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史学史的研究概况和发展策略

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概况与发展策略詹志华（厦门大学哲学系361005）内容摘要：近年来，中国的科学史学史研究虽有进展，但科学史学史的研究环境、研究主体、研究手段、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限制了它的发展，发展处境困难。

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要想摆脱困境，赢得较大的发展，需要国家和社会、科学史研究共同体以及科学史学史研究群体的共同关注和推动。

关键词：科学史学史；近况；制约因素；策略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自身的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

它隶属于科学史学这门学科，是其研究的一个分支。

而从另一角度看，科学史学史也属于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起步较晚，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才有长足的发展。

而作为其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的科学史学史的工作开展的时间则更为滞后。

那么它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这是应该值得人们关注却被极少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我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近况（一）科学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机遇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突显，也由于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推动，如竺可桢、钱临照、严敦杰、李俨、朱文鑫、钱宝琮、刘仙洲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对科学史事业所作的巨大的贡献，学术界对科学史的研究可谓一派欣荣，主要表现为一大批的著作和刊物的出版、日益增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不断完善的研究体制和多维度的研究层次等等。

科学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日渐成熟，“它不仅在史学界和科学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随着科学本身的迅速增长，它在整个历史学领域中，日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体现出更加独特的研究价值。

”[1]这样就为以研究科学史学为己任的科学史学史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的科学史学史工作期待着一次历史性飞跃。

而且的确有一批专家和学者为了这次“飞跃”做了不懈的努力，如王续琨教授、袁江洋研究员在各自的著作和文章中都强调过开展科学史学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王曾在其“科学史学科结构和分支学科举例”中把“科学史学史”划入“基础学科史”以彰显其重要性。

[2]袁曾主张“从实际情况来看，科学史学研究大多落在科学史学史与狭义科学史学这两个纬度上”。

[3]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人不仅意识到开展科学史学史工作的重要意义，而且已经在身体力行做着实质性的工作。

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郭金彬、王渝生两位教授合编的《科学史导论》一书中就明确的把“科学史学史概述”作为此书的第二编。

本编到目前为止，对有志于进行科学史学史研究的人们来说仍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4]又如在席泽宗院士的《科学史八讲》[5]、《科学史十论》所涉及到许多篇目如“科学史和历史科学”、“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和“科学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等的有关论述，其实都涉及到科学史学史研究的实质性工作。

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对开展科学史学史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再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柏春研究员所写的论文——《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对建国以后我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缘由、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对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这是近年来的一篇不可多得的科学史学史研究作品。

[6]另外，有的学者在对现实的科学史学研究进程的审视中强调对理论，特别是元理论的探讨，如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的郭贵春、刑润川教授等。

有的学者则在强调理论重要性的同时，还探讨多种层面的科学史学研究的整合问题，如袁江洋研究员在其著作《科学史的向度》中的有关论述。

还有的学者尝试用不同方法进行科学史学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苏玉娟、魏屹东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979—2000年中国科学史研究及趋向计量研究》，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一段时期的科学史论文、著作、学会会议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从而揭示科学史学研究的状况及趋向，其结论让人较为信服。

[7]这些探讨为新时期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开辟了新的领域。

然而，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二）科学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困境1、无学科建制。

科学史虽然是理学的一级学科，但其学位设置尚不能体现科学史的史学性质，至今尚未细分二级、三级学科。

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从属于科学史学研究，但并无自身的学科地位。

更令人尴尬的是，至今有教授涉及科学史学史内容的课程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仅有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等为数甚少的几家。

2、研究人员少。

从事科学史学史研究人员相对于庞大的史学研究队伍，可谓是沧海一粟，甚至对于目前科学史和科学史学的研究队伍来说，这些人也算是绝对的少数，而且现有的研究人员大都还是“兼职”的。

3、研究范围窄。

就研究的纵横向而言，侧重于纵向的研究，关注科学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而对这种“发展历史”与其它领域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其它历史学的横向联系的研究则显不足；就自身的宏微观研究的比例而言，侧重于微观研究，如对自然科学学科史学、机构建制沿革史的研究和回顾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对整个科学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综合性研究关注甚少；就研究的时空维度而言，偏重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而对国外的、少数民族的和近现代的科技史研究关注不够。

4、研究水平低。

由于上述几个条件的限制，我国的科学史学史研究水平较低，研究成果相当的薄弱，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寥若晨星，几近空白，如至今我国尚无一本全面系统的“科学史学史”的著作的面世。

更令人担忧的是，研究水平低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恶化了科学史学史研究本已困难的生存境遇，形成了恶性循环。

