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世界中的“管仲论相”

第7卷第5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Vol.7 No.5 2017年10月 Journal of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Oct.2017经典世界中的“管仲论相”
张艳丽1，巩曰国2
（１．２．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淄博，２５５０００）
摘　要：“管仲论相”的故事在战国至秦汉诸子典籍中多有记载，各种思想流派从自身的学术角度对此事做出了定位和评价。

分析对这一故事多个文本载体的记述形式，探索古代思想家们重构故事情节、挖掘故事意义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代表问题的普遍性，更可看出诸子学派的学术主张及思想特征。

关键词：管仲论相；经典故事；借鉴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7）05-0079-08
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被反复提及，并进行层次区分、焦点转化的再叙述，这类故事被称为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

[1]古代学者对这类故事进行演绎与创作，加以有深度的解读和阐述，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在传承和塑造传统中发挥作用。

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a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其优秀的人才思想广为后人关注。

b管仲临终前病榻论相一事，是其系统人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仲论相”的故事在不同时期受到诸子学者的关注，思想家纷纷从学派的命题和思想立场出发，将其纳入论著典籍之中，对此做出评价和引申。

一、《管子》：故事的较早记载
管仲论相故事的较早记载，当推《管子》。

《管子》一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

[2]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１７ＣＬＳＪ０３）；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Ｊ１７ＲＡ０７１）
作者简介：１．张艳丽（１９７８—），女，山东金乡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学硕士；
２．巩曰国（１９７１—），男，山东桓台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文献学博士。

a　如陈少明的《“孔子厄于陈蔡”之后》（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陈璧生的《经典世界里的“直躬证父”》（刊于《现代哲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曾海军的《“子在川上”之后——论经典世界中的情感体验》（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等。

b　论著方面有任重的《管子及诸子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战化军的《管仲评传》（齐鲁书社２００１年版）、齐秀生的《举贤尚功——齐国官制与用人思想研究》（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等。

论文方面有耿相魁的《谈管子的选才用人思想》（刊于《行政人事管理》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吴雪玲的《〈管子〉人才思想简析》（刊于《管子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毕晓黎和张杰的《齐国的用人政策与齐国的兴衰》，（刊于《管子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贾继海的《从〈管子〉一书和齐国的用人政策看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刊于《管子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等。

书。

”[3]《管子》著书时间虽无定论，相对这一故事的其他文本来说，算是比较早的。

《管子》曾有两次提及管仲论相的故事。

第一次出现在第二十六篇《戒》中，“戒”，戒止、劝戒，文中以故事形式，铺张许多情节，讲述了管仲对齐桓公在治国、修身等各方面的劝戒。

在临终的时候，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诫可谓全面而尽心，提出3个方面的谏言：指出齐国“相”的可供人选及缘由，不可忽视善处各诸侯国的关系，要求君主必须去除易牙、竖刁、开方等佞臣。

[4]366这些都是管仲辅佐国君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思想体现，其详细内容如下：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

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

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仲对曰：“鲍叔，君子也。

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虽然，不可以为政。

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

”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

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

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

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

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
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

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

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宿之为人也善言。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宿之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

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

”��
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

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安能爱君？君必去之。

”公曰：“诺。

”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

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

”公曰：“诺。

”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枷而不使也。

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也。

君必去之。

”桓公曰：“诺。

”[5]
这一记载管仲临终论相的版本比较全面，面对齐桓公的相任咨询，管仲没有做出正面回答，而是由齐桓公提出备选人员，管仲否定了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宿，肯定隰朋，从而详细列出相任的标准和条件。

在摒除奸佞方面，管仲主动提出驱赶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以免除齐国后患。

在选拔相的人才方面，管仲有破有立，可谓全面。

作为一部记载管仲言行和思想的典籍，该篇还列述了齐桓公对管仲谏言的执行情况，言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临终建议，落得相当不堪的下场。

