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提纲(谨防腐败现象在你身边)

讲课提纲——“小人物”与“大腐败”今天，我非常开心和纪检战线的同仁们一起学习研究，既然是纪检战线，就得讲点反腐败的事情况。

一提起腐败，许多人会说，“我一个普通干部，不管钱、不管物、不管人，跟我没关系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能“大腐败”。

2004年1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一名普通会计（卞中），因贪污1262万元、挪用公款2亿多元，合计2.2亿元，被判处死缓。

2004年12月，吉林省一名基层法官（李承禧），贪污执行款达5300万元。

这些“小会计”、“小法官”，职位低微，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近乎天文数字，确实令人吃惊。

所以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谨惕“小人物”的“大腐败”》，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讲讲有关腐败的基本知识；二是讲讲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三是讲讲如何行使我们手中的权力。

下面讲第一个问题，有关腐败的基本知识近年来, 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过很多与腐败有关的词汇,比如交通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新闻腐败、足球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越反越腐败。

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与这些词汇有关的事件大多不属于腐败的范畴。

例如：把出租车司机绕行称为交通腐败，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称为学术腐败，把小学生班干部接受同学礼物称为低龄腐败等，这些都属于腐败概念的扩大化和滥用。

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腐败概念。

腐败概念扩大化有许多弊端，它会歪曲整个社会，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我们惩治腐败的信心。

腐败一词在《汉书·食货志上》就已出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指的是谷物发霉、腐烂。

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含义。

后来，它被引申到政治领域，成为一个政治术语。

晚清时期，小说《女娲石》中就有“腐败官场”的词汇，这里的腐败是指公共权力的滥用；邹容的《革命军》中也有“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的语句，这里的腐败是指社会不良现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腐败是一种社会不良现象，但不能说所有社会不良现象都是腐败。

腐败概念扩大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把制假售假、偷盗赌博、卖淫嫖娼等假、恶、丑现象当作腐败来看待，任意夸大腐败的严重程度。

）在马列著作中，除了用“腐败”指公权私用以外，还经常用“腐败”来形容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这里的腐败是指制度腐朽。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从经济学、政治学等多种角度对腐败概念进行了研究和界定。

有的认为，腐败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有的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有的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

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有的认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等等……对腐败的定义有许多不同观点。

我国的反腐专家，综合这些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认为腐败概念必须具有四个要素：即腐败行为的主体、腐败行为的方式、腐败行为的目的、腐败行为的后果。

第一个要素，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和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中：国家公职人员是指个人收入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全体人员；非国家公职人员是因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国家把一些原由政府部门做的事情，如资产评估、项目审计和论证等委托给国有企业人员或私营机构人员来做，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受委托参与政府事务，因此也成了国家权力的行使者。

（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控着国家权力的运行，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才具有腐败行为的主体资格。

而腐败概念扩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把腐败行为的主体扩大到了工人、农民和学生。

）第二个要素，腐败行为的方式是滥用国家权力。

滥用国家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国家权力的谋私行为；二是拥有国家权力却不作为。

比如说，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把土地批给行贿者、警察接受贿赂后对罪犯坐视不管等，均属于滥用国家权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同时具有公民权，这种权利不属于国家权力。

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发生的谋私行为算不算腐败，取决于他是否利用了国家权力。

第三个要素，腐败行为的目的是谋取私利，包括为个人、亲属以及所属群体谋取利益。

所谓利益，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中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腐败者追求的主要是物质财富，如：人民币、美元、港币、金银手饰、名贵手表、古董、名人字画、住房等。

值得一提的是，凡是落马的贪官，都拥有豪宅，如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当时赖昌星送他一套130多万元的花园别墅，但没住几天就被枪毙了；河北省国税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真，当时姓秦的包工头送他一套价值100万元的住房，但他一天也没住过；成都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拥有三套别墅，当时拍卖时的起拍价是1350万元；沈阳客运集团原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修建私家庄园，占地2000亩，也是一天没住上就被处死了。

除了物质财富以外，人们还追求政治上的显赫和精神上的满足。

许多买官卖官案件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近年来，官员“生活作风问题”越来越严重，什么包“二奶”、找“情人”、观看淫秽表演、接受色情服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接受性贿赂等行为均属于腐败。

第四个要素，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了“严重”二字。

腐败概念扩大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但情节轻微的行为当作腐败，混淆了“腐败分子”和“受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概念。

