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进大陆对台湾政治需求的引导

论改进大陆对台湾政治需求的引导
作者：肖永国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事实上，在两岸也存在不同层次的政治和社会的需求。

其中，“民生发展需求”、“政治安全需求”、“两岸和谐需求”、“国际尊严需求”、“政治发展需求”也是台湾由低至高的排列顺序。

一、制约中华台北推进政治协商意愿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两岸的政治协商都是台湾提政治要求，两岸开展政治协商的模式。

这主要是基于两岸实力的“不对称性”的现实，中国大陆不愿意给中华台北造成不必要的政治压力。

这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治善意的表现。

但是，随着两岸关系及“两岸周边”形势的发展，中华台北对深化两岸政治协商的意志受到“台独政治势力”、“国际政治社会”及对大陆的政治戒备心理的影响。

该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华台北推进了两岸政治协商的意愿。

当然，造成中华台北政治协商意愿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两岸政治机构缺乏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划，从而造成两岸政治互信缺乏深入。

如果从深层次挖掘，其实就是中华台北受意识形态和政治敌对思维的束缚，缺乏两岸基层、中层和高层正常、直接的政治沟通、交流、交往与互助、合作。

这是很让两岸担忧的事情。

因为在当今两岸政治和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的条件下，两岸基层、中层和高层，特别是两岸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无约束、无限制、定期的直接、坦诚地沟通和交流，直接会影响两岸的政治判断。

中华台北的政治顾虑，其实是忽视了在两岸实力对比“不对称”的现实条件下，大陆政治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台湾。

中华台北的政治和社会的“难处”，两岸只要深入沟通、共同面对，就一定能化解。

在两岸特定的现实环境下，中国大陆采取主动的方式，建立两岸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私人联系，甚至比建立两岸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更有意义和价值。

因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对“面子”的关注程度是超过“里子”的。

这恐怕也应该是对台湾“政治照顾”的一部分。

二、大陆要提高满足台湾政治协商需要的水平
由此可见，在满足台湾政治需求的问题上，中国大陆务必要把对台的政治措施或政治行为放在台湾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环境下及两岸“不对称”的现实对比中思考。

既要思考台湾政治和社会的“难处”，又要思考在两岸“不对称”的现实对比中如何让台湾获得心理和行为的“安全”、“对等”和“尊严”。

两岸的“政治对立”就意味着：两岸不可能“事事同步”或“时时一致”，问题是大陆能否容忍或承受中华台北的“政治不一致”，甚至是“政治错误”。

特别是面对中华台北的“政治错误”，中国大陆给中华台北或其政治领导人预留必要“修正”的时间和空间，其实也是预留未来两岸政治回转的机会和条件。

当然，这也意味着两岸要有必须为中华台北的“政治错误”支付不菲的政治成本的承受能力。

事实上，中华台北顽固延续两岸“政治对立”，只
可能损害两岸的共同利益。

这也验证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说的“犹豫，将之灾也”。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华台北的“政治错误”是与中国大陆协商后的“政治表现”，甚至中国大陆做出适度的“政治配合”。

这就把中华台北的“政治错误”演变为在台湾特定的现实环境下，中华台北或执政团队不能不说的“违心的话”、不能不做的“违心的事”。

这是中国大陆满足台湾政治需求的另一种政治层次。

所以，即便是大陆满足台湾的政治需求，也要强调两岸政治沟通和政治交往的层次和水平。

三、大陆创造和引导台湾政治需求应遵循的政治原则
除此之外，中国大陆也要改变思维，进一步提升政治领导能力，把两岸政治协商从“满足台湾政治协商需求”的模式提升为“创造台湾政治需求”和“引导台湾政治需求”的模式上。

对待台湾政治需求不同模式的变化，不仅代表中国大陆对中华台北及两岸关系的政治领导能力的提升，更代表大陆对台湾及两岸关系的政治掌控能力的增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大陆创造和引导台湾政治需求应本着三大原则进行：
（一）政治领导的原则；
一谈起“政治领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政治权力”。

事实上，“政治领导”强调的是政治方向、政治规划和政治道路的主导和促进。

这与“政治权力”有关，但是并不是取决于“政治权力”。

正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样，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党或领导人未必是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领导”。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中国近现代史是屡见不鲜的。

中国大陆在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两岸政治协商的过程中，要实现政治领导需要三个条件：
1、对两岸关系现状、变化和发展必须要有准确地政治认知、科学的政治规划和有力的政治实践。

政治领导的前提首先是政治认知的“符合实际”和“领先时代”。

没有政治认知的“调查研究”、“深思慎取”和“自我超越”，也不可能形成适时的政治规划和有效的政治实践的。

然而，中国大陆在对两岸问题的调查研究上显然是欠缺的。

这是中国大陆成为两岸关系的政治领导必须要面对的最大政治隐患。

对台湾、大陆及国际社会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调研，将导致对台政策的制定者成为“瞎子”、“聋子”和“傻子”。

大陆不能从台湾实际出发，而是依靠闭门造车的方式推出两岸政策，只会给“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两岸政治协商”制造障碍；
2、团结和带领不同政治观点、政治意愿和政治目标的台湾、大陆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力量及政治群体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政治规划和政治道路，并通过政治分工的方式共同努力予以政治实践和政治实现。

