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与修辞的历史关联及现代学科界定

“文法”、“修辞”的历史关联与现代学科界定摘要：古代文法学即文章艺术论，不仅包括字句篇章的锻炼安排艺术，还包括艺术渊源论、接受论以及意境论、格调论、风神论等内容。

经过朱熹、陈骙等人及明清众多文派的推动，文法学逐渐形成了以修辞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与文体学一起成为古代文章学的主体。

由于文法学有关字句篇章之法的内容与现代修辞学重合，“格调”、“意境”、“风神”等形而上层面的内容又与现代语境中的古代文论与文学批评重合，导致文法学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没有自身独立地位的现状。

关键词：文法修辞文法学修辞学The Historical Relevance betweenWriting Techniques and Rhetoric and Their Defines in the modern disciplineAbstract: The theory o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rules in ancient times, namely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 is composed by not only the theories on arranging techniques about words, sections and chapters, but also the theories on origin, acceptanc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literary style. It gradually forms a theoretical system based on rhetoric and becomes the main part of ancient articology together with stylistics with the efforts of Zhu Xi and Chen Kui and the literature schoo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superposi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n writing techniques of content about words, sentences and chapters and rhetoric in modern times, the content of metaphysical level about styl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romantic charm and th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modern context, the theory on writing techniques has no position in modern subject classification.Key words: writing techniques; rhetoric; the theory o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rules; the theory on rhetoric“文法”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与批评术语，指文章的写作方法。

南宋以后，文法学的重要性甚至超越文体学而成为古代文章学的核心内容。

然而，五四以来，文法学不仅失去了它曾经与理学互为表里的显赫地位，更在东西文化交汇的语境中永久的退隐于古典文学话语中。

纵览文法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除了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变迁外，与修辞学长期以来的纠缠不清也是造成其急遽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刘大櫆说“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

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1]（P8-9）这个说法很客观，符合早期人文发展的一般规律。

社会发展早期，辞令训诰等语体流行，人们对于修辞、尤其是有关语辞的理论探讨水平要领先于文法研究。

春秋时讲究行人辞令之美，修辞理论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孔子重视修辞，据《庄子·寓言》记载，孔子说过“鸣而当律，言而当法”，[2](P953)这是较早将言辞与“法”对举成文的范例。

不过，“言而当法”是孔子强调的“慎辞”的一方面，“言”只是自然语言，并非“修辞”；“言而当法”才属修辞。

按现代修辞学的观点，“言而当法”属于消极修辞学。

所以，我们还不能据“言而当法”一语，断言春秋时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修辞与文法分类意识，而只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即“法”的意识萌生伊始便裹挟在修辞理论中。

即便后来有关“《春秋》书法”的专题讨论已经包含具有理论性的文法学内容，而这些内容仍然与修辞学浑然一体，难别彼此，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

[3](P967)随着古文运动的最后成功，到了宋代，文法学的重要性一跃而居修辞学之上。

明人罗万藻说“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家设之，遂以为家。

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别为一界”。

[4](P350)因此，文宗秦汉还是文法唐宋，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修辞与文法的不同的重视程度。

在唐宋古文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朱熹。

朱熹提倡向唐宋古文家学习，尤其提倡学习欧苏文，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

[5](P3309)作家为提高语词的表现力，费心用“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正是我们今天所谓“积极修辞”，朱熹对此却极为不满，批评说：“今人作文，好用字子。

如读《汉书》之类，便去收拾三两个字。

洪迈又较过人，亦但逐三两行文字笔势之类好者读看。

因论南丰尚解使一二字，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

”[5](P3322)所谓“好用字子”就是他说的“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

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这种修辞倾向。

[5](P3318)“平易”是欧苏文章的一大优点，而“圣人之言，坦易明白”，[5](P3318)“坦易”则无须在修辞上下大力气，“明白”则要求文章篇章完整、层次清晰、纲举目张，也就是说，文章要法度严谨。

因此，与圣人之言一样“平易说道理”的欧、苏等古文家就成了朱熹心目中的“文章正统”，“杰然自为一代之文”。

[6](P300)而以著述体为主、讲究修辞的先秦两汉文就不值得效法：问：《史记》如何？曰：《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

