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危机的反思

对哲学危机的反思［＊］【复印期号】199707【全文信息】我总觉得，出版社给作者出自选集，既是对作者的一种信任，也是对作者的一个考验。

也就是说，要看看作者能否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公正的判断。

而当我在审视自己的学术作品时，还面临着另一重困难，即１９９５年我已出版了三部文集：《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复旦大学出版社）、《文化密码破译》（上海远东出版社）和《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虽然自选集允许在已经出版过的文集中再进行挑选，但从读者的利益出发，我希望尽量不要重复。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系里的行政工作花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我不仅没有停止笔耕，反而因为没有整块的时间撰写大部头著作，倒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术论文的写作中。

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近两年来我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加起来竟有四十多篇。

于是，我从中选出了三十篇；又从以前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论文中选出了二篇：一是“论智者哲学的历史地位”，二是“略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范围”。

这二篇论文成于８０年代，尚未收入文集之中；此外，还从《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一书中选出了“导言”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篇讨论哲学文化问题的独立的论文；最后，又从《俞吾金集》中选出了二篇论文：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二是《马克思实践释义学初探》。

这样加起来一共是三十五篇论文，其中三十三篇是在近两年中写下的。

我之所以把选择的重点放在近两年来撰写的论文中，因为这些论文显示出我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而这些问题在当今哲学文化的探讨中是无法回避的。

在文化研究方面，古今中外的价值观念纠缠在一起，我们究竟作何选择，而正确选择的前提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思索的。

众所周知，哲学乃是文化的核心，而人们在研究哲学时，却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陷入自然主义的态度，即仿佛哲学的含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明的，无需去反思“什么是哲学？”的元问题。

事实上，忽视对哲学元问题和一般哲学问题的反思，也就把哲学理论上的任何创新之路都堵塞起来了。

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人们的兴趣大多集中在现代西方哲学上，而对西方哲学史往往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

其实，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越深入，对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重大差异的认识也就越透彻，从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思考也就越自由。

在我国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笛卡尔主义的思维方式。

虽然当代不少学者使用的是最新的哲学术语，但他们的哲学思维本质上还停留在近代的水平上。

这种思维方式也表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

人们常常从近代哲学的思路出发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哲学，事实上，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

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比起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来说，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马克思赋予哲学、实践、历史、世界、物质、时间、空间、唯物主义等基本概念以崭新的内容，而要深刻地认识这个转变，就要认真地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之间的关系。

收进本文集的论文力图站在当代生活世界和哲学思维的高度上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我选择这些论文的标准是思想性加学术性，但比较起来，我把思想性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因为对于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来说，在思想上提出问题比在学术上对某个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哲学似乎出现了复兴的征兆：报考高等院校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人数有了一定的回升；哲学专著的出版已不像以前那么困难；国外哲学的新思潮也不断地被介绍进来。

在我看来，与其说这种外观上的繁荣是哲学复兴的一个征兆，不如说是对哲学危机的一个遮蔽。

事实上，今天的哲学研究面临着种种危机。

表现之一是历史意识的衰退。

我这里说的历史意识乃是主体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的深刻的反思和把握。

在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人那里，历史已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渺不可及的彼岸世界，一种奢侈品。

不少青年人用二三千个常见的汉字、夸张的广告语言和港台及西方国家的数个或数十个明星的名字构筑起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历史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完全是多余的了，不要说是古代史或近代史，就是本世纪的历史事件，如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也被逐出了记忆之外。

记得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这个著名的比喻暗示我们，人的精神世界必须植根于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它的根扎得越深，它本身也就越有力，其内涵也就越丰富。

然而，对于努力把历史从记忆中驱逐出去的一些人来说，这个比喻似乎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或许我们应该说：“人是浮萍”。

浮萍是无根基的，总是处在漂浮的状态下，而人的思想或精神一旦失去了历史之根，也就会处于漂荡无定的状态中。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当代人在精神上是缺乏深度的，而且由于习惯于故弄玄虚，从而使他们的肤浅显得更为触目。

在当代中国学者那里，我们见到的仿佛是一种相反的情形——历史主义情结的泛滥。

几乎可以说，翻开任何一部当代的学术著作，其大部分的篇幅都在对所要探讨的问题作历史的回顾与起点的追溯，似乎作者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这个问题本身的历史。

乍看起来，这种历史主义情结乃是历史意识普遍存在的一个确证，实际上，却是历史意识全面丧失的一个标志。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样的论著中，作者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自己的历史性，即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当今生活世界的本质，从而为自己的历史主义态度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而是对问题的起点和历史的碎屑作无休止的追寻，就像一只忙忙碌碌的松鼠，不停地向起点方向奔跑。

