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语境_民族观念与杞人之忧_解读师陀的散文诗集_夏侯杞_李永东

作家与作品孤岛语境、民族观念与杞人之忧※——解读师陀的散文诗集《夏侯杞》李永东内容提要：散文诗集《夏侯杞》是一部自审与独语之作，弥漫着忧愤与纠结的心理情绪，是透视孤岛时期师陀心灵幽微的最佳窗口。

在民族意识与孤岛语境的双重规约下，孤岛知识分子体会到身心被拘囿、被扭曲的心酸，承受着生命被搁置的虚无感和恐惧感，对命运前景深感不安。

这种体验影响到《夏侯杞》的表意方式和话语风格。

《夏侯杞》所渗透的杞人之忧既是师陀式的，也是孤岛式的。

关键词：上海孤岛 师陀 《夏侯杞》 孤岛知识分子一正如《野草》是鲁迅的暗夜低语和心灵独白，是写给自己的，是我们“接近鲁迅个人生命的最好途径，窥见鲁迅灵魂的最好窗口” 1。

系列散文诗《夏侯杞》也是透视师陀心灵幽微的最佳窗口。

五四落潮后，鲁迅因为不愿过多地暴露自己极端黑暗、冷酷的生命体验，选择以梦、象征、隐喻等方式影影绰绰地在《野草》中咀嚼自己的灵魂，而师陀的《夏侯杞》则隐藏着孤岛知识分子的心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项目批准号08XZW014）和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项目批准号SWU0909406）的阶段性成果。

·15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拷问和难言之隐。

师陀在世时并没有出版散文诗集《夏侯杞》，《师陀全集》收录的《夏侯杞》由师陀生前编定，共28篇：《纸花》（1940.10.12）《投机家》（1941.8.23）《作家先生》（1941.8.24）《作家第二章》（1941.8.24）《生命》（1941.8.30）《镜子》（1941.8.30）《笔录》（1941.8.30）《醉语》（1941.8.30）《那本老书》（1945）《天鹅》（1945）《灯下》（1945.9.15）《古柳》（1947）《座右铭》《健全》《童心》《爱》《人性》《惆怅》《卑下的人》《一个自私的人》《善恶》《戒言》《坟》《死》《哀荣》《老营》《笑与泪》《慈善家》。

笔者认为，未标明写作时间的篇章，大致属于孤岛时期的创作。

1985年1月25日，师陀在《跋〈师陀散文选集〉》（最终未出版）一文中指出，《夏侯杞》“各篇之后，凡未注明写成时间的，大都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写出来，并在当时发表过的作品” 2。

师陀在《〈芦焚散文选集〉序言》中也谈到，“《夏侯杞》用康了斋这个笔名，最初陆续发表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就我的记忆讲，《世纪风》的编辑约我写稿是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文汇报》被勒令停刊，其中的大多数应该写成于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 3根据师陀的回忆，大致可以推断未标明写作时间的篇章创作于孤岛时期。

也就是说《夏侯杞》中的绝大部分篇章创作于孤岛时期。

本文主要以这些篇章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师陀孤岛时期的灵魂悸动。

有研究者断定，《夏侯杞》所涉及的生命、爱、童年、家园、人性等与自我密切相关的话题，“与写作的战争年代没有直接的关联” 4。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师陀自述抗战八年“流落洋场，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 5，他的自审和独语不可能与战时孤岛无关。

抗战时期师陀极少明确表述自我，战后也极少叙述他在孤岛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详情。

因此，《夏侯杞》显得弥足珍贵，为我们提供了走进师陀等孤岛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难得途径。

《夏侯杞》主要书写了夏侯杞的独白和自审。

对于“夏侯杞”这个人物，师陀曾作了解释：“夏侯杞是个象征性的名字，就是说他是中国人；而同时我又把他当作一人物来写。

” 6笔者更倾向于把“夏侯杞”当作师陀的代言者，当作作者的化身。

有着同样孤岛生活体验的作家晓歌指出，“康了斋文中常出现一个代表自己的夏侯杞” 7。

借某个特定的虚构人物来审视自我和抒发情志，是孤岛作家散文创作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种形式宜于自相辩证或探索哲理，又能以较为隐晦的彩绘去接触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