“腐败分子”通常指被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的人。

受处分的党员干部被处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腐败分子只占受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极少数。

（我国刑法规定：贪污5000元、受贿1万元、挪用公款2万元构成犯罪）明白了腐败的概念后，有人会问：腐败是怎么产生的呢，产生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呢？从经济角度讲，我国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

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将公共财产掠为已有。

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

在转轨时期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经济机制：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权力机制。

由于这两种机制是扭结在一起的，于是有些人就可以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谋取私利，这是腐败产生的第一个根源。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社会流行“全民经商”热。

这里的“全民”，并非真的是全国人民都在经商，事实上只是少数与权力有关的人能得到经商的特权。

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工业、商业都只能由国家办。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人为地把农业生产的粮食、棉花、原材料价格压低，在工业里又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这样就把农业和上游工业的利润挤到了下游工业，最后再挤到商业里。

商业的国有垄断程度最高，所以商业部门是一个盈利很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允许机关、事业单位办一点自己附属的商业，解决子女从农村回城的就业问题和为职工发放奖金、津贴。

由于商业的利润很高，谁能得到办服务公司或者开商店的许可，谁就可以赚不少钱，于是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热潮。

这个在南方地区尤为突出。

在80年代中期，社会上的“倒爷”比较流行，特别是有权力背景的“倒爷”，也叫“官倒”。

所谓“倒”，就是在当时存在的计划分配渠道和市场流通渠道之间倒腾商品，赚取利润。

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重要物资都是由国家按计划价格统一调拨。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企业超计划的产品可以不按计划价格，而是按照市场的协议价格自行出售。

同一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往往比计划调拨价格高很多，这就是“双轨价格”问题。

到了1985年，“双轨价格”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制度。

比如说，当时钢材的调拨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

如果有人能拿到调拨钢材，然后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就能赚一倍的利润。

但是没有权力，一般人是拿不到调拨物资指标的。

所以，能够靠从事这种倒卖活动赚大钱的人多数都是“官倒”。

对于“官倒”现象，当时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改革的方向性错误造成的，不应该强调货币和市场的作用，而应当强调计划和纪律。

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的扩散是为发展经济所不能不付出的成本，不应该为了保持道德上的纯洁性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有人甚至说，计划经济是一部生了锈的机器，要让它运转起来需要润滑剂，腐败就是这种润滑剂，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所以不要大惊小怪，为了发展经济的利益要容忍腐败。

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说明“官倒”现象的本质，1988年，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腐败的蔓延，并不是源于市场取向改革，而是源于行政权力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即所谓“权力搅买卖”。

其实，“官倒”们并不需要把调拨物资弄到手、再到市场上去卖，他们“倒”的只是调拨指令、批文，他们买卖的是权力。

到了90年代初期，由于商品价格的放开，倒卖物资批文已经没有油水了，于是有的人就开始搞“贷款”和“土地”。

由于当时国家银行保持着一种计划经济时期继承下来的把贷款利率定得很低的习惯。

只要一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数。

这时向国家银行借钱实际上不但不用付利息，还能得到补贴。

比如，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是24％，你借了银行一万元，年利率为11％。

这时由于纸币贬值，借钱时的1万元应该值12400元，结果一年之后连本带利只还了11100元，不但没有付利息，反而赚了1300元。

另外一个就是土地。

当时绝大多数地方都采用协议批租的办法，批多少地，按什么价格批都由政府说了算。

有的地方原来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拍卖批租制度，这时也改为协议批租。

在协议批租的情况下，有的人用很低的价格批到好地，一倒手就发了大财。

比如当时的广西北海市有许多干部陷入其中，国家损失不计其数。

总之，在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体系和市场分配资源的体系搅在一起。

腐败就在这种体制下流行起来了，并且越来越严重。

转轨时期是一个所有制结构大变动、利益关系大调整的时期。

由于原来公共财产的产权界定不明晰，而产权的重新界定是在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如果对权力的运用监督不力，有些掌权的人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蚕食或鲸吞公共财产。

这就是腐败产生的第二个重要根源。

财产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的财产都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产权究竟属于何人没有做出明确界定。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产权界定仍然不明晰，就使某些有权力的人利用权力侵夺公共财产。

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制度缺乏效率，国家没有对症下药，用明晰产权、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向企业“放权让利”，希望用这种方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以便改善企业的经营。

所以，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企业的领导人放权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