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生活世界

莎士比亚的生活世界格林布莱特在书的结尾召唤莎士比亚的平常态（ordinariness），现在看来是有某种意志的平常态——那是一种坚决的意志，既不像骑士那样狂热，也不像文人那样势利，而是如其所然地看待这个世界。

这种平常态贯穿在他的所有人物肖像之中，也是使他在重要诗人中显得独一无二的东西。

一我们为什么阅读莎士比亚评传？最优秀的莎士比亚批评家们早已巧妙地提出了不读评传的理由。

首先是本·琼生。

针对德洛肖特（Droeshout）给这个秃顶、围着皱领、一点也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所作的流行的肖像，本·琼生提出忠告：“读者看的不是他的画像，而是他的书。

”这种忠告至今犹然。

奥登（Auden）坚持认为，艺术家应该是匿名的。

但是奥登恰恰对莎士比亚的爱情生活作出了自信的断言，并以此充实了他的评论。

而琼生自己也老是忍不住聊起莎士比亚这个人：他不会写拉丁文或希腊文，他是个攀附权贵的人，他需要一个编辑。

无论我们看起来多么虔诚，归根结底，我们都笃信生活。

最严厉的形式主义者就是最喧闹的长舌妇。

而如果你去询问一个对集体力量和阶级决定论独有情钟而且笃信不疑的文化研究专家是如何开始接受这些学说的，她就会非常热切的对你讲述她的生活故事。

这个人的生活如此平淡，而他的作品又如此奇特，这一情形使得关于莎士比亚生活和作品之类的书不太可能像一本学院式的著作，而毋宁是表演性质的，是等着学者来跳跃的铁圈，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论证的。

在一大串“生活和作品”之类的著作之后，哈佛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现在又提出了他自己的解读，其标题是个巧妙的双关语：Will in the World（译者按：Will既是“意志”也是莎士比亚的名字“威廉”的缩写形式，而World 既是“世界”也是“世俗”、“世故”的意思）。

格林布莱特的书好得令人吃惊——在我读过的研究作家生活和作品的著作中，它最机智、老练，而又最具有激情。

格林布莱特熟知莎士比亚的生活和时代，不作老生常谈，而是在那些能言善辩的诗句（poetry）所言说的东西和破碎纷乱的生活所提示的东西之间，极其敏锐而又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联系。

作为一个完全后现代的批评家，他知道修辞和技巧的障碍。

但是他没有犯后现代的错误，也并未高估这些障碍。

诗人可能经常写作他们并未体验过的东西，但是他们很少体验那些他们未曾也未必将会写作的东西。

在数十年的传记材料丰富积累的基础之上，格林布莱特自有信心作出明确的断言。

他首先给一五六四年左右，也就是诗人出生前后的斯特拉福德绘制了一幅精细的、澄清谬误的图景。

针对那种对于伊丽莎白文化的老观念，他描绘了一幅处于偏执狂、社会迫害以及突然的、致命的意识形态变革之中的社会肖像。

潜在的危机是宗教信仰。

在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生活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在亨利八世统治之下，从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变成了不稳定的、过渡形态的天主教，在爱德华六世治下经过了一段激进的新教时期，又在玛丽女王的治下恢复到罗马天主教，然后进入了伊丽莎白时代坚强的新教君主政体。

各个教派一旦掌握权力，就着手烧杀、清除前一阶段得势的那些人。

到了莎士比亚的青年时代，身为天主教的牧师就意味着头等死罪。

丰富的民间文化缓减了无休止的宗教内战的恐怖和残酷:五月节和罗宾汉表演、客栈庭院里的道德剧、假日里的奇迹剧等等。

“民间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在暗指的网络和潜在的结构中无处不在，”格林布莱特写道。

对莎士比亚来说，这种民间文化不可避免的跟仪式、历法和古老信仰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就像今天在地中海世界的情形。

