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
“集体研究”式渎职，难逃坐牢
“集体研究”式渎职，难逃坐牢
佚名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2015(000)017
【摘要】近日，湖北“首虎”陈柏槐一审获刑17年。
一审认定，陈在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期间，以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为形式，提议、主导、决定将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两家公司，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总页数】1页(P12-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12.2
【相关文献】
1.论“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 [J], 王旭
2.“集体研究”不再是渎职决策的“免责牌” [J], 倪寿明
3.“集体研究”不是渎职犯罪的 [J], 朱永华;
4.论集体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相关性——新中国建立以来集体主义内涵嬗递式发展研究 [J], 陈雨田;张彩凤
5.新冠疫情催生线上集体备课的课例研究——以情境式读写评一体化课例研究课题组线上教研为例 [J], 朱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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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新十大贪官
中国大陆最新十大贪官排行榜2008-01-17 21:56:11| 分类：喜笑怒骂| 标签：针贬时弊|举报|字号大中小订阅中国大陆最新十大贪官排行榜据官方人民网日前发表文章，称近些年来一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疯狂卖官，“书记”成了卖官的多发地带。
但是，卖官者无论多“聪明”，最终无一例外地被查办，被追究法律责任。
文章以最有“影响”的十大卖官书记为例警示为官，卖官者没有好下场，最终都把自己“卖”进了牢房。
影响最大、最恶劣的卖官书记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
理由是：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整个绥化市所辖的一区三市六县中，有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260多名官员牵涉其中；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价格”。
马德被判死缓。
创记录最新、最多的卖官书记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
理由是：陈兆丰因卖官获“陈千万”称号，他“创造”了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卖出官帽最多的记录。
陈兆丰先后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
陈兆丰被判无期。
最“心虚”的卖官书记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女）。
理由是：卖官受贿占受贿比最高，张改萍受贿28宗，其中有27宗是卖官，占受贿比的96.43%；张改萍卖官后非常心虚，终日求神拜佛，以求“宽恕”。
张改萍到商州工作后不久，就开始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痴迷于烧香拜佛，花费达几十万元，但佛祖并不保佑她，最终获刑十三年。
最胆大的卖官书记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
理由是：杨松泉因作奸犯科被“冷冻过”，后被重新启用，不料，杨松泉不思悔改，刚上任就卖官，且卖官所得赃款被下属盗走后，竟责令公安破案，所追赃款送给公安部门；2001年卖出十个乡长、两个乡党委书记职务，此后，该县卖官成风，且明码标价；杨松泉还多次欺骗总理。
“集体研究”之研究
十八大后落马的湖北“首虎”，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的案子有点特别，该“虎”犯案时任湖北省农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其主要违法之事，即“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给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性开发，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曾经过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
人们常说，权力没有制约便会导致腐败。
“集体研究”是对个人权力的制约，也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方式。
陈柏槐的渎职罪与贪贿罪却在“集体研究”中悄然发生。
于是感到很有必要对这种“集体研究”做点研究。
从《财经》杂志有关文章中获悉，早在2004年，陈柏槐提议并主持的“集体研究”就进行过两次。
一次在年初，“陈柏槐召开党组会议，讨论育种中心土地开发问题，提议与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获取的经济收益用以弥补农业厅烂尾楼盘活和育种中心搬迁资金不足”，由此定下总体思路。
一次在年末，“陈柏槐先后主持厅长办公会议和厅党组会议，同意并授权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由此定下具体方案。
随后，“陈在报送的育种中心对400亩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请示和协议书上签批同意”。
整个过程看上去都相当规范。
这样的“集体研究”，问题出在哪里呢？不妨就以陈柏槐案作为样本，作些具体分析。
这种“集体研究”的话题可能冠冤堂皇，理由可能无懈可击，但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或不利因素往往隐匿不提，使参加“集体研究”的多数人，犹如雾里看花，莫知其详。
比如说，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卖断和开发协议须向经省政府、省财政厅报告，未经审批就实施开发的便是违法行为。
陈柏槐请示时却未报告“签订协议”之事，他是否早就打定主意“先斩后奏”？比如说，为保证“深圳泰然”稳操胜算，“育种中心”公开提出竞得人须帮助完成四个国家重点畜牧科研生产基地项目的搬迁重建，并安排育种中心150名职工就业的苛刻要求，目的在于排斥其他竞争对手，这种违规竞标的方案是否在“集体研究”之前已然定形？所有这些，参加“集体研究”的人，未必都能一清二楚。
