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王充的问孔篇

评介王充的「问孔篇」評介王充的「問孔篇」（一）我進中學之前讀的是私塾，資望最高的一位墊師張老先生，是遜清舉人，高齡八十有二。

他每天給我講解聖賢之書，十來歲的我理解能力有限，談不上什麼領會，只是生吞活剝地強記一些而已。

張老師有一些「舉人級」的好友，偶爾不遠數里，步行而來，一談便是一個下午，這時張老師開心，我也開心。

張老師開心的是：他教慣了「大」學生（科舉考試落第後需要「惡補」的人，年齡通常是卅不足，廿有餘），現已年邁退休，只是難卻家祖父的盛情，來寒舍屈就，教幾個十來歲的毛頭孩子，雖非對牛彈琴，亦不遠矣。

難得有老友來促膝談心，當然高興。

我開心的是：因為有師伯師叔來訪，既可以不必聽講，又可以免除背書，還可以偷聽一些他們談話的內容。

他談聖賢之道，我毫無興趣，他們也談談詩詞聯對和一些文學掌故，我聽得津津有味，充份地分享了他們的快樂。

使我至今印象猶深的是：別看幾位老先生一向是慈祥和藹，談笑風生，但一提到「王充」這個人時，老先生們不約而同地繃緊了臉，深鎖了眉，幾乎是咬牙切齒地集中火力反對此人，抨擊此人。

我當時滿腹疑團，深惑不解：彼王充何許人也？為何使得幾乎是無嗔無欲的老先生們如此大動肝火？某日，張老師在晚餐時用野味過口吃了幾杯米酒，當夜在庭院中納涼時興緻特高，竟向我講述了「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首詩的來龍去脈。

我於是大膽地得寸進尺，向他探聽一下王充其人其事。

誰知老師一聽之下，大為不悅，說王充此人心術不正，對先聖先賢大不敬，你們小孩子何必要知道他；等你們長大時自己看他的書，就會認識他醜惡面孔了。

我現在長大了，也看過王充的「論衡」了，我並不認為王充的心術不正，相反地我卻非常欣賞他的見解。

我很懷念張老師當年對我讀書時的慈祥長者之風，但我現在的想法卻和他的觀念南轅北轍！（二）王充是東漢時會稽人，博覽強識，著有「論衡」八十五篇，蔡邕見此書時，曾嘆為卓越諸子。

據筆者個人的看法，王充文章的長處是：思想週密，邏輯謹嚴，特別是會挑人家的毛病。

在挑毛病時，有些固不免是吹毛求疵，有些則真正搔中癢處，針針見血，痛快淋漓。

王充文章的短處是：修詞欠精鍊，語意多重複。

在說明一番道理時，往往不厭其煩地前後重複好幾遍，這也許對讀者有加深印象的好處，但我認為不足為訓。

東漢時，孔家店已開張多年，生意蒸蒸日上，王充大膽地「問孔」、「刺孟」，除了「意見可取」之外，還得加上一個評語：「勇氣可嘉」。

王充之所以要「問孔」，其原因在該篇首說得很清楚：「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他對於「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的態度表示反對。

換言之，他認為賢聖之言中，自相矛盾之處甚多，後人對之不可盡信。

因此，他要向孔老夫子問上一問，對孟老夫子刺他一刺。

其實，這個「問」字用得並不妥當，他在「問孔篇」中詞鋒凌厲，大大地超出了「問難」的範圍。

字面上是「問」，實質上是「剌」是「反」。

據筆者推測，在孔家店勢力的籠罩之下，王充縱然大膽，對「頭號聖人」總不能不留點情面，此「名問實反」之所由來也。

或曰：王充曾云「材鴻莫過孔子」，又曰「今吾材不逮孔子」，其推崇孔子至矣，何「反」之有？余曰：「不然！」推崇某人之「材」與反對某人之「言行」，二者毫不衝突。

王充所推崇者，孔子之「材」也；所反對者，孔子之部份言行（當然不是孔子的全部言行）也。

我們推崇汪精衛之「材」但反對其漢奸「言行」，這二者並不矛盾。

就文論文，「論衡」中的「刺孟篇」似遠不及「問孔篇」精采。

本文的介紹，只限於後者。

（三）一、富貴與貧賤的問題下面引的是「問孔篇」原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茍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

