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2004年第3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32004（总第163期）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General No.163═══════════════════════════════════════════════════════════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钱建状（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

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祐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祐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

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

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关键词：宋室南渡初期；宋词；词风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3-0061-06政局变化对文坛风气的影响，在宋代较为明显与普遍。

而作为宋代政治史上的一次巨变，南渡前后政坛对文坛的影响，尤为显著。

由政宣而南渡，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

绍兴和议以前，是进元祐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词坛的重建，必须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祐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

而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坛实现了合理重组。

至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才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一、南渡初期词坛风气之转变宋室南渡，词坛风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词学观念、风格、主题等各个层面都有所表现。

首先，南渡士人的词学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相对于北宋，南渡时的词论“论者既多，篇什亦富”［1］（P290），《复雅歌词》、《乐府雅词》、《续繵繶说》等词话、词选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北宋。

就内容来说，南渡士人的词话理论色彩更浓，对当代与后世的创作影响更大。

这时的词论，“为正视现实的志在恢复的精神所倾注，对花间、柳永一派词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语壮声宏、发扬蹈厉的苏、辛词*收稿日期：2004-04-01作者简介：钱建状（1971-），男，安徽无为人，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风，则得到了高度的赞扬。

”［1］（P290）在美学风格上强调“举首浩歌”的力量之壮美。

与此同时，词论中“复雅”的呼声更强烈。

“复雅”的本质目的，是“把词的创作与‘诗言志’的儒家传统诗教接榫”。

［2］（P18）北宋时，黄庭坚在《小山词序》曾有所表达，但表达得不明确。

南渡以后，复雅一时曾为风尚。

曾《乐府雅词》以此为标准来编选词作，《碧鸡漫志》以此为标准来评价词人。

其中表达得最明确的是黄大舆和鲖阳居士。

在《复雅歌词》中，作者以《诗・卫风・考繷》“贤者退而穷处”之义比拟苏轼《卜算子》一词，并提出了“骚雅”一词。

建炎三年（1129），黄大舆在《梅苑序》中说：“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或列芳草，今之所记，盖同一揆。

”将词上接屈原的骚体诗。

诗骚传统，在本质上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南渡士人将词与诗骚合流，其目的不仅是要推尊词体，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与扩大词这种文学样式的职能，将宋代文学的淑世精神，由诗歌进而浸染到词中，将词“从自娱娱人的功能转向力图有益于世道人心、道德教化，从内心世界的低徊抒写转向对社会世间的一定关注。

”［2］（P18）这种词学观的变化，就其对创作的影响来说，它对后期骚雅词派的产生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对“词别是一家”的传统词学观的反拨，并最终使创作者从音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力求创作中美与善的统一，其意义是方向性的。

其次，就南渡词人的创作风格而言，其群体风格或趋于豪放，或流于清旷，多为东坡范式所笼罩。

胡寅在《酒边集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在肯定东坡革新词体的意义同时，对芗林居士（向子繾）退江北所作而进江南所作，“步趋苏堂而哜其胾”的词风新变化表示了高度的肯定。

又以四名臣而论，李光、李纲、胡铨“三公多近东坡”［3］（P176），而赵鼎得全居士之词，虽“最为艳发，似晏元献”，但其南渡后的词作往往多“清刚沉至”之作，其第一首南渡词《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作》，陈廷焯评其“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懦夫立志”［4］（P3914），也是近于东坡的。

其余词人如陈与义、朱敦儒、叶梦得、李弥逊等，南渡后学苏的迹象也比较明显。

陈与义无住词“皆绝“语意超绝，可摩坡公之垒”［4］（P484）；朱敦儒南渡以前，词风超旷，已有东坡风似坡仙语”［4］（P484），范，南渡以后，“忧时念乱，忠愤之致”［4］（P185），故一些词作，读后“慷慨激烈，发欲上指”［4］（P3914），“从整个的《樵歌》的风格看来，它是沿着苏轼一个清刚豪放的道路向前发展的”［5］（P354）；叶梦得早岁之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实而华之，能于简淡处，时出雄杰，不减靖节、东坡。

”［3］（P134）李弥逊“其长调多学苏轼，与柳、周纤秾别为一派”。

［3］（P158）由于南渡词风的总体趋变是以东坡为典范而形成的，所以南渡以前不同风格的词人南渡后出现了趋同，而相同风格的词人，因观念的不同，风格上也会出现差异。

如张元繞作于北宋末的词，肩随秦观、周邦彦，词风清丽婉转，与李清照的词风接近而与朱敦儒词风有差异，但南渡以后，芦川词则一变而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与樵歌接近而与易安词风相异。

其根本的原因，则是张元繞、朱敦儒南渡以后对东坡范式有了共同的体认，而李清照对苏轼的“以诗为词”不以为然，故南渡后词风虽有变化，但发展的方向已有不同。

最后，由政宣而南渡，词作的内容与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政宣以来，以大晟词人为代表的在朝士人，助长了词坛的谀颂之风和社会的淫靡世风。