到了‘孤岛’时期的后期，迫于形势日趋险恶，文风也相应需要改用曲笔，于是当时一批青年作者都纷纷摹仿起来。

”晓歌笔下的“欧阳子方”，何为的“丁令仪”，徐翊（徐开垒）的“原锦·154·孤岛语境、民族观念与杞人之忧威”，阿湛（王湛贤）的“倪伯祥”，都是借“第三人称的自己”来抒发情怀，成为一时的风尚 8。

师陀和何其芳是这股风尚的引领者。

追索“夏侯杞”这个名字的来源，也可以看出师陀的自况意味。

“夏侯”为大禹后人的姓氏，大禹后裔在夏、商、周三朝曾多次在河南杞县一带封地建国，直至战国初期杞国灭亡。

在此期间，杞国“‘时封时绝’、频繁迁徙、迁都，国无宁日，存亡难保，于史实属罕见。

这在杞国人民的精神上必然造成随时惧怕杞国亡国的心理状态，正如《列子·天瑞》所记载的那样：‘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

’这就是‘杞人忧天’成语的来源。

” 9师陀的老家为河南杞县，杞国和杞人的古老境遇、心态，与蛰居上海孤岛的师陀有着共鸣之处，使得他自喻为杞国后人，借“夏侯杞”之思之感以自况，表达杞人之忧。

与之相应，《夏侯杞》系列作品所署的笔名“康了斋”，带有艰难、失意之感10和揶揄之情。

抗战期间师陀寓居于法租界环龙路（南昌路）花园别墅的一个亭子间里，他把自己的居处称为“饿夫墓”。

他后来谈到：“饿夫墓是孙登的墓”，孙登“生在魏晋之间，逢乱世，所以他期待着和平。

我住在饿夫墓里，也期待和平，期待中国胜利”。

11师陀的记忆与史实有出入，“饿夫墓”是指明末清初志士彭了凡的墓。

乱世之中孙登的隐逸与亡国之时彭了凡“耻食周粟”的气节12是“饿夫墓”的精神指向，师陀当时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借用“饿夫墓”之名，这与他的笔名“师陀”所包含的韬晦之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13。

“夏侯杞”、“康了斋”、“饿夫墓”、“师陀”这几个名称，都与上海孤岛师陀的特殊境遇和自我体认有关，有助于我们揣摩体味《夏侯杞》的创作心态和思想风貌。

二《夏侯杞》弥漫的心理情绪，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忧愤与纠结。

身处国土沦丧、生活维艰的乱世之中，“心怀亡国奴之牢愁”14，孤身一人被“留在这个冷的满目苍凉的世界上”15，夏侯杞（师陀）的忧愤可想而知；一方面憧憬自由和正义，内心涌动着民族的仇恨，渴望担当匹夫之责，另一方面又“苟安危巢，不能真正起步闯革命路”16，权且在上海孤岛度灰色的生涯，心里必然充满纠结。

忧愤与纠结的心理情绪，使得《夏侯杞》成为一部自审与独语之诗。

在血雨腥风、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师陀痛苦地体味到，生活在上海孤岛是不应当的。

孤岛知识分子承受着来自民族共同体的无形压力，意识到热血的中国儿女应当走向前线或后方，参与实际的抗战工作，而不是在孤岛等待“流·15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弹”。

因某些原因，师陀等作家留在了孤岛。

由此，一种来自民族主义的自我审判便不断折磨他们。

国统区和解放区同胞所构成的正义、抗争、牺牲的民族形象，不仅是他们所神往的，也带给了他们强大的精神压力。

在《人性》中，师陀借“朋友”与夏侯杞的对话进行自我拷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在这个糜烂的城里，到处都是暗杀事件的城里，闲散，懒惰，无聊，为了什么？为什么不去工作，却在这里等待流弹？”“苟安”的自我体认如挥不去的梦魇，缠绕着孤岛知识分子的灵魂。