第二次管仲论相出现在《管子》第三十二篇《小称》中。

小称，尹知章注：“称，举也。

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

”[4]433如此，则所谓“小称”，即管仲略举桓公之过，促使其改正之意。

重点是管仲在病重的时候，规劝齐桓公远易牙、竖刁、堂巫、卫公子开方等小人。

此皆有针对性的列举其过，进行忠告。

文中详细记载了齐桓公疑惑管仲建议的正确性，终未执行管仲的谏言，导致自身活活饿死、齐国内乱国势一蹶不振的局面。

该故事记述的重点，突出齐桓公的悔悟之心，得出国君“不终用贤”是导致一切恶果根源的结论。

管仲论相故事在《管子》中两个版本的记载，有极大的重复之处。

清代学者吴汝纶指出：“此与《戒篇》重复，而此为详。

”明代学者朱长春推测说：“‘有病’以下，文掇拾附益，定非一篇。

”[6]总的来看，管仲论相故事出现在《管子》中，目的是阐述管仲完善的治国思想，尤其是人才思想方面的理念。

《管子》对管仲论相故事的记载，基本包括了这一故事所涉及情节的3个要素：推荐隰朋做自己的继承人、极力要求驱逐国君身边的佞臣、齐桓公未听劝谏而身死国衰。

以后故事的文本，大致离不开这些情节的阐述、演绎和延伸。

二、道家视野中的故事
战国初年的道家典籍《列子》，在《力命》篇中列述了管仲论相之事：
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讳云。

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小白曰：“鲍叔牙可。

”曰：“不可。

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

使之理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

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

”小白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

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

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

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

勿已，则隰朋可。

”[7]69-70
列子是战国初期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不求名利，清静修道，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

《力命》篇所探讨的主题是：在人的生活和事业中，成功与失败是经常发生的，主要取决于“力”还是取决于“命”？[8]通过讲述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故事，列子认为人做什么与不做什么，不是个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自身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

列子将成败的最后决定归之于命运，把命运归之于事物本身的自然而然。

命运本不需要操纵者，人要做的事情就是顺应这种趋势：“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

”[7]67列子借用管仲病重论相的故事，意在阐述管仲推荐隰朋任相而没有推荐鲍叔牙的理由，不是管仲内心重视隰朋而轻视鲍叔牙，而是情势所迫不得不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

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7]70可见管仲并不是要轻视鲍叔牙，而是不得不轻视他；并不是要重视隰朋，而是不得不重视他。

开始时重视，有可能后来要轻视；开始时轻视，有可能后来要重视。

重视与轻视的变化，在于客观环境，而并不由自身，东汉学者张湛认为“皆天理也”[7]70。

庄子作为道家人物代表，吸纳了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第二十四篇《徐无鬼》中：
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

”曰：“不可。

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

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

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

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

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

以贤临人，末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

勿已，则隰朋可。

”[9]
“徐无鬼”是开篇的人名，全篇内容繁杂，夹带少量的议论，由十余个各不相关的故事组
成，中心议题并不明朗，但多数倡导“无为”思想。

其中管仲病中荐相的故事，详细描述了鲍叔牙和隰朋个性的特点对比，最终借推荐隰朋进而阐述无为而治的主张。

庄子认为，虽然单从个人品德而言，鲍叔牙是位清白廉正之人，但是在处世方面太过苛刻。

如果鲍叔牙负责治理国家，可能上会约束国君，下会忤逆百姓。

与之相反，隰朋在做事时，对上不趋炎附势，对下不区别卑微，有自知之明又能怜悯不如自己的人。

总之，隰朋对于国事一定不会事事听闻，对于家庭也一定不事事看顾。

鲍叔牙和隰朋两相对比，管仲选择了隰朋为接班人，这反应出管仲赞同隰朋的无为而治的做法，从而彰显了庄子“无为”思想的成效。

三、法家的角度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对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继承总结，提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理论，注重功利考量。

在阐述治国的策略时，韩非子指明君主与臣下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韩非子·十过》中，韩非子指出君王经常会犯十种过失，这些过失包括行小忠、顾小利、贪愎喜利、耽于女乐等，然后用相应历史故事具体说明这种过失的危害性，借以警戒后世的统治者，避免重蹈亡国亡身的覆辙。

