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

关键词: 减刑/假释程序/书面方式/言词审理内容提要: 我国刑事执行领域违法减刑、假释问题非常严重。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结构性缺陷。

在实践中,法官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完全采用秘密、书面方式,这种方式既不利于法院审查被判刑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也不利于监督刑罚执行机关和法院依法行使职权。

在法治发达国家,决定是否适用减刑、假释通常都必须举行言词审理或听证,必须听取检察机关、被害人、被判刑人等的意见。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减刑、假释的审理程序也有必要改造为一种刑罚执行机关、被判刑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进行对审辩论、法官居中裁决的言词审理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减刑、假释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减刑、假释程序设计得不合理,那么即使刑事实体法制定得再好,此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再公正、合理,最终也会因减刑、假释程序的缺陷而功亏一篑。

而我国减刑、假释程序近年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侵蚀我国司法正义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黑洞”。

据媒体报道,1998-2000年间,广西检察机关查处了广西罗城监狱一起监管人员与法官勾结,集体受贿、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大案。

侦查发现,自1993年以来,该监狱先后为7 565名罪犯办理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其中有问题的有206名。

在此过程中,有多达46名监管人员和6名河池地区(现已改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卷入此案,包括罗城监狱原负责监管事务的副监狱长胡耀光、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庭长韦哲文等。

[1]再如,1995-2000年间,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监狱服刑期间大肆向监狱长谢红军行贿。

1997年7-12月,应邹显卫的要求,谢红军伙同其他主管人员捏造事实,使邹显卫由死缓一下减为17年有期徒刑。

1999年春节前,谢红军又授意有关人员编造材料,使邹显卫减刑1年零11个月。

2000年3月,谢红军伙同汪永明等人捏造邹显卫患精神病的虚假证据使其保外就医。

出狱后不久,邹显卫率几十位黑社会成员与另一犯罪团伙火并,他连开两枪,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2]又如,四川凉山监狱原副监狱长宋善哲收受贿赂,与他人勾结,捏造罪犯杨福明“引进种植香茅草项目,创产值10余万元,创效益2万余元”的虚假事实,为杨福明记功2次。

此后,他们又勾结他人,伪造杨福明举报魏华东重大诈骗案的“立功”材料,使杨福明被减刑2年。

不仅如此,在宋善哲的庇护下,杨福明监狱中进出自由,并大肆聚众赌博,“放水抽头”(在赌博中放高利贷),直到凉山州原人事局副局长、州编委主任刘某因赌博欠下杨福明巨额债务,不堪压力自杀才案发。

[3]以上案件只是发生在中国减刑、假释过程中徇私舞弊案件的冰山一角。

据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统计,1996年以前,全国检察机关对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通常每年都在4万件次以上,如1993年39 342件次,1994年46 709件次,1996年46 706件次,惟有1995年高达135 419件次。

1997年后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每年近1万件(人)次,如1998年9 672件次,1999年8 229人次,2000年9 318人次,2001年8 548人次,2002年8 668人次。

由于实践中能够被发现的发生在减刑、假释过程中的徇私舞弊案件只是实际发生的徇私舞弊案件的一部分,又由于下级瞒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统计到的此类案件只是能够被发现的此类案件的一部分,因此,发生在中国减刑、假释过程中的徇私舞弊案件的数量无疑更为惊人。

为解决以上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付出了很多努力。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减刑、假释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减刑、假释规定》进行修改后再次公布。

《减刑、假释规定》从实体法的角度,对减刑、假释适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如减刑、假释适用条件中的“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等具体情形、减刑的幅度、减刑的起始和间隔时间、禁止适用假释的情形等,作出了严格规定。

2003年,司法部发布了《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对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具体程序作出了严格规定。

2004年,针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司法部组织开展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大检查。

[4]同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减刑、假释工作专项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对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自1998年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情况进行专项大检查。

[5]然而,以上诸多努力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用,实务中,违法减刑、假释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2003年司法部发布了《程序规定》之后,该年度中全国检察机关对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依法提出监督意见仍达7 055人次,[6]与此前几年基本持平。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减刑、假释专项大检查,全国检察机关共清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1 209 247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20 472件次,但实际纠正的只有17 431件。