官员深思河南首虎秦玉海罪行解析角色错位的人生.doc
官员深思：河南”首虎”秦玉海罪行解析，角色错位的人生__4月11日，原河南省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检指定由山东省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山东省淄博检察院，近日已向淄博市中院提起公诉。
“深读”（ID：shenduzhongguo）计算，此时，距离他2014年9月21日被中纪委从办公室带走已过去一年半。
秦玉海是中共十八大反腐风暴中首个落马的河南省部级高官。
从一个石油搅拌工人成长为一名副部级干部，秦玉海倒在了爱好这把双刃剑下。
他对摄影的痴迷和世界一流摄影家的“崇高”追求随着仕途的推进而推进，最终达到顶点，而后破灭。
秦玉海的落马让每一个官员深思：该如何对待爱好？主政焦作摄影成为工作抓手“深读”（ID：shenduzhongguo）获悉，年轻的秦玉海仕途顺利。
1998年，中组部从全国挑选了一批年轻的地市级领导干部，进行异地交流。
45岁的黑龙江省鹤岗市市长秦玉海被选中。
当年12月，调任河南省焦作市市长。
14个月后担任焦作市委书记。
正式开始主政一方。
正值年富力强的秦玉海刚到焦作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焦作经济正处低谷。
虽然因煤而兴，但此时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经济发展的“拖油瓶”。
为此，秦玉海跑遍焦作县乡和骨干企业搞调研，最终开出药方——“调整经济结构”，当时的市委班子做出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的决定。
向外推介焦作旅游成了当务之急，可当时焦作经济窘困，财政吃紧。
秦玉海想到了摄影，“和其他传媒手段相比，摄影作品在宣传过程中的优势就更直观，还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秦曾说。
思路确定后，秦玉海开始动员焦作的摄影家拍摄本地山水。
“因为我也喜欢摄影，就拿起相机和他们一起拍，在焦作工作的五年，拍了五年焦作山水，特别是云台山。
”秦玉海曾在文章《我是如何走上摄影之路的》中写道。
“深读”（ID：shenduzhongguo）获悉，焦作任职五年，在秦玉海的力推下，焦作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了由“黑”转“绿”的华丽转身。
中纪委打虎路线图：多名退休“老老虎”被揪出
中纪委打虎路线图：多名退休“老老虎”被揪出一届中央纪委在开局之年甫一出手，便给公众留下惊艳之笔。
落马高官数量之多、频次之快，均创历史纪录。
有预计认为，接下来数月内，或还将有别的“老虎”被伏。
2013年1月23日，当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外界对这位中纪委“掌门人”最大的印象和评价恐怕还是“务实且清醒”。
时隔一年多之后，当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整个官场风气悄然生变时，恐怕再也没人会怀疑这位素来有着“复杂问题解决高手”美誉的领导人的反腐铁腕了。
《南风窗》记者根据最高检、中纪委等公开数据统计发现，过去十余年，平均每年有6名左右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而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大致相当于过去3年查处的高级干部的总和。
从时间分布上看，自2013年下半年起，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
先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4人落马，此后，高官落马消息接连不断，到了年底，“打虎”行动进入一个小高潮：仅2013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6名省部级干部被查。
各地方也逐渐在“打虎”上发力：2014年1月平均每天查处一名地厅级官员。
其中，1月22日这天，中纪委网站通报了7名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落马的案情，可谓创下了近些年中国官员落马的纪录。
据统计，过去10年全国31个省份每年落马的厅官人数多在200人以下，但《南风窗》记者统计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2013年15个省份纪委“反腐成绩单”便发现，仅这15个省落马的厅级干部已远超200人。
观察过去一年多中纪委查办腐败官员的动向，中央高层在反腐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见，其中释放的新信号更是耐人寻味。
而这，或许又昭示了未来数年中国式反腐可能采取的路径。
“老老虎”也被追责那么，哪些高官会因贪腐率先“出局”呢？通过梳理2013年18名落马省部级高官样本，可发现一些更为隐蔽的共性特征。
杀贪官从来就没有解决好反腐的问题中国反贪最近最新消息
杀贪官从来就没有解决好反腐的问题中国反贪最近最新消息对贪官喊杀，在中国很有市场。
似乎只有痛下杀手，就没有贪污腐败了。
前些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草案拟取消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中，包括贪污受贿那种罪行。
中国史载第一个被杀的贪官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羊舌鲋。
羊舌鲋做过晋国代理司马、代理司寇等职，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
然晋国这个春秋时期曾经最强盛的诸候国却更快地走向衰落。
杀羊舌鲋是公元前531年的事，仅过了25年，晋范鞅会盟17路诸侯就大出其丑，令晋国永久失去霸业。
其后，晋国乱象丛生。
重臣赵稷、中行氏、范鞅等均成叛乱分子。
跟着是韩、赵、魏三家与智氏的内战，等内战结束，韩、赵、魏干脆裂土分国，这便是“三家分晋”，结束了晋国的历史。
羊舌鲋的出现，其实是晋国政风不堪的信号。
杀了羊舌鲋却没有在治国根本上做文章，杀了也是白杀。
后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杀了很多贪官。
但杀来杀去，贪官却越杀越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草莽，平生最恨贪官。
他一生组织过6次大规模杀贪行动。
明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被朱元璋诛杀的贪官，总数在10～15万之间。
为了阻吓贪官，对贪官的死刑也非常残酷，有千刀万剐、剥皮实草等，并且杀贪官还要组织官员和群众观看，以教育人。
被朱元璋杀死的贪官，有省部级高官，也有皇族成员。
被杀的贪官，常常全家遭殃，妻儿、父母、兄弟等也要被杀或被其他方式严厉惩处。
为了防患于未然，他还命人写了反贪防贪教材《大诰》，把贪官的后果说得清清楚楚。
朱元璋同志是挺重视思想教育的。
可明朝的贪腐正如朱元璋晚年感叹的一样，“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杀贪官虽然看起来省事痛快，但这一思路一直不是从根本上寻找反贪防腐的办法，所以对反贪永远是无效的。