大晟府著名词人万俟雅言曾将自己的词集名为《胜萱丽藻》，按内容来分，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词作的工具性与纯娱乐性特为显著；而因着政治的压迫而不得志或处于废罢居家的词人，他们最高境界的词作，往往着力抒发虽处逆境而仍傲岸、达观放旷的胸怀，纵酒放耽是他们笑傲人世的主要方式。

但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士人，在他们的词作中，缺乏一种文学所应有的尊严与力量，以及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批判精神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见和忧患意识。

南渡初期，士人饱经苦难，终于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6］（P906）的太平梦中惊醒。

词不再是仅供世人享受的一种娱乐形式，也不仅是个人在花草丛中咀嚼、渲泻一己之悲欢的文学。

“自金兵南侵，二帝北狩，江山仅余半壁，繁华尽付流水。

一时慷慨悲歌之士，莫不攘臂激昂，各抱恢复失地之雄心，借展‘直捣黄龙’之素愿。

”［5］（P246）“不平则鸣，于是横放杰出之歌词，宛若天假之，以泄一代英雄抑塞磊落不平之气。

此时外逼于强寇、内误于权奸。

在长短句中所表现之热情，非嫉谗邪之蔽明，即痛仇雠之莫报，苍凉激壮，一振颓风。

”［5］（P246）由词人之词一变而为英雄之词、志士之词。

支撑文学的是创作主体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的热情和由分裂而走向统一的愿望。

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就在于文学的主题由单一而多样，由娱乐而严肃。

在宋金对峙与宋蒙对峙的近百年里，这种变化表现了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辛派词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苏学典范意义在南渡初期的确立“然词风转变之由，一方由时势造成，一方亦有渊源可述。

”［5］（P246）龙榆生所说的“渊源”，主要是指以苏门文人为代表的元祐词风，而“时势”，则偏指南宋之初的宋金对抗与南宋朝廷的积弱不振。

但“时势”只是南渡词风变化的一个方面，左右南渡词坛风气的另一方面，则是自政宣以来的政治格局的变化。

自中唐迄北宋，政治革新主体与文学创新主体的结合，是一种新的趋势。

两者内在的联系决定了文学受政治风气的干扰与左右也是势在必然，而文学、文化之命运往往也因为政局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由大晟词风到南渡词风的变化，正是政局变化影响的重要结果。

徽宗一朝，蔡京长期执政，对元祐党人和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实行全面打击。

崇宁元年（1102）以后，蔡京等立元祐党人碑，对元祐名士进行整肃。

又在实行政治高压的同时，对元祐学术文化实行全面的禁锢。

自崇宁元年迄宣和五年（1123），朝廷屡有诏令焚毁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对教习元祐学术政事者，严加惩戒。

可以说，苏黄等元祐学术文化的典范意义，在徽宗一朝被降低到了最大限度。

但因着政局的变化，靖康以后，特别是高宗一朝，元祐学术文化的影响却被加倍补偿了。

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在应天府即位。

首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

［7］（P117）这则诏书，表明了南宋政府在立国之初政治上坚决倒向元祐旧党一边的决心。

从历史实际看，承北宋末年新旧党争的余波，南宋政府在用人制度上，一方面重北轻南，重用或起用随高宗南渡的北地士人，另一方面则进元祐旧党而退蔡京新党。

人才的进退昭示着新朝廷的政治文化方向。

对于名列党籍的元祐党人和元符上书人，南宋政府不仅将他们彻底平反，而且死者加爵，生者进官。

对于旧党子弟，则推恩录用。

自靖康元年（1126）迄绍兴九年（1139）左右，这类诏书便史不绝书。

从这些诏令大致可见，南宋初在安置元祐党人时，既保持了政策的前后连贯性，又在措施上由个人申请向由政府建立档案统一安排过渡，充分显示了南宋政策拨乱反正的决心。

从结果看，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各卷统计，建炎元年六月以后至绍兴九年，因系元祐党人或元符上书人而被南宋政府推恩的人就有60多人。

考虑史料的散失，被平反的人当远远大于这个数目。

而因为祖父辈或姻亲名列党籍而进官的元祐党人子孙，如秦观之子秦湛、常安民之子常同、黄庭坚之甥徐俯、吕公著之曾孙吕本中等人，记载于史料的例子就更多了。

政事与学术是互为表里的，高宗“最爱元祐”的用人政策，直接对当时的士人心理、文坛风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诗坛上，是江西诗派的崛起；表现在词坛上，则是崇雅黜浮的词学观的深入人心与苏轼词风的重振。

南渡以后，朝野上下，对于北宋末年的所谓“政宣风流”，多所指责。

大晟府作为浮靡世风的代表自然也被看作亡国的不祥之物。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后，徽宗手诏罢大晟府。

建炎、绍兴间，万俟咏、江汉与万俟繟言等人屡为言者所论，以至一直沉沦下层。

他们的文集往往也被时人抛弃。

①但是，苏黄等文章却风靡一时。

孙觌在《西山老文集序》中说：“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学者皆宗黄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