[7]也就是说,在检察机关对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提出纠正意见后,仍有15%的案件未能得到纠正。

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提出纠正意见仍高达8 625件次。

[8]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司法部的以上努力在实践中都效果不佳?笔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以上所有措施都没有触及减刑、假释程序中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减刑、假释的审查程序。

那么,我国减刑、假释的审查程序存在哪些问题?减刑、假释审查程序的建构应遵循何种原则?应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减刑、假释的审查程序?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中国减刑、假释程序的缺陷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以及《减刑、假释规定》对减刑、假释的实体问题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对减刑、假释的程序问题规定得非常简单。

立法对减刑、假释程序问题的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司法部1990年发布)、《程序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中。

从以上法律、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的规定以及实际运作来看,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存在以下问题:1·采用书面方式审理,不利于审查被判刑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不利于防止出现司法腐败。

对减刑、假释的审理方式,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

实践中,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通常用书面方式,即只对执行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既不讯问被判刑人、询问被害人,也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更不就被判刑人服刑期间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具体来说,书面审理方式存在以下两大弊端:第一,不利于法院正确判断被判刑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

法院要正确判断被判刑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前提是能够正确判断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是否真实、可靠。

而要想正确判断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是否真实、可靠,一个重要前提是法院能够接触各方面的信息,因为任何事实都无法通过自身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只有通过与其他相关事实进行对比,其真实、可靠性才能得到检验。

法院对执行机关报送的减刑、假释材料的审查判断同样如此,不听取其他有关机关和当事人的意见,不进行调查核实,仅仅通过对执行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即使其中存在虚假或不实之处,法院也很难发现。

实践中,对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的申请法院很少驳回,甚至对执行人员捏造事实申请减刑、假释的许多案件都予以核准,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第二,不利于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职权。

按照我国现行立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对适用减刑、假释的审查完全秘密进行,既不向社会公开,也不听取检察机关、被害人以及被判刑人的意见,完全是暗箱操作,几乎不受任何监督。

实践中,审查是如何进行的、法院依据哪些事实裁定准许减刑、假释、法院据以裁定准许减刑、假释的事实是否真实、可靠等,检察机关和当事人都无从知晓,这对防止执行机关以及法官滥用权力显然极为不利。

2·检察机关监督手段不足,不利于纠正减刑、假释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徇私舞弊、滥用权力现象。

检察机关要想能够对减刑、假释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前提是有充分的手段了解被判刑人在服刑过程中的真实表现,了解被判刑人到底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

但在我国,检察机关了解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表现的手段却极为有限。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不负责具体的刑罚执行活动,因而无法通过日常的执行活动了解被判刑人的真实表现;与此同时,按照我国立法的规定以及实践中的做法,法院对减刑、假释的审查又完全采用书面方式,检察机关无权参与,因而检察机关也很难通过法院的审查程序了解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的真实表现,结果导致检察机关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手段了解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也就很难对减刑、假释进行有效的监督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规章的规定,检察机关可能有三种方式对减刑、假释的适用进行监督:一是《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65条的规定,减刑、假释的裁定,应当及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最终裁定;二是《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监狱在讨论罪犯减刑、假释时应当邀请驻劳改机关的检察院(组)人员列席;三是《程序规定》第15条的规定,监狱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面通报派出人民检察院或者派驻检察室。

但实际上,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检察机关也很难对减刑、假释的适用进行有效监督。

按照第一种方式,法院只是将减刑或假释的裁定书送达检察机关,而按照第三种方式,监狱也只是将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通报检察机关,无论是采用以上哪种方式,检察机关能够从法院和执行机关获知的信息都非常有限,都不可能详细了解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的全部表现,因而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

按照第二种方式,检察机关似乎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从而进行有效的监督,但实际上,执行机关在通知检察人员参与有关减刑、假释的讨论时并不告知将对哪些被判刑人进行讨论,因而检察人员在参与讨论之前无法对被判刑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从而在讨论过程中也很难提出有效的监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