国外贪污腐败也曾和中国一样严重。
后来，由西方文艺复兴哺育的人类新文明体系的建立，即民主法治的治国术的出现，才有了较好的反贪防腐之法。
2022年十大“打虎”案例
2022年十大“打虎”案例2022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反腐运动，全面清除腐败，维护公平正义。
在这场反腐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打虎”案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22年，全国“打虎”案例十大如下：1.国“打虎”第一个案例，来自安徽省淮北市当地政府，涉案主体为淮北原副市长李耀军，李耀军受理贿赂金额达3000多万，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多万元。
2.国“打虎”第二个案例，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该案涉及新特斯技术公司董事长吴尊英及其关联企业，涉嫌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到近430亿元，吴尊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多万元。
3.国“打虎”第三个案例，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案件，抓捕的是原廊坊市副市长马建安，涉及的是国有企业的贪污贿赂等犯罪，马建安受到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多万元。
4.国“打虎”第四个案例，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案件，抓捕的是绍兴原副市长马荣明，涉及腐败金额达到2500多万元，马荣明受到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多万元。
5.国“打虎”第五个案例，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案件，抓捕的是长沙原市长谢文秀，涉及腐败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谢文秀受到有期徒刑十一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多万元。
6.国“打虎”第六个案例，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案件，抓捕的是苏州原市长胡宝斌，涉及腐败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胡宝斌受到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多万元。
7.国“打虎”第七个案例，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案件，抓捕的是武汉原市长杨立波，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涉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杨立波受到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多万元。
8.国“打虎”第八个案例，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案件，抓捕的是贺州原市长张立勇，其受贿金额达到3000多万元，张立勇受到有期徒刑十四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多万元。
9.国“打虎”第九个案例，来自重庆市的案件，抓捕的是重庆原市长黄奇帆，其受贿金额达到2500多万元，黄奇帆受到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判决，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多万元。
山西公务员考试面试备考：至少5名官员已被中纪委通报涉通奸
山西公务员考试面试备考：至少5名官员已被中纪委通报涉通奸昨日下午3时，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发布三则消息，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冀文林、余刚除了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外，还被查出“与他人通奸”。
三人均出身政法系统公开资料显示，冀文林、余刚、谈红三人均出身政法系统。
余刚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
谈红曾为公安部警卫局正师职参谋。
而冀文林曾于2003年4月至2008年12月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一职，并从2005年9月起担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此前还有两只“老虎”也涉通奸此外，在昨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还有3人被提到“与他人通奸”：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委原书记王世益，鄂州葛店经开区管委会原主任陈伯才，山东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
3人还涉及“收受巨额贿赂”或“索取、收受贿赂”，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昨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还有湖北宜昌市原副市长、党组成员郑兴华，他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双开。
在此之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通报了两起涉及通奸的案件，分别是6月5日通报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案件，以及6月27日通报的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案件，这两人均被开除党籍。
观察对干部作风问题加大惩处通奸是指已婚人士自愿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的行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刊文《从一个热词看党纪严于国法》，解释违纪通报中“与他人通奸”措辞时指出，在我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情况下，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