在此，格林布莱特确定了前几代学者有所保留的地方:几乎没什么疑问，莎士比亚及其父母、女儿当时都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而他在某种层面上是这种古老信仰的坚决支持者。

他的母亲玛丽·雅顿（Mary Arden）来自一个古老、高贵、热忱的天主教家庭。

他的父亲约翰，一个手套制造商（因此是个工匠，但是他经营贵重物品），是斯特拉福德的一个重要人物，市政府参事和行政官，他跻身于新教统治势力，取消了当地教堂并撤除了偶像和画像——但是同时，他又帮助一个同情天主教的人成为公立学校校长，并且秘密签署了一份天主教的“精神遗嘱”，藏在他家房梁上的椽子里（十八世纪发现了这份依然封存的宗教遗嘱）。

没有迹象可以表明莎士比亚是一个信仰上的还是去教堂的天主教徒。

在伦敦期间，他定期去一个新教教堂。

对他来说，就像对于直至十九世纪的英国人那样，天主教和他们对典礼和戏剧风格的爱好、对于被新教徒禁止的一系列仪式的渴望是联结在一起的。

他所喜爱的是天主教的非信仰部分，而他所恐惧的是新教的清教徒部分。

正是由于讲道是莎士比亚喜爱的消遣，才把他和新教联系起来。

他想象中的中世纪的内容，他在历数乡间花草时的欣喜之情，闪耀在他所有喜剧中的神话故事的光辉，无不萦绕着古老的宗教信仰（按指天主教）及其仪式。

在关于莎士比亚童年时期的那一部分，格林布莱特以《仲夏夜之梦》作为路线图。

这出戏是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极少数没有原型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包含着形成其想象的三个来源:异教徒的民间记忆和仪式的神灵世界；他父亲的由乡村零售商、工匠、裁缝和手套商所构成的世界;在树林里寻欢的年轻情人的世界（它最终使他陷入了一场糟糕的婚姻）。

所有这些莎士比亚都是从他在伦敦结识的那些贵族的安全生活视角来观察的。

除了这些诗意的灵感之外，莎士比亚的世俗野心——使他在二十年里每年都写两部戏剧，并使他成为也许是英国最富有的作家——似乎来自他父亲突然遭受的财务灾难。

一五七七年左右，约翰·莎士比亚开始在市镇会议缺席，然后疯狂出售和抵押他妻子的所有遗产。

尽管他此后又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至他儿子名利双收之后，他也未能收回他的土地和社会地位。

怎么了？格林布莱特推测，这是财务上的霉运、天主教的悖逆和酗酒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社会上的失落感对年轻的威廉来说是压倒一切的。

盛年时期的约翰曾经试图给他的家庭买一个盾徽——这是半合法的，但是对暴发户来说是常有的事——而当他进入低潮，只能让这个申请失效了；看来，这是让小莎士比亚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挫折。

像在青少年时期同样经历了家道中落的查尔斯·狄更斯那样，莎士比亚似乎发誓要竭尽一切来使他自己和家庭脱离贫困的恐惧，以某种方式生活在一个安定的中产阶级环境里。

二格林布莱特根据近来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莎士比亚——按照我们的标准，已经在斯特拉福德公立学校接受了完整的拉丁语和古典文学基础教育——大约在一五八○年左右前往兰开夏，在Hoghton和Hesketh这两个联姻的天主教家庭做家庭教师。

如果确有此事，那么两场重要的相遇也就有了可能。

其一是遇到即将殉教（被绞死并分尸）的耶稣会士埃德蒙·坎皮恩，他当时正藏身于这两个家庭。

如果莎士比亚确实遇到了坎皮恩这位当时最具超凡魅力的天主教徒，那么，他从这场相遇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为了信仰而抛弃生命是极其愚蠢的。

