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

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

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由服从伦理到自主伦理的转变是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

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和本色，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乡村道德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资源。

标签：改革开放；乡村道德生活；农耕文明；乡村振兴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具有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社会关系伦理为秩序的特色，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家风家训、乡规民约、习俗习惯和民间信仰等为基本内容的道德文化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和急速，以至于需要讨论“中国的乡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

乡村的巨变不仅仅表现在乡村发展的外在形态上，更体现在乡村文化尤其是乡村道德文化的变迁之中。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市场经济机制下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同时，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为标志的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道德文化强势来袭，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

农民日益个体化的自主选择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市场化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使得当代中国乡村道德文化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

一、乡村道德生活新气象：伦理观念更新驱动道德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过程。

正是有了思想的解放，我国才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

改革开放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解放，它承认并鼓励每一个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更新价值观念、改善物质生活和主宰人生命运的机会与舞台。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中国乡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精神生活领域，农民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得以全面更新，现代社会的权利观念、公平正义观念、环境保护意识和慈善意识等被广大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农民因思想解放而开阔了视野，为新型乡村道德生活的建构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在乡村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全国乡村的道德建设创新活动丰富多样、精彩纷呈。

在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各具特色的乡村道德实践正在全国乡村如火如荼地展开，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乡村道德建设的每一个微小行动、每一次创新变革，都在书写着充满生机的乡村道德生活新篇章。

第一，以乡村社会管理为突破口，努力改善民生，夯实乡村道德建设的根基。

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农民只有在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其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得到切实维护和保障、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和主动地参与乡村的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和社会财富等分配不公的现实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意识地改变了那种为农民“掌舵”、过分追求乡村公共行政效率的价值观，代之以为农民做好服务、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型乡村社会管理价值观，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协调乡村社会关系、化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乡村社会公正、应对乡村社会风险和保持乡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直接、更可持续。

打造和谐、有序、安定和公平的乡村社会发展环境，有助于农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和道德品行的养成以及整个乡村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

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发展以及乡村社会管理方式变革取得的成就，增强了农民积极参与乡村道德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由无序向有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第二，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为乡村道德文化发展打牢基础。

乡贤是指传统乡村中那些既德行高尚，又具有崇高威望和影响力的贤达人士，“皇权不下县”的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文化造就了以乡贤为主导力量的乡村治理模式。

传统乡贤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乡村社会管理，统筹和处理乡村的公共事务，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二是引导村民制定和执行乡规民约，改善乡村的礼俗和道德文化环境。

在相对封闭的传统乡村，乡贤以道德示范者的身份和形象，带动着乡村道德生活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乡贤的外延发生了变化，不再仅指一直生活在当地的“在场乡贤”，还包括从本土走出去的、生活和工作在外地的“不在场乡贤”，这些“在场”和“不在场”的乡贤共同构成了当代乡村新乡贤的主体。

建设新乡贤文化是乡村道德文化发展中的固本培元工程，重视和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和道德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全国乡村的广泛共识。

一些乡村积极借鉴传统乡贤的乡村治理经验，挖掘当地的乡贤文化资源，在邀请“在场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同时，主动联系“不在场乡贤”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回报和回馈家乡，鼓励新乡贤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和道德文化建设，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新乡贤成为乡村道德文化建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是乡村寻常百姓的“道德标杆”。

第三，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的道德自治功能，积极营造和谐向善的乡村道德生活氛围。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促进新时代乡村道德建设的制度性安排，这一“三治结合”的体系凸显了乡村自治的内生驱动力，赋予了乡村治理主体即村民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能夠最大限度地激活村民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这是基于乡村社会文化形态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选择。

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形式的道德自治方式。

“道德自治是民间社会组织自主化解道德难题、消除道德冲突、增进道德团结的行动机制”①，而“乡村道德讲堂”和“村民道德评议会”即是在我国乡村被广泛采用的两种道德自治方式。

作为传播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经验的“乡村道德讲堂”，不仅开设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内容的课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授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的道德规则，而且运用村庄中发生的道德案例，告诉村民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际矛盾和冲突，传授家庭和谐及邻里和睦之道。

通过宣讲当地道德模范和乡村好人的故事，引导村民积小善为大善。

村民身边的“乡村道德讲堂”，就是用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教身边人，让村民在主动参与中获得道德认知和道德感悟。

“乡村道德讲堂”因其亲近性和针对性特色而受到村民的普遍欢迎，并在乡村营造了积极向善的社会氛围。

“村民道德评议会”是乡村道德自治的另一种有效方式，它充分发挥了社会舆论在促进个人道德品行培育中的重要功能。

“村民道德评议会”通常由村民自发组成，其功能是对村民的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以及村庄的公共道德事务进行道德评议，乡村中经常发生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和人际关系矛盾等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予以解决，以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达到了惩恶扬善的道德教育目的，使村民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为亲密与和谐。

二、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由服从伦理到自主伦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政治生活领域，通过强有力的和持久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的主流思想，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人们只能在政治服从的前提下工作和生活；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的是政治统率下的全面计划经济，国家控制了个人的社会流动和职业选择，并以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划分了城乡的界线，人们不能自由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不仅在经济生活领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掣肘，没有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而且在政治生活领域也必须遵守各级组织所规定的政治纪律。

各级组织从意识形态高度提出的行为要求就是农民必须依循的道德准则，遵从政治伦理要求的行为就是合道德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恶，容不得农民去思考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样的确凿理据。

农民的道德生活与集体活动紧密相依，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食堂、集体劳动、集体学习，其目的就是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以达到完全依赖和服从集体的道德纯洁。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大旗下，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对政治的绝对服从，如果有人对现实的政治和生活状况提出不同意见，就可能遭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农民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唯唯诺诺、听任组织安排的绝对义务，只有对政治伦理权威体系的坚决服从，不可以轻举妄动。

这种“无需思考，只要服从”的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性道德生活形态是集权型、计划型政治伦理的高标样式，严重窒息了农民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生长。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为农民提供了发展自我的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权利意识得到了觉醒和高扬，获得了日益自由的行为选择权利，呈现出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个体化趋势。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所谓个体化，意味着“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家庭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

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最有力的位置。

人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②。

就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而言，农民的个体化指的是农民从先前的政治性、组织性和社会性羁绊中“脱嵌”出来，这是农民“从传统时代到集体时代再到市场经济时代不断脱嵌、祛魅和再次嵌入的过程”③，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自主伦理得以发育和发展。

改革开放终结了以人民公社为标识的乡村生活的集体化模式，国家机器也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撤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欲望得到承认。

由此，农民拥有了自主处理生活事务的道德权利。

依托市场经济机制而催生出来的个体化是农民自我解放的标志，农民从政治束缚和被动的组织认同中解脱出来，宣示了在个人发展上自我决定权的诞生，农民不再被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无所不包的计划机制和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所控制，逐渐成为可以自主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如何生活的自由独立的个体，这是我国农民在寻求自身人格和尊严上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变。

农民从服从伦理向自主伦理的转变，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价值观选择上的多元取向。

改革开放前，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政治伦理所推崇的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农民的思想和行动被统一于这样的价值观之下，就不可能自主地选择其他类型的生活价值观。

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的流动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以及市场经济运行逻辑带来的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给农民提供了自主地进行价值观选择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多元的价值观能够满足个体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农民可以依据自身对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观的理解，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求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