但是在党纪中则有对通奸的惩戒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由此可见党纪严于国法，党员违法必先违纪。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反腐专家林喆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通奸”属于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
贪官的绰号
贪官的绰号作者：吴学安来源：《检察风云》2016年第09期“四姓奴”“鸟巡抚”“李草鞋”“浪子宰相”“带汁诸葛亮”，这些都是古代贪官的“绰号”，或许老百姓已经不记得他们的真实姓名了，但这些生动形象的称呼却流传下来。
其实不只是在古代，如今官场“老虎”也多有诨名与外号，这些称号不仅反映了官员的民间口碑，甚至还成为中纪委巡视、断案的线索。
十八大以来59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里至少27人有绰号，这些绰号风格各异，有些令人捧腹，有些则令人愤懑。
粗粗盘点了一下落马官员的绰号，不完全，却已然五花八门，涵盖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为人处世及贪腐特点。
从最新曝光的一些腐败官员中，我们看到一些“老虎”被打掉后，他们的绰号随之被媒体公布，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李拆城”；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季挖挖”；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韩大嘴”“韩大锤”；又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刘疯子”；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六百帝”；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徐三多”。
从这些落马官员的绰号中，我们就能一眼辨识他们的执政风格和腐败根源：不是在征地拆迁中权力寻租，就是对金钱美女的巧取豪夺。
贪官的绰号有些是群众所取，也有些是官员之间相互称谓。
他们的绰号中不光蕴含着他们的个人行事风格，也突显他们各自的性格特色与权力贪欲。
比如：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收受礼金，支持、庇护赌博，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创造了包养情妇107人的“数量吉尼斯”纪录，因“吹、卖（官）、嫖、赌、贪”样样俱全，获赠“五毒书记”绰号。
这类“绰号”，形象地勾勒出了贪官的特点，惟妙惟肖，令贪官原形毕露。
汉朝张衡在《东京赋》中曾写道：“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也就是说，贪官的倒行逆施定然可催生出民怨。
虽说，在现行的官员考核评价体制之下，民怨的定义早已悄然变化。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民怨就是官员的负口碑，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之所以民间对落马官员绰号乐此不疲传诵，它首先不过是民众在进行一次官员形象的民间评价。
利益捆绑下的“塌方式腐败”
利益捆绑下的“塌方式腐败”作者：董莎莎来源：《当代党员》2015年第03期2015年1月29日，《2014中国法治蓝皮书》正式发布。
在“年度热词篇”中，与“国家宪法日”、清理“裸官”等一同被录入的还有“塌方式腐败”。
“塌方式腐败”语出中纪委通报，源头正是山西政界的“矿难”。
去年，山西落马的省部级干部就达七人，其中四人曾是省委常委。
面对一系列“塌方式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禁感慨：“令人触目惊心！”一个班子，在利益捆绑下，极易结成“贪腐联盟”导致“塌方”。
啃噬丛林的一窝“蛀虫”【案情回顾】2014年9月25日，涪陵区林业局贪腐窝案二审审结——一窝丛林“蛀虫”被判刑。
这还要从2003年5月说起。
当时，为加大“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宣传力度，区林业局确定由长寿区开欣广告公司承建公益宣传牌。
2004年，因为局里资金紧张，“会来事”的胡中平便想着运作点经费用作单位开支。
一次，胡中平得知同事彭红卫与开欣公司老板高某是大学同学。
“可通过放大合同标的套取资金……”胡中平同彭红卫商量。
为了确保安全，胡中平还征得了分管副局长李忠明的同意。
随后，虚假合同很快拟定，并将虚报的近9万元资金打入高某公司账户。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胡、彭两人遂与会计况华专程到长寿找到高某，取回了套取的钱。
至此，胡、彭、李、况四人第一次“合作”大功告成——彭红卫分得3万元，胡中平、李忠明、况华各分得2万元。
“一回生二回熟”，同样在2004年，为给领导“分忧”，胡中平发现“德援项目”与大木乡“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有部分林地重合。
“适合重复报账运作资金。
”胡中平把想法告诉老搭档彭红卫，又一起找到局长任发意汇报。
为了体现“正规”，任发意专门找来副局长黄征宇、李忠明一起研究。
会上，胡中平还提出：“我们几个人运作资金要担风险，能不能到时给大家都考虑点？”几个人都表示同意。
有了尚方宝剑后，胡、彭、况三人分头行动。
最终，他们从“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中“运作”出60多万元，除去留给大木乡林业站的7万元，其余的53万元都由胡中平保管，列支相关费用后还剩12万元。
中纪委反腐盯紧“三类老虎”
中纪委反腐盯紧“三类老虎”
近期，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表明，不论是已经退位的、刚刚提拔的，还是专职反腐的，只要违纪违法都不会放过。
“下山老虎”：卸任不再是“安全着陆”2013年一年，就有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三名省部级官员，先后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此轮反腐风暴中，退休官员遭查处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等于向外界表明，作为“安全着陆”标志的“退休”不再“安全”。
“上山老虎”：带病提拔一查到底2014年2月14日，广东省纪委通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王可炜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可炜2013年6月才被提拔为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决不让腐败官员有‘带病提拔’的空间，防止养痈遗患。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说，对新提拔官员的查处表明，提拔不意味着过去的腐败可以因为职位上升而一笔勾销。
“纪检老虎”：壮士断腕向“自家人”开刀5月11日晚，“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
