｌ生了。
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时就将顾问老干部也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对他们委员会废除了，对此他有很大的功劳。这一次十八大上胡锦涛的彻底交班就做的福利待遇作出明确、细节化的规定。
中国高层权力交酱的意义不在于否定西方模式，而是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文化传统和现实的路来
人民论坛：您认为本届中国高层权
主。上面这些也是我说共产党不会倒台资本家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参与进来。从国家大的制度来说，政协、全国人大都是参与陛的组织，而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民营资本家这些新的阶层都能参

《为中国辩护---郑永年》读后感

《为中国辩护》读后感----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辩护》是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一系列评论文章。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首先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因为它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作者对于“中国威胁论”等妖魔化中国的不公正言论的反击，表达了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信心，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是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辩”清历史与现实，讨论并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以此来为中国出谋划策，维“护”中国的可持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我将结合本书中的内容谈谈我自己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家，并且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过美国，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正在崛起，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但是中国的崛起并非全方位的，它更多地表现在了经济方面，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之路并不平坦，有很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在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验在苏美冷战结束后，苏联倒下了，美国建立起以了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系。

中国想要另起炉灶已毫无可能，被迫加入了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的这一历史战略抉择是明智的，中国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

为此，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一举措符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让中国在经济融入西方体系而促使政治上的“和平演变”的设想，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因此，当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能够在取得经济上辉煌成果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是多么得难得。

中国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用近年来很火的一个词说就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它的核心是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通过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加强来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赖于这个模式。

[转贴]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转贴]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猫眼看人】-凯迪社区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文化纵横》2011年4月刊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

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

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

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

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

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

中国改革三步走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笔记（占草硕5023班学号3115162051）1.综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越来越难，越来越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这本书中，作者详细论述了中国改革三步走的观点，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

当然，每一个步骤的改革都不是完全独立的，经济的改革需要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提供支撑，但是又必须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社会改革过程中也必须要有政治改革提供一定的动力。

2.经济改革的内容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经过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及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基本保持10%的高速发展，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有三个，一是分解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二是分权性，标志事件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

1996年，在“抓大”方面，国家确定了对1000户重点企业分类指导的方案。

在“放小”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在这一年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

各地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一大批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

三是开放性，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南巡讲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

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3.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领域的改革如何进行既能深化经济改革也能阻碍经济改革。

2019年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doc

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

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

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

郑永年：警惕“明朝陷阱”

郑永年：警惕“明朝陷阱”荣智慧疫情、经济增长放缓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让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的背景不同以往。

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均受到较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如何总结危机下的经验和教训，改进治理手段，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并如何认识“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郑永年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救经济，更要救社会南风窗：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或处理紧急事件时，政府的治理往往在“一切正常”和“背水一战”之间大幅度摇摆。

为什么应对措施倾向于激烈化？这些措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郑永年：从常态到非常态，从常态到过激，大多数人很难适应。

一方面要肯定中国抗疫是成功的，武汉一千多万人口，很短时间内控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病毒，并不是说应付危机的模式没有改进空间了。

抗疫的举国模式，对第一季度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大经济体一下子停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也不小。

没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

一下子令社会停止运转，原则是对的，因为以人为本、救死扶伤是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

美国内部就一直在争论生命和经济何者应当具有优先考量，有些保守派人士甚至说以牺牲人命救经济。

美国、瑞典都是市场占主导地位，特朗普的做法实质上也类似于“群体免疫”，共和党都认为经济比生命更重要。

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差异的模式，前者由国家主导，后者由市场主导。

还有没有第三个模式？德国模式。

实际上，德国、韩国、新加坡、日本，都有共同的特点—国家和市场的平衡模式。

德国模式就是社会市场模式，社会和市场是平衡的，既没有中国个别地方那样“一刀切”的情况，经济停摆，也没有美国那样的自由放任。

德国的人道关怀是有的，救人的同时也没有完全牺牲经济活动，因为生命和经济是一个辩证关系—经济停摆了，很多人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新的文化选择

遇到近代西方的同家体制就变得不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强调文化非是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也是对堪一击。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崛起和文化创新，我觉得确实是一苏俄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造，也就是
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个正确的方向。权，是统而不治，我们经常用 “ 天主要是维持皂朝以及为皇室服务
关于中国的文化崛起，我认
是很高的ＧＰＤ，但很难说是一个数千年
为，至少可以涉及三个比较重要的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新兴国
作者：郑永年，男，１６９２年生，美国问题。家面前不堪一击呢？在西方来到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国际著名中第一，中国需不需要文化崛起？国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有很先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国需不需要文化崛起，这进的政治体制，尽管中国传统的皇所所长。本文系作者在浙江人文大讲堂
高皇帝远 ”来形容这个体制。皇权方的文化吗？
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何一它可以变化但不可以取代。我觉得
种文化。
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
我们需不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取代另外
上的演讲。
个问题比较简单，在讨论中国崛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
２筻圭
囫
多少，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当时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而来说，文化崛形式和日传统都结合得很好的国本世界上最先进的，可这个体制一旦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家。同样中国在文化上的成功也并