问：后山学《史记》。

曰：后山文字极有法度，几于太法度了。

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

又曰：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

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

[5](P3320-3321)在朱熹看来，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根本没有法度可言，后人文章的好处由学习唐宋文得来，杂乱无章与段落不清、散漫不拘等缺点，则是学习秦汉文落下的病根。

反过来，朱熹不仅盛赞欧苏文“有纲领”、“有布置”、“首尾相应”、“备尽曲折”，甚至还说苏轼“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的文章“里面自有法”，[5](P3322)这样，经过朱熹以及同时的吕祖谦等人的努力，宋文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成为儒林、文苑共识，①文章修辞让位于文法，文法学成为与理学并行不废的显学。

有意思的是，与朱熹、吕祖谦同时而不相能的陈骙则提倡学习秦汉文，但与从修辞入手的洪迈不同，陈骙也标举“文法”。

他不满于仅从秦汉文中摘录字句编纂各类“法语”、“精语”等以备修辞之需，批评说“搜摘古语，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谓大家婢学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7](P8)他要从“文法”入手，以《六经》为源头，从理论高度总结秦汉文的“文法”，明辨后世文法的渊源所自。

其《文则》开篇即批评李翱《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观点，认为《六经》无论是创意还是造言，都存在相通相近的现象；时人认为只有唐宋文才有文法，陈骙则通过事实来说明，即便是提倡“词必己出”的韩愈，其文法也渊源有自。

通过这些切实的工作，陈骙证明秦汉文不仅可学，而且有法可依，文法作为创作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

陈骙对《文则》非常自信，声称“古人之文，其则著矣”，认为它可以“示人以为则”。

[7](P3)然而，陈骙虽然将他总结出的种种规则冠以“文法”的名称，实际上他所揭橥的只是一些修辞规则甚至语法现象，并非作为文学艺术的“文法”，只不过冠以“文法”之名，徒滋淆乱而已。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后人对《文则》不同的评价上看出。

四库馆臣对《文则》的评价不高，说它“徒较量于文之增减，未免逐末而遗本。

又分门别类，颇嫌于太琐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细”，还强作解人的说“然取格法于圣籍，终胜摹机调于后人；其所标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书，亦不必以定法病此书”。

[8](1787)讥其舍本逐末、琐屑拘执并将它看作“定法”，这透露出他们评判《文则》的立场是文法学，若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来评价，则“较量于文之增减”，分门别类的琐细等，不仅不是缺陷，适成其优点。

如当今修辞学界就尊奉《文则》为经典，认为《文则》一书是中国古代修辞学诞生的标志，这种褒贬的不同正根源于不同的学科立场。

修辞与文法的混淆，至《文则》而臻其极。

朱熹之“文法”与陈骙之“文法”的不同显而易见。

纵观先秦至南宋修辞与文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早先包孕于修辞学中的文法学不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涵盖了修辞学的内容。

曾长期滞留南宋的郝经说“自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固至韩、柳、欧、苏氏，作为文章，而有文章之法。

皆以理为辞，而文法自具。

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为百世之师也”，[9](卷二三)原本天然属于修辞范畴的字句锻炼与组织等，也统统被冠上“文法”的总称。

二朱熹与陈骙隐开端绪的文法、修辞之争，在明代中后期秦汉派与唐宋派之间的理论辩难中被激化。

秦汉派将修辞作为其文法论的基石，唐宋派则极力将修辞排出文法学领域。

王廷相在《大复集序》中回顾秦汉派的形成，说：“与北地李献吉为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远模，摈弃积俗，肇开贤藴，一时修辞之士翕然宗之，称曰李何云。

”[10](425)“前七子”反对台阁体末流萎薾熟烂的文风，正以“修辞”为大旗。

在李、何等人看来，修辞就是文学，宋儒兴起后“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的原因就在于文章重义理而不重修辞，[11](P604)背离了“辞事相称”的文学创作原则。

因此，必须用修辞来拯救宋代以后文学之失，取法秦汉，上溯文学本源。

“后七子”领袖李攀龙说：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

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邱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结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