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在中纪委网站上发布，引起舆论关注。
中纪委拿自己“开刀”折射出反腐不留空白区，这也是近期反腐的一个鲜明特征。
摘自《湖南日报》。
廉洁反面典型案例
廉洁反面典型案例近年来，反腐败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工作之一，立案调查的贪官数量逐年上升。
然而，不幸的是，总有一些官员不遵守职业道德，贪图权力和金钱，最终步入犯罪的道路。
本文将讨论一些典型的廉洁反面案例。
第一个典型案例是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徐建一。
徐建一在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期间，曾涉嫌利用职权为一些企业的经营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由于他的贪污腐败行为过于明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2014年10月，徐建一被调查后，其间接管制的部门足足有60多个。
最终，徐建一之所以被关注，也是因为他是山西“八虎”之一，此次被调查成了山西反腐败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第二个典型案例是江苏省原常委、常州市委原书记张雄。
张雄坐拥江苏省第三号大市常州，然而他也是江苏省反腐败行动中的“老虎”。
据新华社报道，张雄贿赂金额高达1.31亿元。
张雄贪污的案件曝光后，常州市的政治生态也被严重破坏，对当地的政治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017年11月，张雄被判刑17年，鉴于张雄协助检察机关挖掘重要案线的悔罪态度，法院未对张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三个典型案例是浙江省温州市原市委书记陈绍利。
陈绍利从事公共事业已超过30年时间，他在职期间，曾先后担任宁波市委书记、温州市市长等多个职位。
然而他的贪污行为败坏了政治生态。
据新华社报道，陈绍利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受贿金额已经达到了50多万元，涉案的企业数量也有15个。
2014年9月10日，浙江省委作出决定，给予陈绍利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第四个典型案例是安徽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振超。
2017年7月，杨振超因涉嫌严重违纪、严重违法，被调查后，在一家饭店内自杀身亡。
据新华社报道，杨振超涉嫌收受数千万元贿赂，被称为安徽反腐败中的“高空跳”。
这一事件也让社会看到了反腐败斗争这个世界，保护官员，市场正义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以上是一些典型的廉洁反面案例，官员们的贪腐之路可谓惊心动魄。
我们要牢记，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监督、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原则，才能彻底铲除腐败现象，建立廉洁政治。
窝案的背后
窝案的背后作者：杨永革来源：《记者观察》2011年第13期近几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逐步深入，各地暴露出的集团型窝案明显增多。
从媒体披露的国家药监局窝案、三门峡卖官窝案、江西国土系统窝案、大连监狱窝案、广东韶关窝案、湖北襄樊市官场地震等十余起窝案的情况来看，它与以往的个人贪腐案件有着明显的区别，是由个人贪腐发展成群体性的贪腐窝案。
在这些地方，往往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就像刨花生、挖山药蛋一样，一提就是一串串。
湖北襄樊市的官场地震，就是随着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从免职到宣判，3年间陆续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市属单位和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
确实令人震惊。
成因这些窝案的生成，不论是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产业集团和地区，它们都是在一个各自不同的利益链的链接下，利用权钱交易形成的贪腐集团，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结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
而湖北襄樊官场地震窝案，是以市委书记孙楚寅为核心形成的一条利益链串起来的。
孙楚寅在任襄樊市委书记期间，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用资产阶级政客手段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志同道合”的关系网，用他那套干部选拔任用体系，取代党章党纪和国法所确立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把襄樊市变成任其横行霸道的“独立王国”。
1994年7月，孙楚寅的亲信刘有庆，在任谷城县委书记时，因违规挪用企业流动资金和专项资金40余万元购置高级轿车，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同时曝光，经中纪委和湖北省纪委立案调查，受到撤职处分。
到1996年年底，时隔不到两年，孙楚寅不仅公然启用刘有庆，而且将刘有庆调到自己身边任市委副秘书长；随之，又将刘有庆调任为襄樊学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学院工作，提升为副厅级。
在孙楚寅的一再庇护下，刘有庆不仅不记取教训，反而更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屡次借学院基建之机，明目张胆接受工程公司的贿赂。
迫使学院百余名教职工联名上告，大小字报从校园一直贴到大街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老虎”被打后，深夜会议透露了啥？
“老虎”被打后，深夜会议透露了啥？本刊全媒体记者冯彬2020年至今，已有四“虎”被打，除退休多年的河北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和外，福建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志南；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中船重工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所在的地方和部门，都很快甚至连夜开会，传达其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此类紧急会议并不鲜见，中管干部被查后，其所在的省份或部门一般都会召开由一把手主持的会议，传达决定、深刻反思、提出要求。
