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张献忠大西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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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3期·总第147期

上个世纪末，笔者在写《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时，为了得到更多的实感，便去距成都百里开外的广汉房湖公园参观记录有大西政权历史的张献忠“圣谕碑”。“圣谕碑”的质地是红砂石，通高210厘米，宽100厘米，厚19厘米。在一道黑漆栅栏的包围中，它俨然伫立在那里，头顶着一个形似草帽的石亭，脚蹬着朝靴般厚重的石墩。整体看，恍若是一个从乡间走出来的帝王，端坐在那里，隔着历史烟云望着我，显出几分神秘和扑朔迷离。碑眉两边，镌刻装饰着龙纹，很是飘逸。史载：张献忠于大西大顺三年（1646年）焚烧成都后，即引60万大西军，向川北方向败退。一直踞嘉定（乐山）地区与张献忠长期抗衡、对峙的残明大将杨展，则领兵一直追到汉州（今广汉）。那时，偌大个四川，最后只剩下区区八万多人，而这些人又大都集中于嘉定二峨山下的洪雅和川东石柱一带。前者，有号称骁勇的残明大将杨展率家乡子弟兵与之对峙；后者有“巾帼英雄”秦良玉率白杆兵保卫家乡。这样，张献忠两边都过不去。巴蜀大地上的区区八万多人算是硕果仅存。除此而外，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巴山蜀水间的数百万生灵几乎被张献忠斩尽杀绝。

巴蜀书社出版有《张献忠剿四川实录》（2002年）。光看一个“剿”字、一个“实录”，就让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书中有实录多篇。作者大都是过来人，述说得非常具体，详细。有的还是当过张献忠的俘虏，侥幸逃生者。其中的情节凶险万端，是那些非经历者绝对想像不出来的。我还在相关的史料中看到张献忠因为一味嗜杀，迷信武力，到后来饥饿流行，仍不思悔改，竟下令打“人粮”（让他的部队将俘虏和搜捕来的和平居民杀了吃人肉），心灵为之震颤。

当杨展率兵追击张献忠到汉州之时，目睹这里被

破坏得一片狼藉，尸横遍野而不忍，下令不再追击，命部下挖出一个大坑，埋葬了陈尸万人，并亲笔撰写《万人坟记》，要手下匠人勒石于“圣谕碑”后。

圣谕碑上，张献忠下的圣谕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在我看来，这里就反映了张献忠的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他杀人理论的根据。这里，他以天子自居。他对他仇恨的人类社会发出了警告，要人们“自思自量”，要小心了！据说成都人民公园（原少城公园）先前曾长期存有张献忠的七杀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它与这圣谕碑当不仅是一脉相承，而且是张献忠杀人理论的发展、延伸和完善。

明末动乱年间，与李自成、张献忠同时在陕北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举旗造反，后来成了气候的共有36家，著名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多人。然而，最终成了正果的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两人。这两个年龄相近，经历相仿，暗中较劲的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最终命运亦颇相似。当李自成率兵杀进北京，推翻明朝，南面称帝时，张献忠也率军杀进他梦寐以求的成都而称帝。李自成的皇帝梦只做了很短时间——因明朝大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在吴三桂与清军夹击下溃退出北京，最后在湖北九宫山，莫名其妙地、近乎滑稽地死于一个老农锄下。无独有偶。张献忠兵退四川西充凤凰山时，于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清军由叛将刘进忠带领前来偷袭。张献忠被清军雅布兰一箭射中，洞穿左乳陨命，年仅41岁。

当李自成保持着头脑清醒时，能节节胜利。特别是他公开打出“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旗帜，这就从根本上喊出了几千年来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心声，顺应了他们的要求，必然得到最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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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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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所以他能虽经百蹶而最终胜利，直捣京城，逼死崇祯皇帝，进了紫禁城，坐上龙廷，南面称帝。同样，张献忠之所以能在湖北突破手持尚方宝剑，志在必得的明未重臣、能臣，深受崇祯皇帝信任、重用的杨嗣昌指挥的六路大军的围追堵截，出人意料地突然进入四面群山围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天府之国，并所向披靡，最终拿下成都，建立了他的大西国，乃在于他接受了王自贤的建议，公开亮出“扶明抗清”的旗帜。这就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阶段争取到民心，受到巴蜀人民的支持、拥护。所以，他一路之上，百姓无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然而，如同郭沫若在他所著的为毛泽东主席赞赏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总是躲脱不了一个怪圈，即一旦登上龙廷，因为阶级的局限，立刻变质。他们注重享受，喜欢阿谀奉承，唯我独大，说一不二，金口玉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重用奸佞，残害忠良。接着就是失败、失败！事实正是如此。当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将他的国号定为大顺之时，张献忠也在

成都称帝，将他的国号定为大西。当上了大顺国皇帝的李自成重用奸相牛金星，诛杀了对时局高瞻远瞩，有政治远见，敢于直言的李岩和他的兄弟。而在成都，躲进过去蜀王耽于享受、肉欲的成都皇城的张献忠，重用与牛金星类似的汪兆龄，并一怒之下，对王自贤动了宫刑。过后，王自贤主动要求在成都大慈寺出家。虽然他接受了张献忠赐给的国师称号，却生不如死，从此心如死灰，对国事绝不过问。朝政从此让奸相汪兆龄一手把持。汪兆龄又利用张献忠迷信武力，性情残忍，一味嗜杀的毛病和政治上的近视、人性的弱点推波助澜，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西国走向了彻底的败落。

张献忠是不是该对那场明末清初四川有史以来的人间浩劫负主要责任？在我看来，用不着作过多的史料、史实搜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4月版）里轻而易举找到答案。

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同明神宗政见不合，被革职返乡。顾宪成的老家在江苏无锡。那里原有一座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即“程门立雪”的杨时）寓居毗陵（今常州）和无锡时的讲学处，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号），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后曾一度废为僧庵。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罢官归里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在“东林精舍”的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朝权贵，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朝中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多遥相应和”。[1]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的言论自然令在朝权奸们嫉恨不已。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政，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因弹劾魏忠贤数十大罪而被捕，于天启五年（1625年）冤死于狱中。魏忠贤还不愿善罢干休，又使人编《三朝要冷风热血 洗涤乾坤

——晚明东林党人的斗争

碧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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