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

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资料来源：大学生教育资源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

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评估制度安排政府角色扮演社会态度2003年，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以下简称评估制度)。

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

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

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

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

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

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

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

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

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

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臵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

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

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

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

从理论上讲，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

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的良性平台，这个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

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着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

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代理人或者家庭的代理人，这两个代理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政府是购买高校“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

由于某些高校“产品”的特殊性，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的支持或采购，这些“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

从评估角度来讲，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代理政府办学的主体与代理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代理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代理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

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代理评价者是否可以代理政府对政府的代理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

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

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代理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

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

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

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产品”的特性，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

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

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

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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