此时高官刚刚落马，在其涉嫌违纪违法事实还未详细通报时，这些会议往往能给外界提供一些信息。
他们因何被查近年来，不少“老虎”被打都是下班时间甚至在深夜，张志南和孙力军落马消息公布的时间都在晚间19点30分左右。
此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魏民洲接受组织审查的消息公布，是在21点15分，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是在22点整，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是在22点30分。
最晚的是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其被查的消息披露，已是23点52分。
与此同时，落马中管干部所在省份或部门的高层会议，也多是连夜召开，会议消息公布时间都在次日6点到10点之间。
查阅公开信息可以发现，此类会议的表述方式都相对固定，特别是其首先强调的内容，基本包含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涉案者被查表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同时表明与会者的态度，比如黄兴国被查的消息公布后，天津市委连夜开会指出，四套班子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和服从中央决定。
会议还会提出要求，张志南被查后，福建省委常委会召开的会议就告诫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苏树林落马后，这句话也出现在福建省委随即召开的常委会议中，2015年10月7日，他成为十八大后首个任上被查的省级政府一把手。
同时，这句话也是此类会议中几乎都有的表述。
从公开的会议信息中可以看出，其用时不算长，但信息量不小。
作文素材之时事热评：官僚主义害死鱼
作文素材之时事热评：官僚主义害死鱼正文：湖北2名厅级干部、7名县处级干部因中华鲟大量死亡问题被查处新华网客户端发布时间：08-0407:4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来源:工人日报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
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
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做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围绕“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题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中华鲟子一代大量死亡问题，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大部分中华鲟子一代栖身荆州中华鲟贵为中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2017年，第七届世第 1 页共23 页界军运会吉祥物原型确定为中华鲟。
然而，因为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风险。
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并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
于是，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成了中华鲟物种保护的“一线生机”。
子一代中华鲟是人工条件下，野生中华鲟被取卵、受精、孵化得到的个体。
它们被饲养十多年后终于长大、性成熟，在人工环境下产卵、受精、孵化得到中华鲟被称为子二代。
一般而言，子一代中华鲟比子二代的“体质”更好，遗传多样性更丰富。
原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明确要求，充分利用子一代中华鲟等的性成熟个体，进行人工繁殖，扩大增殖放流的规模。
性成熟的中华鲟才被称为亲本或亲鱼。
全国仅余不足1000尾人工饲养着的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其中近60%、567尾“栖身”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内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郢北场区的中华鲟养殖基地内。
这567尾中华鲟被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7年下发的相关文件明确表述为“极其珍贵”，“占现有人工保存子一代亲本个体总量的一半以上，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2022年十大“打虎”案例
2022年十大“打虎”案例
曾勋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2022()24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再释反腐强音,强调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
万象更新的2022年,“打虎”“拍蝇”“猎狐”齐发力,坚决肃清流毒,正本清源。
本刊撷选出2022年十大反腐案例,他们有的来自粮食系统、有的来自金融系统,有的在任、有的离任,曾经“呼风唤雨”的他们,如今黯然收场。
【总页数】4页(P24-27)
【作者】曾勋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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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发展
作者： 张洋[1]
作者机构： [1]不详
出版物刊名： 新产经
页码： 20-22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4期
摘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重大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巩固了党的执政之基,为实施"十三五"规划提供了有力保障.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2021年1月4日,元旦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邓恢林、文国栋、胡问鸣、骆家駹4名中管干部处分通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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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鄂“首虎”“集体研究”式渎职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2015-08-17 17:43:22 虽然经集体研究，但作为党组书记、厅长、集体会议主持人的陈柏槐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财经》记者王丽娜现羁押于秦城监狱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在春去秋来中翘首等待二审消息。