这既是“反独促统”的统一战线的建设与发展的政治必然，也是台湾岛内最缺乏的“放下政党私利、服务台湾人民”的政治团结，更是台湾政治和社会长期对国际社会形成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的高度依赖的政治结果。

中国大陆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上，要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有新思路、新理念、新理论、新途径和新实践。

这是中国大陆必须加强的工作重点；
3、掌握控制和影响台湾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力量”。

该“现实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等。

创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台湾政治和社会的新格局，本质上，是两岸在共同面对台湾内外环境和条件的风险、问题和困难迎难而上，顺应台湾及两岸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对台湾政治和社会做出的改变。

中华台北的政治和社会的改变，无论是经济、文化、社会的层面，还是政治、军事的层面，都是以两岸，特别是中国大陆，能够控制和影响的“现实力量”为政治条件的，否则，一切的政治领导也仅仅是“妄言之，姑且听之”的状态。

因此，两岸关系的“政治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政治认识能力、政治实践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的综合体现。

归根结底，这既是台湾执政党观念混乱、缺乏一致的政治行为的“现实使然”，也是中国大陆政治努力的结果，更应该是两岸历史发展的必然。

对于政治领导“两岸关系发展”及“政治协商推进”的历史机遇，中国大陆要“当仁不让”，更要“名副其实”。

（二）政治善意与政治诚信的原则；
“政治善意”就是对台湾政治需求的政治创造与引导，要注重“积极主动的开始”、“始终善意的过程”、“共同满意的结果”。

“糜不有初，克鲜有终”的事情，在两岸历史和现实中太多了。

“善意原则”是对两岸政治家的政治判断、政治气度和政治格局的考验。

最难的其实是“始终善意的过程”。

在生活中，有一种现象：无论两个男女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或对立，只要能做到“始终保持善意”，一定会有“好的状态”和“好的结局”。

如果深入研究两岸同样会发现：发展两岸关系的真正难处不是远方有多么无法逾越的“高山”，而恰恰是脚下不经意的“石块”就把两岸绊倒了，以至于丧失对自己及对方的所有的信心和信念。

更要命的是：每当回首曾经“绊倒两岸”的石块，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或困难。

所以，“政治善意”是一个值得长篇讨论的问题，基于篇幅，点到为止。

相对的，“政治诚信”就要简单一些，就是对台湾政治需求的政治创造与引导过程中，不搞“政治小动作”，不采取政治的“胁迫”、“欺”、“瞒”、“骗”、“诈”等方式与方法。

因为既然是从“政治仇视或政治对立”开始发展两岸关系，首先就应该放下“政治仇视”或“政治对立”的政治思维。

人性的特点就在于：能接受百转千回的“政治波折”或可歌可泣的“政治现实”，却无法实现“顺其自然”的“思维转变”。

哪怕是“日日新”的思维改变，能做到的政治家都是“非圣即雄”。

其次，既然两岸是从政治仇视和对立中走出，就应该通过沟通、交流与交往、合作的方式、方法对待自己与对岸，而不应该延续“仇视与对立状态”的方式与方法。

在两岸实力对比处于“不对称”的政治状态下，大陆不要“借势欺人”、台湾不要“见利忘义”，都是政治诚信的表现。

至于中华台北在政治协商问题上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那么两岸只能延续“敌视”或“对立”的政治状态，或者尊重两岸及国际政治现实。

这凭借的是两岸实力的对比和“政治照顾”，与“政治善意”、“政治诚信”有关，但是与两岸制度化的“政治善意”与“政治诚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政治承受的原则；
如果按照台湾政治和经济的标准做划分，台湾涉及政治和社会的政治需求会对应不同层次的政治和社会阶层。

一般地，不同政治和社会阶层对应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的需求，这也就构成了台湾不同阶层的政治关注内容和政治承受能力。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的政治承受包含有两种内涵，即“综合政治承受”和“各阶层政治承受”。

所谓“综合政治承受”就是以台湾大多数民众的政治承受的事项、层次和能力为衡量指标的政治限度。

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政治概念；所谓“各阶层政治承受”就是指以不同政治和社会阶层对其对应的政治和社会需求的政治承受事项、层次和能力为衡量标准的政治限度。

这是一个政治主导的概念。

中国大陆在创造和引导台湾政治需求时之所以要注重“综合政治承受”和“各阶层政治承受”，是因为：由于台湾政治和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在各阶层分布不均衡，从而造成不同政治和社会阶层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能力是不同的。

即，阶层越高越拥有对台湾政治和社会越大的直接政治主导能力；反之，即便是人数众多的阶层，也是缺乏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的直接主导能力。

这就要求中国大陆把两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结合起来，这就构成了主导和影响台湾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

所以，在中国大陆创造和引导台湾政治需求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台湾整体及各阶层的政治感受和政治承受。

否则，不仅不能推进两岸政治协商，反而招致大陆对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能力的下降。

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如《孙子兵法》强调“胜者益强”一样，创造和引导政治需求的目的不仅是推进两岸政治协商，更是让维护两岸统一的政治力量具有更强的引领和把握推进两岸关系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实力”和“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