在论述国君第八种过失“过而不听于忠臣”时，韩非子以管仲论相做例子进行分析：
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从而问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迁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问也。

虽然，臣闻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君其试以心决之。

”君曰：“鲍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鲍叔牙为人刚愎而上悍。

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其心不惧。

非霸者之佐也。

”公曰：“然则竖刁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曰：“然则卫公子开方何如？”管仲曰：“不可。

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方为事君，欲适君之故，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也。

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公曰：“然则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

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

其子弗爱，又安能爱君乎！”公曰：“然则孰可？”管仲曰：“隰朋可。

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夫坚中则足以为表，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

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10]51-52
叙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韩非子有着意修饰的细节。

治国过程重在君臣之间的配合，在齐桓公提问委政何人时，管仲反问：“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君其试以心决之。

”突出的是君臣关系。

从“忠”的角度来说，韩非子重在管仲对易牙、竖刁等奸佞之臣的防范。

在故事结束时，韩非子强调齐桓公前世霸业与去世凄惨结局的鲜明对比。

齐桓公不顾忠臣的谏言，一意孤行，最终身败名裂，为天下人耻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也是后世统治者所应值得借鉴之处。

《韩非子》中还有一处重新解析管仲荐相的故事，出现在《难一》篇中。

“难”，辩难，是韩非子对前人成说的一种反驳，所驳观点都是基于对具体历史故事的评价之上。

在体例上，韩非子总是先引一段已有定论的历史故事，然后由“或曰”引出自己的议论和观点。

在描述完管仲论相的故事后，韩非子发表评论：
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

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

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
弗用也。

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欲君去忠臣也。

��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

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

故曰：管仲无度矣。

[10]266-268
韩非子认为，管仲临终前劝诫齐桓公的言论是不符合法度的，并针对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谏，逐条进行严词反驳。

管仲认为竖刁、易牙“不爱其身，安能爱君”？但臣子当中确实“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清代学者王先慎解释说：“尽死力亦不爱身也。

”[10]267若用管仲“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的原则来推断，那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本人也在应当清除的范围之内。

这属于儒家推己及人之爱的治国方式，是不可取的。

圣明的君主会根据百姓的欲望设置爵禄来让其立功，也会根据百姓的嫌恶施行刑罚来威慑他们，君臣相处即为“设民所欲以求其功”：“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10]267君主在治理国家当中，能够做到赏罚分明，就不用担心自己有死后不葬的祸患。

管仲不明晰“庆赏信而刑罚必”的法律措施，也就不能阻止齐国重臣擅主的可悲结局。

韩非子以此来宣扬法家的赏罚法律理念，引导国君执行明确严厉的法律措施。

四、杂家的评判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对各家学说进行吸收和借鉴，目的即是综合各派学说的优势，为秦国统一六国进行思想指导，并期望实现长治久安。

《吕氏春秋·贵公》转述管仲论相故事：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
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

”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

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

”“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

勿已乎，则隰朋可也。

”[11]8-9
《贵公》篇的目的在于阐述和分析君主治国、治天下“必先公”的道理。

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天下时，只有做到“公”，才能实现“天下平”和“天下公”，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安定有序。

而于此处记载管仲论相的故事，作者意在表明，相是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人员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个人不能囿于自己的偏私而影响整个国家。

管仲秉持“公”心，没有举荐与自己私人关系密切的鲍叔牙，而把隰朋作为继任者的人选。

此外，《吕氏春秋·知接》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解读：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行者无埋。

’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

”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

”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
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

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

”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

”��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

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也。

无由接，固却其忠信，而爱其所尊贵也。

[11]184-186
《先识览》主要论述贤者洞察世事之事，“先见其化而已动”[11]183，从而阐述君主尊贤、任贤的道理，各篇多以历史故事加以佐证。

《知接》篇发挥“智者，其所能接远也”[11]184的主旨，指出智者能够预见未来，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愚者不能预见未来，即便是告诉了他以后的事，他也不会相信。