此前2015年4月17日，因滥用职权和受贿283万余元，65岁的陈柏槐被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
陈柏槐提起上诉。
《财经》记者获悉，在滥用职权上，法院一审认定，陈柏槐在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期间，以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为形式，提议、主导、决定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给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性开发，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这是“集体研究”式渎职明确入罪后的典型案例之一。
2013年1月，“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对“集体研究”式渎职犯罪将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责。
以“集体研究”为名实施渎职犯罪，如何区分责任是以往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难题。
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或地方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
案发后，涉事人员则拿出“集体研究”做挡箭牌。
此种渎职一旦发生，其影响也将深远。
陈柏槐案引发的连锁反应至今未消弭。
转让489亩科研用地1950年出生的陈柏槐系武汉当地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
陈柏槐1971年参加工作时，是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
他在湖北的农业系统摸爬滚打了30余年，仕途稳步推升，直至成为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2009年，陈柏槐当选湖北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官至副部。
2013年11月19日，因涉嫌违法违纪，陈柏槐接受组织调查。
2015年4月17日，福州市中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
陈柏槐是十八大后落马的湖北“首虎”，案发的主要祸因系对下属单位489亩土地的非法转让。
其中402亩的一宗地块位于武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南邻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下称育种中心）。
该土地的原使用权人即育种中心，是湖北省农业厅下属事业单位。
土地的用途原为畜牧科研，本属于国有划拨地。
如今，此处已是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泰然）在武汉打造的人文水岸风情小镇——泰然南湖玫瑰湾项目。
早在2004年，湖北省农业厅开始谋划将这宗地块进行商业开发。
此时，陈柏槐刚刚履职农业厅长一年左右。
《财经》记者获得的司法文书显示，当年1月，陈柏槐召开党组会议，讨论育种中心土地开发问题，提议与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获取的经济收益用以弥补农业厅烂尾楼盘活和育种中心搬迁资金不足。
党组会议通过后，同年6月，湖北省农业厅成立了南湖开发办和南湖开发领导小组。
南湖开发办的职责是研究南湖开发总体计划、洽谈和协调南湖开发重点项目等。
得知此消息后，2004年12月，陈柏槐的老朋友胡爱民带着深圳泰然的负责人来到武汉，与陈柏槐等人商谈合作开发事宜。
胡爱民曾在湖北省政府任职，与陈关系不错。
因所需资金量庞大，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决定用商业运作的方式盘活南湖地块，解决资金问题。
时任农业厅副厅长梅祖恩供述称，此系陈柏槐提议。
经胡爱民牵线搭桥，2004年12月，陈柏槐、梅祖恩等代表湖北省农业厅与深圳泰然时任董事长马新建、副总经理李海强等人商谈，双方同意买断育种中心100亩土地、合作开发300亩土地（后经实测共计402亩）。
前100亩以每亩63.8万元的价格转让，后300亩合作开发的收益按3∶7比例分配收益。
随后，南湖开发办草拟了转让100亩土地的协议书和合作开发300亩土地的意向协议书文本，陈柏槐阅后提示提交厅长办公会议研究。
2004年12月底，陈柏槐先后主持厅长办公会议和厅党组会议，同意并授权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
2005年1月陈在报送的育种中心对400亩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请示和协议书上签批同意。
协议载明，育种中心需配合深圳泰然的控股企业武汉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泰然）通过挂牌交易的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且无需支付竞买成交价50％的土地出让补偿金。
违规挂牌交易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性质手续非常复杂，需要经过一系列“运作”。
育种中心首先向湖北省政府提出书面请示，内容为：将育种中心400亩土地与开发商合作，由开发商预付资金用于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搬迁，土地挂牌由东湖区国土分局办理等。
其实，育种中心的请示未提及已经与深圳泰然签订协议的事实。
九年后，陈柏槐因涉嫌渎职案发落马，省政府办公厅当年的时任负责人认为，未经省政府、省财政厅批准，擅自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卖断和开发协议是一种违法行为。
陈柏槐在被查后供述称，请示时未报告签订协议的事情，是为了避免让省政府知道农业厅“先斩后奏”。
他曾在省政府工作，“懂得这些程序，看到当时大家都这样做，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这是农业厅自己的事情”。
收到请示后，湖北省政府要求省国土资源厅提出意见。
后者复函称，因涉及改变原批准土地用途，应按照有关规划，经依法批准改变原用途后，方可进行商业开发，其土地使用权需进入土地市场公开交易。
上述意见后转回湖北省农业厅，同时湖北省农业厅发给武汉市国土局的商请函也得到了类似答复。