郑永年：现在的美国从外部看像苏联，从内部看像晚清

郑永年：现在的美国从外部看像苏联，从内部看像晚清
作者：
来源：《新传奇》2021年第49期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专访，谈到了中美俄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表示，从外部来看，美国很像苏联，最核心的问题是过度扩张，但已力不从心。

从内部来看，美国像中国的晚清。

在晚清时，即使两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里的官员依然认为西方是“野蛮人”，而清王朝是“文明的中心”。

直到甲午战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才无比痛苦地清醒过来，这和今天的美国精英何其相似。

当然，最近也有一些聲音开始讨论与反思美国政治的种种问题，但这种声音始终很小，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

相比之下，无论是在对外交往，还是国内改革，中国都很开放、很自信。

现在的中俄关系也吸取了当年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

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俄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权”，上海合作组织只是针对共同利益和一些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种新型的、包容的多边主义，和美国“团团伙伙”的盟友体系非常不同，这也恰恰是中国应对美国围堵的有效办法。

（《环球时报》）。

党报评干部三种工作态度把工作当副业易砸饭碗

党报评干部三种工作态度:把工作当副业易砸"饭碗"有这么一种说法，如今干部的工作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把工作当成事业，另一种是把工作当作职业，还有一种是把工作当成副业。

对这种说法，不妨当作一面镜子，揽镜自照，扪心自问，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

态度反映境界，态度决定状态。

三种不同的工作态度，反映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折射出高低分明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

把工作当成一种事业的人，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为国分忧、为民谋利的理想抱负。

把工作当作一份职业的人，则完全是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是为了糊口养家，上班是为了稻粱谋，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之道、安身之术、立命之所。

而把工作当作一门副业的人，工作仅仅是一个招牌、一个幌子，他们心不在焉，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本职之外，有的甚至利用公职、公权揽私活、谋私利。

态度折射品质，态度影响成败。

把工作当事业来对待的人，往往会激发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以苦为乐，甘于奉献，在工作岗位上肯钻研、立标杆、当旗帜。

把工作当职业来对待的人，往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只求“无过”，不求“有功”，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满足于不出错、不出局，工作上难有大起色、大作为。

而把工作当副业来对待的人，公事“磨洋工”、私事“打冲锋”，工作中慵懒散漫，敷衍了事，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结果误己误事更误人。

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大凡有大作为者都视工作为事业，甚至视工作胜于生命，他们的人生也因事业有成而精彩纷呈，富有意义和价值；而大凡平淡无为者多因只为工作而工作，结果工作完了，人生也到头了，退休便褪了色，退位便失了志；至于那些把工作当副业的，不但会因为“不务正业”而砸了“饭碗”，而且常常会因为一己私利而误入歧途。

有志者有为，有为者在于把一份工作当作一种事业来追求、创造和实现。

说到底是树立怎样的人生观。

摈弃“耻辱”和“过分自信”心态

摈弃“耻辱”和“过分自信”心态
郑永年
【期刊名称】《共产党员：下半月》
【年(卷),期】2008(000)006
【摘要】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阻挠奥运火炬传递．导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内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竞赛，似乎“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总页数】1页(P12)
【作者】郑永年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22
【相关文献】
1.摈弃“法不责微”的心态 [J], 凌焕新;
2.转作风要摈弃三种不良心态 [J], 袁浩;
3.摈弃"法不责微"的心态 [J], 凌焕新
4.“不过分就行”的心态太过分 [J], 孙凤武
5.过分自信的进化模型 [J], 代涛涛;佐斌;徐富明;索玉贤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郑永年中国正化解全球化负面效应

郑永年中国正化解全球化负面效应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曾实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资料图）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等问题，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而内部的民粹主义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曾实广州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是目前少数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努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

郑永年星期六在广州举行的2017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际会议上发表题为“全球化及其社会治理的中国模式”的演说时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在这一过程中，财富流向了社会上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有些社会群体更成为了受害者。

他说，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等问题，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而内部的民粹主义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也不能避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郑永年说，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的不公平既制约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

“所以中国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也是十分高涨的”，郑永年说，在民粹主义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存在民粹主义，而是国家的政治人物是否去动员民粹主义，在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无济于事，全球化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

要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予他们希望

要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予他们希望
郑永年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1(000)021
【摘要】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

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

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
重要的指标。

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
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

【总页数】2页(P50-51)
【作者】郑永年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4
【相关文献】
1.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记无党派人士、四川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董芸
2.把维护正义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有些靠不住
3.
找到了!那条就要变成人的鱼4.要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予他们希望5.个人-非个人道德困境下人对智能机器道德判断研究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郑永年：“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郑永年：“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佚名
【期刊名称】《理论与当代》
【年(卷),期】2016(000)001
【摘要】据11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教授日前接受记者专访,谈及他对于＂十三五＂规划、反腐和政治改革的看法。

郑永年表示,首先要认识到,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经历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
过程。

没有人会喜欢社会不公平,但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阶段都是必经的。

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

【总页数】1页(P57-5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
【相关文献】
1.反腐制度设计要给人以合理期待——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J], 袁静
2.网络情色反腐：非常规的反腐手段 [J], 胡勃;
3.郑永年：反腐败要反“寡头政治” [J], ;
4.郑永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推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 [J], 郑永年
5.王德靖:这次民族运动会非常精彩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