然而，他们不能呐喊，甚至不能痛苦。

《笑与泪》以自言自语的方式，倾诉了夏侯杞有苦难言的痛楚。

尽管“血管里都充满泪了”，夏侯杞从来没有哭过，相反，别人看见他“老是笑”，他是快乐的。

他只能“把泪留在心里，带回家”。

夏侯杞痛苦地自我诘问：“那你算是什么人？你过的这算什么日子？”笔者认为，夏侯杞所说的不拿“自己的痛苦”增加可怜的人们“心上的重量”，其实只是“笑与泪”的表层关系，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意识到苟安于上海租界，情何以堪。

战时民族主义的重量使得他失去了表露痛苦的正当理由，他只能关起门来独自抽泣，咀嚼家国的不幸，经受心灵的煎熬。

借夏侯杞的内心交锋，师陀倾诉了上海孤岛的知识分子保持民族气节、清洁人格的愿望和焦虑。

其愿望，可以部分地看作自我表白的需要。

民族意识共同体压力下的知识分子需要自我表白，上海孤岛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他们承受重负的慎独姿态需要被国统区和解放区（二者代表战时中国的形象主体和话语主体）所知晓，他们惴惴不安于民族立场的将来所带来的无形压力，焦虑由此形成。

孤岛时期师陀的创作反复表达了这种焦虑。

《一个自私的人》在语义交流上设置成老朋友与夏侯杞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师陀的独语。

在“荒凉”的上海孤岛，老朋友“修德慎行”，竭力做“一个正直人”，同时不断反问“可是谁了解我？谁知道我？”老朋友的话透露了孤岛师陀的焦虑——不被了解的焦虑。

题目叫“一个自私的人”，其实包含了师陀的隐衷。

文章在结尾说夏侯杞与老朋友的这些对话是十年以前的话，十年之后又重复了一遍。

对之，我们可以当作障眼法来看。

即使师陀玩的不是障眼法，同样的话在十年前与在孤岛时期也具有不同含义，十年前可以理解为革命者与大众的隔膜，孤岛时期则隐藏着师陀担心不为将来具有审判权力的人所了解而生的焦虑，这些话因而有着“诉衷情”的意味。

孤岛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尴尬和落寞的，尤其是未被纳入政党和抗战团体的知识分子。

是否归属团体组织，对于上海租界的知识分子来说，一直显得至关重要。

团体组织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扩张和文学资源的分配，还意味着话语权力的垄断和分享，团体组织甚至掌握着裁定正义、进步和文学价值的尚方宝剑。

茅盾1928年的颓废与脱离政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借笔下的人物章秋柳倾诉了·156·孤岛语境、民族观念与杞人之忧自己的苦衷：“完了，我再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纳入有组织的模子里去了；我只能跟着我的热烈的冲动，跟着魔鬼跑！”17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意识到：“尽蹲在上海，又不能同什么团体发生特别关系，又不能做别的事，各方面感情越来越坏，门路越来越窄，到某一天害一场病，就真非倒下不可。

”18师陀在北平时是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成员，而在上海租界，单身的他“斗室一塌，枯处数载，如居饿夫墓中，日常过从者不过三四人”19。

卞之琳、巴金先后离开上海后，他显得更加落寞。

可以说，师陀在上海租界基本上游离于团体之外。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之后，师陀的一份固定工作是在苏联上海广播电台当文学编辑，时间从1940年至1947年。

这份工作谈不上光荣与否，电台广播的内容“只能是灰色的”20，电台在孤岛上海能够存在，也是因日本和苏联签订过互不侵犯的协定。

师陀曾感慨“天下虽大，无以善活”。

21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师陀后来反复解释为什么放弃笔名“芦焚”改用笔名“师陀”，这大概是孤岛时期游离政治团体之外所生焦虑的回响吧。

孤岛知识分子既受制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生存无奈，又承受着民族意识与孤岛语境夹缝中身心被拘囿被扭曲的心酸。