通过引用管仲临终建议驱逐佞臣的故事，著者力证齐桓公没有接受管仲的意见而导致死后的悲剧，这是统治者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

齐桓公不是厌恶管仲本人，更不是轻视灾难，而是他的智力无法达到预见事物将来发展变化的程度。

智力无法达到预知的程度，齐桓公当然就不会真心实意接受管仲的忠谏之言。

五、汉代的发挥
管仲论相的故事在诸子典籍中多有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编著光照后世的《史记》时，也把这一事件载入史册。

《史记·齐太公世家》曰：
（桓公四十一年）是岁，管仲、隰朋皆卒。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

”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

”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12]1492
“世家”是《史记》中记载侯王家世的传记，《齐太公世家》位列世家第二，主要讲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姜氏齐国600多年的兴衰史。

其中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首霸之功，在位长达43年，故对他的记载比较详细。

司马迁把管仲荐相这一故事进行了取舍，重点放在管仲建议驱逐易牙、竖刁、开方三佞臣方面，并详细记载了齐桓公病重及死后五子争位的混乱局面，而对管仲推荐隰朋却只字未提，仅用“是岁，管仲、隰朋皆卒”[12]1492表示二者的相位继承关系。

可见，司马迁在处理这部分史事时，更想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故于此处着墨甚多。

到了西汉末年，学者刘向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存有的图籍编成《说苑》一书，选编一些先秦到西汉时的传说和历史故事，借以阐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

其编书目的是研究历代治乱之道，希望刘汉皇帝重道、尊贤、贵德、听谏等，以解决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刘氏政权，重振刘氏雄风，阻遏外戚、宦官篡权的阴谋。

《说苑》的第十三卷《权谋》篇中，刘向征引了管仲论相这一故事：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

”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

若用之，必为诸侯笑。

”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13]357-358
开篇之处，作者阐述了“权谋”的概念、做法和功用，指出这是圣明君主应该具有的品质：“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

”[13]345圣明的帝王做事情，一定要首先从谋略上仔细思虑。

作为一个擅长权谋的人，要详察忠诚与奸诈的本原，并以此立身处世：“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

则是亦权谋之术也。

”那些智慧的人做事情，由于注重预先防备，唯恐考虑不周，做事不会受挫折：“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13]346对于刘氏统治者来说，齐桓公的做法深以为戒，正是因为没有接纳管仲正直的谏议，没有分辨清楚忠诚和奸诈的本质，最终导致国衰身死的悲剧。

六、余论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流传的一些经典故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讲述和重新解读。

不同学派的精英代表根据思想立场和社会需求，对这些故事添加一些细节和场景，提出不同的评价体系，以期承载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

直接记述或点评管仲论相故事的典籍，主要有法家的《管子》《韩非子》，道家的《列子》《庄子》，杂家的《吕氏春秋》，正统的史书《史记》，及内容庞杂、糅合各家思想的《说苑》等。

对管仲论相故事的讲述，因受学者的兴趣点、分析角度及信息完整性的影响，各个版本有所差别。

《管子》重在阐述管仲治国思想中人才观念的系统性，《韩非子》则分析出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

《列子》认为做事情要顺应客观形势，《庄子》重申“无为而治”的理念。

《吕氏春秋》落笔于贤者的高明预见性，《史记》是一种比较接近史实的描述，而《说苑》意在证明圣明国君做事权谋的重要性。

先秦至西汉时期，各家学派对管仲论相故事进行转载并详细阐述，由此可见这个故事极具流传性。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无论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封建一统的王朝时期，管仲论相的故事能够吸引各派思想家的注意。

学者们以此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把这一故事进行分析阐述。

这一故事的魅力，不在于它提供某种一致同意的价值取向，而在于它呈现出多种阐析的可能性，这是激发后人持续思考的不断泉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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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 刘向.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4] 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J].江苏社会科学,2007,(1):11.
（责任编辑　王　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