』當言『去』，不當言『得』。

」「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

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

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

「子適衛，冉子僕。

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

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筆者按，以上數語，可圈可點。

）＊＊＊儒家的「安貧樂道」思想，實在是阻礙進步的原動力。

太史公司馬遷先生思想顯然比較進步，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得很中肯：「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對於那些高談仁義、安貧樂道的人來說，真是一聲當頭棒喝！孔子既說「去食存信」又說「先富後教」，固然是兩相矛盾，叫人無所適從；但就其對後世的影響來說，顯然是前者佔了上風。

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去食存信」的說法，顯然是陳義過高，遠不及法家所說的「衣食足而知榮辱」那樣切合實際。

正因為孔子的說法陳義過高，在實際上窒礙難行，而當年孔家店的勢力籠罩一切，孔子的話語成了大家日常言行的最高準繩，於是硬趕鴨子上架，趕出了許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

大家口頭上清高，既不重商，更不言利，仁義道德，高唱入雲。

但事實上，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造物者所賦予人類的本能需要，遠非一些空洞的教條所能約束。

於是，在太陽照不到的陰暗之處，貪贓枉法，樣樣都來，外國人以發展工商業為致富之源，我國人則以升官為發財之本。

有辦法做官的收紅包不說，最沒有辦法的連垃圾箱上的鐵蓋也要偷（以廢鐵賣錢也）。

「禮義之邦」云乎哉！這種人窮志短、唯利是圖的作風，完全是工商業停滯不前、國家和個人長期貧窮所造成的後果。

為思想界表率的孔子和孟子，他們所標榜的「安貧樂道」、「去食存信」、「何必曰利」、「征商，自此賤丈夫矣」，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或曰：「閣下粗解經濟，僅知歐洲各國之富強，導源於重商主義與工業革命，但此僅四百年前之事，安能以此苛求兩千年前之孔孟乎」？余曰：「不然」！管仲相齊，重商興工，開發沿海魚鹽之利，齊國因之富強，桓公因之稱霸。

孔子後管仲而生，何以見不及此？說到這裏，必須申明一點的是：我絕無反對仁義道德而唯利是圖之意，我的意思是：實行的先後順序不可顛倒。

必須先足衣足食，而後才能談仁義；衣食不周而侈談仁義，非逼人做偽君子不可！二、求仕的問題下面再引一段「問孔篇」的原文：「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而不 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

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

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 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

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

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

（筆者按：以上一段，可圈可點，足見孔子本人言行之不一致。

）「或『權時欲行道也。

』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

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

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

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

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

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

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

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

』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

人之士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

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

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筆者按：王充指出孔子求仕之目的，只在「求食」，不在「行道」，對後世尊孔儒者，狠狠地打了一棒。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

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

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

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我除了同意王充上述的問難之外，個人還有一些感想：孔子一生最得意的著作是「春秋」。

根據儒家的解釋，該書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必須指出的是，所謂「亂臣賊子」，很難下一定義，隨價值判斷之不同而有異。

在中國歷史上，下一朝代的「聖明天子」，一定都是上一朝代的「亂臣賊子」。

單就孔子寫春秋時他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來看，佛肸以中牟畔，公山弗擾以費畔，應該都歸入「亂臣賊子」之列，為什麼孔子竟有意要應他們之「召」呢？難道說：以XX畔而不召孔子的人，便是「亂臣賊子」；以XX畔而召孔子的人，不但不是「亂臣賊子」、反而是「聖明主子」了嗎？孫中山先生有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一語道破了中國兩千年來的積弊所在。

國人之所以熱衷於做官，原因有二：一是做官為唯一致富之源（前文已論及），二是做官為施展抱負唯一之路。

關於第一點原因，孔子本人雖沒有直接提倡，但是孔家店開張以後，必然會產生此一結果。

關於第二點原因，孔孟本人公開倡導，以身作則。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席不暇暖，其目的便是想找一個官兒做做。

到後來竟然人窮志短，饑不擇食，對佛肸、公山弗擾之流竟也寄予希望，還說什麼：「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孟子心直口快，說得更為坦率可愛：「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又說：「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我看應該說得更通俗一點：「士之失位也，猶嬰兒之失母、青年之失情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