随后，经陈柏槐签发，农业厅向时任刘姓副省长呈送报告，请示育种中心基地搬迁问题。
刘批示给时任湖北省国土厅，“同武汉市规划局协商”。
后批示转给武汉市规划局。
案发后，刘向侦查人员解释称，因涉及规划，他才批示给省国土资源厅，批示的意思是：能办就按政策、程序办；如果不能办就不办。
育种中心处置土地资产问题，并不是其分管事项，应呈请其他有关领导批示。
依据相关规定，确需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权，应经有关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
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持批准文件方可依法进行变更登记。
目前，并不清楚这宗400余亩地块的土地用途何时、由谁批准最终变更用途。
司法材料仅称，后经湖北省农业厅和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调，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下称东湖国土分局）对该宗土地挂牌公告转让。
查询2005年7月公开的挂牌公告可知，公告中已经显示土地用途为住宅。
育种中心在当年的挂牌文件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竞得人须帮助完成四个国家重点畜牧科研生产基地项目的搬迁重建，并安排育种中心150名职工就业。
深圳泰然时任董事长马新建后来作证称，上述条件由深圳泰然与南湖开发办共同商议，目的是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司法文书显示，其间的一个插曲是，武汉一家企业想参与此项目，但认为条件苛刻而提出质疑。
陈柏槐等人得知后，请人劝这家公司退出竞争。
当年8月，武汉泰然以3.6229亿元的底价如愿顺利摘牌，后向国土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1.81亿余元。
按照规定，武汉泰然还应支付1.81亿余元的出让补偿金给育种中心，但武汉泰然实际支付了6380万元。
而育种中心出具虚假证明称已收到1.81亿余元，以帮助武汉泰然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一年后，湖北省财政厅获知育种中心转让国有土地后，向湖北省政府反映此事未按规定报请财政厅审批。
湖北省政府批示农业厅整改。
对此，陈柏槐要求农业厅相关部门研究“应对之策”，但实际上并未实质性整改。
另外，育种中心还有240亩存量剩余土地。
2007年，陈柏槐又介绍朋友段昕与南湖开发办商议，约定以每亩8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2011年，该公司以挂牌底价获得86.47亩土地的使用权。
操作模式与前述地块类似。
“集体研究”的追责界定案发后，国土部门认定涉案土地挂牌交易违规，共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其中，武汉泰然获得的涉案土地经评估价为10.65亿余元，仅此就造成国家损失5.42亿余元。
与滥用职权伴随的多有受贿行为。
司法文书称，陈柏槐为深圳泰然取得国有划拨土地和合作开发南湖玫瑰湾等事项提供帮助，2005年7月至2008年底，陈柏槐先后收受深圳泰然时任负责人马新建等人给予的70万元。
另外，2003年至2013年间，陈柏槐利用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便利，为武汉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213万余元。
此案庭审时，陈柏槐否认指控，并称其在侦查阶段作的供述受到了“逼供、诱供”，请求宣告无罪，因此被称为十八大后首个拒不认罪的落马官员。
陈柏槐辩称，育种中心土地转让的事情系经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决定，还召开厅长办公会议进行“公决”，由全体参会人员签字表示同意，不应由他个人负责。
福州市中院审理认定，湖北省农业厅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批复同意育种中心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用于经营性开发，且农业厅未经审批即批复同意转让国有资产，违规转让协议自始至终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虽然涉案土地后经挂牌交易，但交易过程明显违规。
在违法转让土地中，陈柏槐起了提议、主导和决定性作用。
“虽然经过集体研究，但作为党组书记、厅长、集体会议的主持人，陈柏槐对违法决定造成的后果负有主要和直接的责任。
”对于“集体研究”式的渎职犯罪，如何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这曾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陈柏槐被捕的前一年，“两高”专门对此发布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发言人孙军工称，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或者集体研究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卸责任，此前的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
“这种‘抓小放大’的现象违背了问责机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最高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认为，当前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甚至地方一级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出现危害结果后涉事人员往往以经集体研究为由推卸责任。
一些负责人还刻意假借集体研究掩饰其个人意志。
因此，为明确刑事责任主体，对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可视具体情节决定是否追究刑责或者从轻处罚。
另据《财经》记者梳理的资料显示，自十八大后至2015年1月23日期间，落马的631名主要官员（相关报道见《财经》2015年第8期封面报道“反腐‘砍树救林’”），目前查办的渎职犯罪已赶超贪污类案件。
在已公开的案件中，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府原秘书长白开文，也被指涉嫌利用集体研究的方式，违法决定职权之外的事务，同意开发区内企业产业项目违法用地，被国土部门罚款167万余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
另外，白开文同被指控涉嫌受贿。
可见，“集体研究”形式掩盖下的渎职类犯罪，往往与贪贿犯罪交织在一起，是值得当前重视的一类犯罪。
一审宣判后，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目前未有二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