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_人类德性与理性之维_刘建荣

【公共文明研究】公　共　秩　序——人类德性与理性之维刘建荣 〔摘要〕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即开始了社会公共生活,经过千万年的衍生和发展,各社会群体均形成了自我特定的公共秩序规范体系,表现人类特有的德性与理性之美,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变化,新旧秩序的交融与裂变,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公共秩序规约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公共生活保持在秩序之中。

本文从分析传统到现代,从公共秩序是人类德性之美、人类理性之维、社会和谐之基、人类文明之要几个方面揭示了加强社会公共秩序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要途径,希望引起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高度关注,养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习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　和谐社会　公共秩序　社会公德　制度理性〔中图分类号〕B8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539(2008)0320054204 公共秩序是指人们在工作、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为维护公共事业、集体利益和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为了建立一种保障执行后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秩序环境。

公共秩序一般包括一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

公共秩序包括社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治安秩序、公共卫生秩序、交通秩序等。

遵守公共秩序,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人类文明愈发展,社会秩序的组织管理愈规范,公共秩序的内涵愈丰富,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需要也就更多、期望也就更高。

公共秩序是现代社会公共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是人类德性与理性的基本维度。

一、公共秩序——人类德性之美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公共秩序日益为人类关注并逐步走向完善,可以说,人类自产生起就把自己组织在一定的公共秩序之中并以社会生活的方式发展着,因此,人类始终以构筑公共秩序为社会的基本任务,这也就为社会道德、法律等各种规范思想理论及原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其中道德规范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基石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公共秩序方面的道德思想与要求充分显示了人类德性之美。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十分重视人们的德性修养和公共秩序,对各种人际关系都制定了详细的规范,自西周以来就享有了中华民族“礼义之邦”的美誉。

在周朝专设“大宗伯”之职司“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1]。

这说明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已懂得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联系,并据此制定详尽的礼教之法,设专职人员施教礼仪,以达社会和谐,四海皆亲。

由此,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的古代礼仪文明,也对后世的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深刻影响了春秋战国以后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曾修《诗》、《书》、《礼》、《乐》、《周易》、《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他十分怀念西周的礼乐之治,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指出:在人际交往中“不学礼,无以立”(《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等做人准则;在公共交往中“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等维护公共秩序;在公共治理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论语・雍也》)等规约社会公共秩序。

孟子亦强调社会公共交往中的秩序,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告诫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应遵循和维护一定的道德礼仪秩序;同时他说:“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下》)孟子反复阐述为王、为民以德服人、以善服人的重要性及社会规律,要求人们在社会公共交往中遵守道德规范,严格自律。

在中华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不仅教导人们在社会公共秩序体系中应坚持恭敬待人,而且强调礼让以维护公共秩序。

《周易・谦》曰:“谦谦君子,用涉大川。

”用社会来比喻,就是说要从容从事社会公共活动,需要谦虚。

老子也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

”(《老子》)《左传・昭公十年》把“让”提到非常的高度,认为:“让,德之主也。

谓懿德。

”在社会公共关系中,人不仅要学会谦恭礼让维护公共秩序,从更高的道德人格和修养的角度而言,人还应在公共关系中助人为乐,恕以待人。

《墨子・非乐上》说:“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荀子也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

”(《荀子・荣辱》)《礼记・坊记》进一步指出:“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等等,这些古代文人墨客的警世名言,充分表达了社会公共秩序中的德性诉求。

二、公共秩序——人类理性之维人是社会的人,人既是感性的存在又是理性的存在,是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结合。

人类社会是以公共性生活为基础的,人类秩序性的公共生活始终以理性诉求为纲要。

理性是与本能、情绪等感性相对应的概念。

人的理性,具体是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体现这种思维能力的自觉的、理智的能力和存在属性,它包括认知理性和人文理性,或者说内含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

对于人类公共生活秩序的理性维度而言,则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原则、规范、条例、制度等,具体于实践层面即主要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必须依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而活动,即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必须依一定的既定行为规范而行动,因此,秩序理性也可总称为制度理性。

以前的社会学家将规范分为自发规范与规定性规范两种类型,常见的法律、道德、规则、条例以及风俗习惯等属于规定性规范。

但在社会公共秩序中,实际上也可分为公开规范与隐蔽规范两种。

公开规范是指群体、组织和社会通过多种形式外显的规范,隐蔽规范是指公开规范不禁止也不提倡,然而被人们默默遵守的规范。

[2]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不管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市民社会,社会公共秩序从来都是用制度来规约的,原始社会是氏族制,现代社会是法制。

中国周朝有礼制,并一直绵延至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在西方国家,则主要依法律制度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亚两河流域南部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市国家,其法的形式是习惯法。

约公元前21世纪末,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人乌尔纳姆编纂了适用全境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主旨是按神的意图在人间确立正义和社会秩序。

此后,亚洲的印度和西部先后出现了古印度法和希伯来法。

希伯来法的主要渊源为摩西律法,集中体现在《摩西十诫》中。

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时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冲突,把冲突限制在一定‘秩序’内,从而使利益不同的阶级或群体不至于在无谓的争斗中把自己和社会一同消灭。

”[3]可见,社会公共秩序充分显示了人类理性之维。

　2008年第3期关于社会制度的起源,社会哲学家曾进行过许多探讨,如卢梭和杜林就分别用“社会契约论”和“暴力论”来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

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制度起源于人类的需要。

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在中国“社会人”的生存需要得到解决以后,人们最主要的需要转向社会需要,其中包括制度需要和道德需要。

也就是说,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社会人”需要制度和道德来维系社会公共秩序。

当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社会制度”这一概念,概括而言,社会制度是特定社会活动领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为了把社会关系保持在一定的秩序之中,而形成的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的组织形式和具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因此,一种社会制度总是代表着一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价值指向,是为了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而创设的。

总之,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维护,我们虽可以抱着良好的愿望期待人们的德性自觉,但不可否认,人类的道德素质永远都是存在层次性和差别性的,个人的自律总是软性而有限的,德性的彰显归根到底仍需要理性制度的保障,加强制度理性建设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基本保障。

三、公共秩序——社会和谐之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而且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中共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其一切工作均须围绕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

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前提,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首先,社会和谐内含着秩序性的社会公共生活。

和谐者,和睦协调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道德理想。

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本经》)主张“兼相爱”的墨子提出了“爱无差等”的和谐社会理想,认为:“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贼,忤不欺愚。

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并指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的内涵作了科学全面和具体的概括,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4]这既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指明了具体方向,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具有高度现代性的秩序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诚然,善良的人们都期待社会和谐,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和谐不容忽视:犯罪、凶杀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人民的公共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场所、交通道路等公共生活领域层出不穷地发生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事件,大到团伙冲击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小到车辆、行人不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人际交往缺乏诚信、谦让、宽容等,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及差序格局时指出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