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

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由服从伦理到自主伦理的转变是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和本色，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乡村道德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资源。

标签：改革开放；乡村道德生活；农耕文明；乡村振兴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具有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社会关系伦理为秩序的特色，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家风家训、乡规民约、习俗习惯和民间信仰等为基本内容的道德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和急速，以至于需要讨论“中国的乡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乡村的巨变不仅仅表现在乡村发展的外在形态上，更体现在乡村文化尤其是乡村道德文化的变迁之中。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市场经济机制下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同时，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为标志的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道德文化强势来袭，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农民日益个体化的自主选择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市场化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使得当代中国乡村道德文化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

一、乡村道德生活新气象：伦理观念更新驱动道德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过程。正是有了思想的解放，我国才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解放，它承认并鼓励每一个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更新价值观念、改善物质生活和主宰人生命运的机会与舞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中国乡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精神生活领域，农民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得以全面更新，现代社会的权利观念、公平正义观念、环境保护意识和慈善意识等被广大农民所理解和接受。农民因思想解放而开阔了视野，为新型乡村道德生活的建构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乡村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全国乡村的道德建设创新活动丰富多样、精彩纷呈。在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各具特色的乡村道德实践正在全国乡村如火如荼地展开，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乡村道德建设的每一个微小行动、每一次创新变革，都在书写着充满生机的乡村道德生活新篇章。

第一，以乡村社会管理为突破口，努力改善民生，夯实乡村道德建设的根基。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农民只有在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其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得到切实维护和保障、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才能

自觉地、积极地和主动地参与乡村的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和社会财富等分配不公的现实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意识地改变了那种为农民“掌舵”、过分追求乡村公共行政效率的价值观，代之以为农民做好服务、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型乡村社会管理价值观，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协调乡村社会关系、化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乡村社会公正、应对乡村社会风险和保持乡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直接、更可持续。打造和谐、有序、安定和公平的乡村社会发展环境，有助于农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和道德品行的养成以及整个乡村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发展以及乡村社会管理方式变革取得的成就，增强了农民积极参与乡村道德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由无序向有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第二，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为乡村道德文化发展打牢基础。乡贤是指传统乡村中那些既德行高尚，又具有崇高威望和影响力的贤达人士，“皇权不下县”的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文化造就了以乡贤为主导力量的乡村治理模式。传统乡贤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乡村社会管理，统筹和处理乡村的公共事务，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二是引导村民制定和执行乡规民约，改善乡村的礼俗和道德文化环境。在相对封闭的传统乡村，乡贤以道德示范者的身份和形象，带动着乡村道德生活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贤的外延发生了变化，不再仅指一直生活在当地的“在场乡贤”，还包括从本土走出去的、生活和工作在外地的“不在场乡贤”，这些“在场”和“不在场”的乡贤共同构成了当代乡村新乡贤的主体。建设新乡贤文化是乡村道德文化发展中的固本培元工程，重视和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和道德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全国乡村的广泛共识。一些乡村积极借鉴传统乡贤的乡村治理经验，挖掘当地的乡贤文化资源，在邀请“在场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同时，主动联系“不在场乡贤”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回报和回馈家乡，鼓励新乡贤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和道德文化建设，取得了有效的成果。新乡贤成为乡村道德文化建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是乡村寻常百姓的“道德标杆”。

第三，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的道德自治功能，积极营造和谐向善的乡村道德生活氛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促进新时代乡村道德建设的制度性安排，这一“三治结合”的体系凸显了乡村自治的内生驱动力，赋予了乡村治理主体即村民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能夠最大限度地激活村民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这是基于乡村社会文化形态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选择。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形式的道德自治方式。“道德自治是民间社会组织自主化解道德难题、消除道德冲突、增进道德团结的行动机制”①，而“乡村道德讲堂”和“村民道德评议会”即是在我国乡村被广泛采用的两种道德自治方式。作为传播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经验的“乡村道德讲堂”，不仅开设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内容的课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授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的道德规则，而且运用村庄中发生的道德案例，告诉村民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际矛盾和冲突，传授家庭和谐及邻里和睦之道。通过宣讲当地道德模范和乡村好人的故事，引导村民积小善为大善。村民身边的“乡村道德讲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