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质性的历史态度，而是形式主义的历史态度。

或许可以说，这种普遍的历史主义的情结乃是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传统观念在学术思考上的一种折射。

这种历史的回顾越多，作者离开自己所要探讨的问题就越远。

所以，这种回顾决不是思考，而是对思考的回避。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只是限于指出，这种方式的运用是有前提的，这一前提就是对自己的历史性的先行的澄明。

历史性是历史主义的生命和灵魂。

在历史性未澄明之前，换言之，在自觉的历史意识确立之前，历史主义不过是经验主义者的语言游戏而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先导，不能理解今天的人是无法描述过去的。

所以，历史意识本质上乃是一种哲学意识，一旦失去了这种意识，即使一个人整天研究历史、谈论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缺乏历史意识的人。

表现之二是批评意识的匮乏。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从观念上看，在于人们没有把两种不同类型的批评区分开来：一种是文化专制主义意义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实质上是蛮横无理的专断，即宣布与自己的观点有冲突的其他一切观点都是谬误的。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领略过这种类型的批评。

无疑地，对这种类型的批评我们必须加以拒斥，但拒斥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一切形式的批评。

另一种是多元文化意义上的批评。

这种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它是在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它本身的宗旨又是为了促进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没有后一种批评，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事实上，学术文化上的真正的多元状态是在批评中发展起来的，无批评的多元状态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多元状态。

同样地，也要从观念上把两种不同类型的宽容区分开来：一种是对媚俗的、低级趣味的文化作品乃至文化垃圾的宽容，这种宽容本质上是无原则的放纵；另一种是对具有独立见解和风格的学术文化作品的宽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容。

如果说没有后一种宽容就不会有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的话，那末，只有前一种宽容，将导致学术文化事业陷入危机。

真正的批评意识与真正的宽容意识总是同步发展的。

从现实上看，批评意识的匮乏乃是超功利的、追求真理的独立意识匮乏的一个确证。

当批评以短视的、私人的利益和关系为出发点时，它不但不可能高瞻远瞩，而且必然变形为单纯的形式，变形为无原则的恭维。

这样做的结果是：作者迎合读者，读者顺从评论者，评论者吹捧作者，除了“批评”这个词还存在之外，批评本身已荡然无存。

无庸讳言，一旦失去了像鲁迅、尼采这样伟大的批评家，一个社会的学术文化是不可能取得健康的发展的，这就启示我们，批评意识的重建已成为当务之急。

表现之三是学术规范的欠缺。

无论是学术教学、学术讨论、学术职称的晋升，还是学术作品的撰写、出版和评价，都有一定的非学术因素的参与，缺乏应有的学术严格性和严肃性。

人所共知，做一个技术工人，还得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上岗，但有趣的是，竟然人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谈论哲学，谦虚一点的人则谈论哲理，仿佛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哲学家似的。

作为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我常常收到一些中年人或青年人寄来的论文，他们的哲学史知识几乎等于零，但居然敢于声称创立了什么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宇宙、社会发展的所有难题。

这些论文使我感到愤怒，因为它们的作者对人类几千年来的思维的劳作毫无敬畏之心，仿佛哲学只是一门白痴的艺术。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原因之一是所谓“工具论”（即哲学是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工具）观念的泛滥。

诚然，在有利益冲突的社会中，哲学会与政治斗争发生一定的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哲学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工具论”从根本上否认了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应有的尊严。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对于哲学和政治学来说，甚至连博士后流动站的建立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种现象难道还没有透显出“工具论”观念的深远影响吗？原因之二是所谓“哲学的通俗化”。

无疑地，哲学的某些具体命题是可以借用通俗和语言的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的，但哲学作为一门系统性的、高度抽象的学问却不可能整个地被通俗化。

如果哲学完全能用日常语言的术语来表达，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犹如高深的自然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法通俗化一样，哲学的通俗化也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创造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可笑的哲学家，他们完全不懂学术规范，只读了一、二本哲学概论之类的书，便颐指气使地对所有的哲学问题发表“真知灼见”。

一旦这样的“真知灼见”成了权力话语，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总之，哲学要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就要敢于宣布自己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不是每个人的学问，而是一部分人的学问。

表现之四是研究态度的浮躁。

在市场经济唤醒了主体意识和利益上的想象力之后，浮躁几乎成了哲学研究者们的普遍病症。

对真理的追求让位于对金钱的崇拜，对哲学的敬畏让位于对理论的蔑视，哲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哲学空前规模地被实证化了，以前人们谈论的是“种菜哲学”、“养猪哲学”，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管理哲学”、“经营哲学”，每个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的人都成了一个准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