格林布莱特指出，在莎士比亚所描绘的大量人物类型中（包括妓女、巫师、扒手、埃及女王等等），他从来没有对狂热的圣徒、虔诚的空想家表示过任何同情。

另一个联系有点戏剧性。

Hoghton家族供养着一个小小的剧社，而就在隔壁，年轻、显赫的天主教徒费迪南多·斯坦利（Ferdinando Stanley）也供养着一个专业得多的剧团。

我们知道，这个剧团包括了很多将是莎士比亚在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之合作的演员。

如果他确实遇到了这些未来的同事，那么，这就能解释很多东西。

他于一五八二年回到斯特拉福德，很快就迫不得已与一个比他年长、头脑独立、名叫安妮·哈萨维（Anne Hathaway）的姑娘结了婚。

六个月之后，这场婚姻带来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和另一个女儿，此外还带来了终生的不幸。

一五八七年，莎士比亚“遗弃”家庭——这个家庭将是迫使他此后谋求钱财进项的核心——前往伦敦。

倘若我们可以想象他不是一个急着去碰运气的年轻人，而是一个试图重操旧业的有经验的演员，他的“遗弃”或许会让我们感觉好一点。

莎士比亚专注于天主教的仪式，又拒绝怀有天主教徒的生存所要求的狂热，他的这种双重（如果事实上并非两面）态度形成了他的理解力，并使他处于某种恐惧中。

终其一生，他都与当权者保持平衡。

与他同时代的大作家都陷入了当时的重大纷争，本·琼生成了天主教徒，进了监狱，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与新教徒的侦探纠缠不清，简直为此耗尽了生命，而莎士比亚独具一格，避开任何立场，保持自己的深思熟虑，最终得到了艺术上的好处。

莎士比亚的所有悲剧英雄——奥瑟罗、麦克白、李尔王，甚至哈姆雷特——都有足够的勇气，他们所缺少的是审慎和判断。

在勇敢和诡诈之间，莎士比亚总是选择诡诈；而在愚蠢的勇气和机智的怯懦之间，他总是跟那些逃跑者在一起，也就是跟福斯塔夫、而不是跟Hotspur在一起。

他早已在令人同情的程度上，从父亲的例子中，又在令人恐怖的程度上，从天主教殉教者的例子中，看到了缺乏现实主义态度的虔信将会带来什么。

三莎士比亚几乎一夜成名。

他于一五八○年代晚期在伦敦开始工作，而到了一五九○年代初期，他已经跻身于全国最著名的作家之列。

他取得了前人罕有企及的成就，让下等、中等、高等文化修养的人皆大欢喜。

他的名声建立于他的通俗喜剧《错误的喜剧》和《驯悍记》；他在中等阶层中的声誉得自他的历史剧，尤其是现在很少上演的三部与亨利六世的生活有关的戏剧——它们给势利的聪明才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就开始撰写自己的历史剧；他又以《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等优美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在自炫博学者和贵族中赢得了声望。

这是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

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所在的社团在伦敦演艺界举足轻重——它能一次吸引三千名观众到剧院看戏，而当时整个伦敦的人口也不过二十万。

同时，他又是贵族的宠儿；南安普顿伯爵总是给他上千英镑的礼物，那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巨大的成功很快给他树立了众多的对手；而格林布莱特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章就是关于莎士比亚与“大学才子”们，尤其是与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之间的怨恨关系。

广为人知的是，最早把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作家而提到的是格林一五九二年在临终的病榻上的恶毒攻击。

格林是伦敦的作家群体中具有过人魅力的核心，这帮人大都是一五八O年代从牛津和剑桥经过大学教育之后来到伦敦的。

虽说马洛是他们当中最令人难忘的作家，但格林是才子中的才子；尽管他没有什么与其才能相称的作品，这帮作家还是全都对他敬仰有加。

贫病交加、穷困潦倒的格林谴责莎士比亚是“用我们的羽毛美化自己、一步登天的乌鸦”。

他的指控非常明显：这位新人是个剽窃者，骗子手，起先奉承真正的天才然后巧取豪夺的吹牛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