可以说，我国的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工作的进展可谓是举步维艰，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我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制约因素为什么我国的科学史学史的工作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呢？这又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毋庸置疑，这种困境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从研究的社会条件看，有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制约其发展1、开展时间比较晚。

国外真正具有现代专业形态的科学史学研究，到20世纪初方才出现。

而中国的科学史学研究的真正开创始于20世纪前半叶，而且基本上还只是学者个人的业余活动。

依此说来，归纳总结这些科学史学研究活动的科学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时间则显得更迟，研究开展时间的滞后性必定会影响其发展的进度。

2、社会评价低。

无论中外，研究科学史的专家在科学界常被戏谑为“最无用”的科学家。

“因为他们的成果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会诞生方便生活的器物。

”[8]中国是一个注重“实用”的国度，当我们谈论起古代的科技成就时，大多数人也就只记得“四大发明”，而不在乎有过什么科学理论。

无怪乎，当我国首次举行国际科学史大会（2005，第22届）之际，纵然有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千余位科学史学家云集京城，也未能引起媒体太多的激情。

媒体不关心科学史和科学史学的发展也就算了。

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领导，甚至一些大学的领导、学科带头人对科学史事业的发展也是置若罔闻、漠不关心。

虽然全国各地也有科学史的研究机构，但那也是寥寥无几；虽然科学史学科争取到一级学科的名分，但全国真正设立科学史系的也只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三家。

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史研究在社会，在高校里尚有寄人篱下之嫌，更不必说研究更“无用”东西的科学史学史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二）从研究的主体来看，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影响其发展1、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

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他们必须面临着一种抉择——为学术甘于寂寞、不计得失；或是为生存知难而退、改弦易张。

在现实喧嚣的尘世中，能选择前者以学术事业为重的人已经不多了，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本来为了生存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对科学史学史事业的发展却构成了极大的伤害，没有更多人投入热情去研究，仅靠些许清贫之士在此领域辛勤耕耘，尽管也有成果出现，但毕竟为数甚少。

2、主体自身素养和能力的限制。

科学史学史是对科学史研究这样一种认识活动及其认识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审视，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介于科学史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它对其研究者的素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科学史虽然是一门历史科学，但是它的研究目光却是一直对着自然科学的。

它要求其研究者必须兼有较好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素质。

为此，席泽宗院士在其《科学史十论》中早有强调：“科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是是一门具有特殊对象的历史科学。

它的研究者除了要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外，还必须有自然科学素养。

”[9]而就其历史学方面提出的要求而言，除了要掌握历史学的一般的理论与方法外，要特别重视史学史的研究方法的运用。

此外，研究科学史学史不应仅局限于中国的范围，还应该深入了解外国的研究概况。

古语有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博采众长，才能扬长避短，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然而，要深入了解国外的研究概况，除了要认真研究国内的译著外，还得研究国外相关的著作和刊物。

要研究这些著作和刊物，首先要看得懂它们。

更不用说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给外国的同行看了。

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一定外文功底。

而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研究中国科学史学史问题，不仅要研究汉族的，而且也要研究其它兄弟民族的。

如果不懂其它兄弟民族的语言，研究则是寸步难行。

其实，即使就是要研究汉族古代的科技史，也得要有古文字的功底。

可见，要成为一名较为成功的科学史学史研究人员，不仅要有较好的历史学训练、较强的自然科学素养，还要有一定的语言功底。

居一项者易，兼前两项者难，齐三项者已属难上之难。

而在现实的社会中，齐三项且能持之以恒者，实属凤毛麟角。

（三）就研究的手段而言，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这里主要指进行科学史学史研究时所应遵循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科学史学史是个特殊的研究领域，虽然它归根结底是属于历史学，但是它的研究的脉搏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跳动而跳动。

进行科学史学史研究时，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有涉及史学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势必是要遵循的。

但它毕竟是个较为特殊的研究领域，跟自然科学有着这样那样的亲缘关系，所以在研究时，还应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而对于这一点，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欠缺必要的探讨。

（四）就研究的客体，即研究对象而言，也存在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

这方面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科学史学史的概念上学术界还存有分歧意见，不利于研究的开展；第二是就科学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学术界没有明确的界说。

范围界定的太大或太小均不能体现科学史学史的研究特色；第三是在目前公认的范围内，对不同的对象的研究呈不平衡性，如对中国古代的科学史研究占有绝对的优势，对外国和近现代的科学史研究还有待加强。

另外，因为从事科学史学史的研究人员，多是兼职的，他们进行研究时难免带有自身的观念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